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北省博物馆编《高山鼓乘：睡虎地秦墓竹简出土五十周年研究文选》，2025年10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今谨以该书的书影、前言、目次分享于下。　　

　　睡虎地秦简，是1975年12月在云梦睡虎地墓地4号和11号秦墓出土简牍的合称。[1]睡虎地秦简的出土，是中国简牍发现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我国考古学意义上的简牍发现，始于20世纪初的西北地区。其后几十年间，“简牍”几乎等同于西北地区出土的汉晋简牍。20世纪50年代以后，长江中游地区开始发现楚、汉简牍，例如1951-1954年长沙发掘的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等地的楚墓竹简，1965年江陵发掘的望山楚墓竹简，1972-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竹简，1972年云梦大坟头汉墓出土的木牍，1973、1975年江陵凤凰山发掘的汉墓简牍。年代大致介于楚简和西汉简牍之间的秦简牍，却迟迟未能现身。以致在睡虎地秦简发现之初，还曾受到怀疑。作为最先目睹睡虎地秦简并且断定其年代的专业学者，李学勤先生回忆说：
　　记得在我们第一次看到刚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竹简照片时，大家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竹简保存完好，字迹明晰如新，特别是内容的新奇丰富，无不令人惊异。有些学者还打赌，以为从字体看应该属于较晚的汉代。我在一九七六年初到达云梦现场，仔细检视出土器物和全部竹简，才放心确定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梦想不到的秦代简策，其内涵主要是秦律。[2]
　　以此为开端，秦简牍的发现络绎不绝，迄今已成为中国出土简牍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前面所说20世纪50年代以后长江中游地区陆续发现楚、汉简牍，数量都不多。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有竹简312枚，3号墓出有竹简602枚、木牍6枚，是数量最多的两批。睡虎地11号墓出土竹简1155枚（其中《日书》甲种166枚简的正背两面都有书写），数量远远超出长江中游地区先前出土的各批，昭示这个地区发现简牍的潜力。在经过随后多次发现之后，湖南、湖北已与甘肃齐名，三者成为我国出土简牍最多的三个省份。
　　历年出土的西北汉简中，包含少量律令残简。然而像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这样多种律章摘抄，像《效律》这样整章照录，像《法律答问》《封诊式》这样体裁的法律文献，则在先前的简牍中从未见到。这些比较系统的律典篇章，为了解秦国、秦朝的刑罚与司法制度、行政和社会规范，提供了珍贵而丰富的史料。睡虎地秦简的发现震惊中外，主要是因为有这些重要内容。
　　比较系统的律典出土，睡虎地秦简可以说是“导夫先路”。其后陆续出土的有，张家山247号墓出土汉简《二年律令》《奏谳书》（1983），张家山336号墓出土汉简《汉律十六章》《功令》（1985），睡虎地77号墓出土汉简律典（2006），胡家草场12号墓出土汉简律令（2018）,以及2007年底岳麓书院入藏的秦简律令。这些律令典章的各别研究和综合考察，可以揭示不同年代的律令面貌以及先后沿革，属于近几十年间出土简牍中最有价值的几类文献中的一类。
　　 
　　睡虎地秦简出土后，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团队高效率进行整理并刊布成果，随即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和密集研究。《文物》1976年6-8期，发表睡虎地11号墓竹简《日书》以外的各种释文。文物出版社1977年出版线装本7册，1978年出版平装本1册。前者刊布11号墓竹简日书以外的全部图版、释文和注释，后者则收录作有修订的释文、注释。文物出版社还在1981年出版墓葬发掘报告，刊布包括11号墓所出日书和4号墓所出木牍在内的全部简牍图版，并配加释文。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云梦秦简研究》，收录18篇论文，并附列整理和研究文献目录80余种。1980年，马先醒先生感慨“秦简已风靡东西两洋，而宝岛无声无息”，[3]在台北组织睡虎地秦简研究班，次年刊出《简牍学报》第10期“秦简研究专号”，包含论文18篇（含译文2篇），睡虎地11号墓竹简日书以外的释文校注。在日本，多位教授相继组织讲读会，如池田温教授在东京大学，池田雄一教授在中央大学，堀敏一教授在明治大学，古贺登教授在早稻田大学，以集体会读的形式，推出译注和论文，并涵育新人。[4]韩国学者通过辗转获得的资料展开研究，1979年，庆北大学金烨教授、首尔大学李成珪教授分别发表最早的韩文研究论文。[5]西方学者的反应非常迅捷。1977-1978年，鲁惟一、夏德安、何四维三位先生在介绍秦简内容的同时，也作有评价和部分翻译。1977年出版的《古代中国》（Early China）第3辑，与夏德安的介绍文章同期，还刊有詹纳尔先生研究睡虎地秦律的论文。[6]
