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是汉景帝、汉武帝时期著名的文士,以写赋著称,《子虚赋》《上林赋》是他的代表作,同时也代表了汉赋艺术的最高成就,对后世影响深远。但就是这样一位才华出众的大文士,却遭到了后世许多文人的唾骂,原因是司马相如在穷困潦倒之际,通过非正常手段追到了富家女卓文君。 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书·司马相如传》等史料记载,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青少年时期喜欢读书,又学习剑术,家人给他起名叫“犬子”。后来他完成学业,因仰慕战国时期赵国上卿蔺相如的为人,所以把自己的名字也改为“相如”。司马相如有“口吃”的缺陷,但是善于著书写作,他初入仕途时,是在汉景帝身旁任武骑常侍,常常陪侍太子外出狩猎,这样的工作并不符合司马相如的志向,再加上汉景帝不喜欢辞赋,所以他感觉自己没有施展才华的余地。后来梁孝王刘武来朝,司马相如看到跟随梁孝王的文士很多,比如邹阳、枚乘、严忌等人都在其间,这让他羡慕不已,因此便以有病为由辞官去了梁国,从此成为梁孝王的文学侍从之臣。梁孝王让他与其他文士住在一起,这样可相互交流,几年后司马相如创作了《子虚赋》,显示了过人的才华。 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梁孝王刘武逝世后,他的宾客们各自离去,司马相如也回到了成都老家。这时的司马相如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没有维持生计的职业。他有一个好友名叫王吉,此时正在临邛(今四川邛崃)当县令。看到司马相如的生活窘境,王吉便邀请他到临邛发展。到了临邛后,司马相如和县令王吉打起了当地富商卓王孙家女儿的主意,并为此进行了周密的策划:首先通过做秀抬高了司马相如的身价,目的是引起当地富商的注意;其次利用司马相如善于弹琴的特长,让他在卓王孙举办的宴会上展示才艺,目的是赢取卓王孙女儿卓文君的芳心;再次,宴会结束后,司马相如收买了卓文君的侍者通殷勤、表情义。这一系列策划很成功,宴会结束后的当夜,卓文君就随司马相如私奔到了成都。卓王孙得知后非常气愤,并对女儿进行经济制裁。生活的拮据迫使二人又从成都回到了临邛,以便寻求兄弟亲友的帮助,司马相如也卖掉了他的香车宝马,在临邛开了一家酒店。在开酒店之时,司马相如不仅自己和下人们一起刷洗劳作,而且还让卓文君亲自站柜台卖酒。卓王孙得知后又羞又气,为此杜门不出,但卓文君毕竟是他的女儿,再加上亲友的劝谏,最后只得妥协,给了卓文君一百万钱和一百个仆人。得到这些钱财和仆人之后,司马相如和卓文君遂关闭了临邛的酒店又回到了成都,然后买了田宅,过上了富人的生活。 汉武帝即位之后,有一次偶然读到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极为欣赏。但汉武帝以为司马相如是前代的文士,所以感叹自己没能与他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恰巧狗监(主管皇帝的猎狗)杨得意正侍奉在旁边,他向汉武帝说道,这是我同乡之人司马相如写的赋。汉武帝听后大喜,便召见了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向汉武帝表示,《子虚赋》写的只是诸侯间的事情,不值得称道,自己可以专门为皇帝写一篇更好的,因此又作了一篇《上林赋》献给汉武帝。《子虚赋》和《上林赋》虽然不是同一时期作成的,但是构思和内容上具有连贯性,所以二者又合称《天子游猎赋》,整篇赋通过铺叙天子和诸侯的苑囿之大以及游猎的盛况,来委婉地规劝皇帝亲行节俭。这篇赋献上之后,汉武帝很高兴,任命司马相如为郎官。 数年之后,至建元六年(前135),朝廷派遣郎中将唐蒙打通西南至夜郎国(今贵州及其附近地区)的道路,征调了巴郡、蜀郡地区的上千士卒以及上万人的劳工,而且严法苛责,对当地造成很大的震动,因此汉武帝派遣司马相如去责备唐蒙。司马相如专门撰写了《喻巴蜀檄》来安抚当地的百姓,言说唐蒙所为不是皇帝的本意。后来,西夷邛、筰等异族君长,见南夷与汉朝交往后得到了很多赏赐,因此都想归附汉朝,汉武帝就此询问司马相如的意见。司马相如说,这些地区接近蜀郡,道路容易开通,而且秦朝时就设置过郡县予以管理,现在重新恢复价值很大。于是汉武帝任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持节出使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司马相如一行人到达蜀郡时,蜀郡太守及其属官都来迎接,当时的蜀郡人都以司马相如为荣。卓王孙听说后也改变了对女婿的成见,并和临邛一些有名望的人来到司马相如的门下,献上牛肉和美酒一起畅谈,还感叹把女儿嫁给司马相如太晚了,事后又分与了女儿卓文君更多的财物。司马相如这次出使西南夷的功劳很大,邛、筰、厓、駹、斯榆等异族君长都请求向汉朝称臣。于是在这些地区设置了一个都尉官,十多个县,归属于蜀郡管理,并将当地旧有的关隘悉数拆除,边境向西扩展到沫水、若水,向南到达了牂柯,还开通了到达邛都(今四川省西昌市附近)的零关道。司马相如将这些工作报告给汉武帝之后,汉武帝非常高兴。其后,司马相如被人告发出使西南时受贿,因此丢了官职,但一年后又被重新任命为郎官。 司马相如时常跟随汉武帝到长杨宫打猎,当时汉武帝喜欢亲自击杀熊和野猪,并纵马追逐野兽。为此司马相如专门写了《上谏猎书》予以劝止,大意是说,野兽和人类一样,彼此间的性情不相同,突发的事故也很多,天子不应该接近危险之地,其中还引用了谣谚“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来说明道理。这则谣谚的意思是说,家中积累千金的富人不会坐在堂屋的屋檐之下,以免屋瓦掉落被砸而危及生命。这句小小的谚语之中蕴含着大道理,目的是劝说人们珍惜生命。汉武帝听了司马相如的这番谏言后,也认为很有道理。 司马相如患有消渴疾(糖尿病),他为官期间常借病在家闲居,不喜欢与公卿大臣们在一起议论国事,也不贪慕官爵,后来任职过一段时间汉文帝陵园令,因病去职后一直家居茂陵,元狩五年(前118)病逝。司马相如一生著述颇丰,除了以上提及的《子虚赋》《上林赋》《喻巴蜀檄》《上谏猎书》外,还有阐释与西南夷交往意义的《难蜀父老》,哀叹秦朝败亡与秦二世得失的《哀二世赋》,针对汉武帝崇尚神仙之事而作的《大人赋》,以受皇帝冷落嫔妃口吻写成的《长门赋》,模仿战国文士宋玉《登徒子好色赋》而作的《美人赋》,以及临死前专门写给汉武帝的《封禅文》。此外还有《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没有流传下来。 参考资料: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4年版。 (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 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 孙立涛:《先秦两汉琴歌研究述论》,《乐府学》(第二十六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 王凯旋:《汉代谣谚与世风》,《聊城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吕宗力:《略论民间歌谣在汉代的政治作用及相关迷思》,《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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