　　堀毅先生曾分年、分国别梳理自睡虎地秦简发现到1987年间的研究文献共576篇，其中中文488种，日文138种，韩文3种，西文8种。他分析说：“1979-1986年，日本平均每年有15篇论文问世；而在中国，论文数目由1979年开始剧增，1981年达到最高峰。1986年以后趋于平静。”[7]不过，后来多批重要的秦简牍和西汉初期简牍陆续刊布，其内容往往可与睡虎地秦简彼此印证、相互发明，持续激发学者们的热情，对睡虎地秦简的探讨以及对秦汉简牍的关联考察，一直处在简牍学和秦汉史研究的前沿位置。以睡虎地秦简为主，以及较多涉及睡虎地秦简的研究论文和著作，大约已达到两千种以上。
　　 
　　2025年初，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北省博物馆三方合作，编纂睡虎地秦简出土五十周年研究文选，借以纪念这一重要的考古发现，并为中外学者在半个世纪中切磋砥砺、持续推进睡虎地秦简研究的学术历程留下一分写照。
　　文集收录66篇论文，皆从已以中文发表的文章中选出，希望观照相关学术领域和不同研究阶段的成果。书名“高山鼓乘”取自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22-23号简的第四栏，简文原作：“虽有高山，鼓而乘之。”秦人踔厉风发的样貌，跃然字面。用作本书的标题，应该是合适的。
　　我们希望选文尽量以先前发表时的样貌呈现。凡内容需要修订者，主要采取两种方式：第一，在不改变原作基本面貌的情况下随文修订，或适当补注说明。二，在文末以“后记”“补记”之类的形式说明。文末附列论文原刊的信息，必要时说明本次收录根据的版本。
　　文选纂集得到各位作者或作者亲属、作者工作单位以及同行的温馨响应和帮助，所有文章都获得了作者或作者亲属的授权。特别应该提出的是，李学勤先生夫人徐维莹女士、饶宗颐基金有限公司和饶宗颐先生女公子饶清芬女士对于文选的工作给予无条件支持。此外，多位同行帮助提供作者联系方式或代为居中沟通。编者感怀于心，由衷地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谢忱。
　　文选的编校，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在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包括文字录入、文本校勘、格式调整等，订正了底本中的一些笔误、疏漏，保障了文集的质量。
　　由于识见所囿和时间有限，文章取舍或有未允之所，编校方面也难免不周和疏误，谨请作者、读者指正、海涵。
　

[1] 一般用“睡虎地秦简”或“睡虎地秦墓竹简”指称11号墓出土的秦简，如季勋：《云梦睡虎地秦简概述》，《文物》1976年第5期；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
[2] 堀毅：《秦汉法制史论考》“李学勤序”，法律出版社1988年。张泽栋、谭春柏、聂浴青：《参加云梦秦墓发掘的几点认识》（《文物》1976年第5期）也说：睡虎地墓葬群发现后，有的同志说这是一些西汉墓。
[3] 马先醒：《睡虎地秦简研究班与其研究专号——〈睡虎地秦简研究专号〉引言》，《简牍学报》第10期“秦简研究专号”，简牍学会1981年。
[4] 马彪：《关于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简牍研究》，《简帛》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5] 尹在硕：《韩国的秦简研究（1979-2008）》，《简帛》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6] 风仪诚、马克：《西文秦代简牍研究概要》，《简帛》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7] 堀毅：《秦汉法制史论考》，法律出版社1988年，第419页；堀毅：《日本的睡虎地秦简研究》，《秦汉史论丛》第4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