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秦汉法律形式研究问题

林少平

关于秦汉法律形式研究问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吴先生对“奏当”的解释无误，但不能将“奏当”与“当”简单的等同。“当”是一种审判过程，“奏当”则是其结果。“奏当”是判决意见书，在呈报皇帝审批无意见后，就会成为一种正式的判决书。二、“行事”理解为“判例”基本无误。但论述“行事”时，不可忽视“行事”与“廷”的关系。笔者以为“廷”是指“廷尉”，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判例”都可作为“行事”，而是廷尉所评议的“判例”，才能上升为“行事”，故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称为“廷行事”。三、秦汉法律形式存在差异性，即秦代的法律形式包括律、令、比、行事，汉代的法律形式则是律、令、比三种。这是导致了学者对“比”的认识出现争论的主要原因。实际上，汉代的“比”是包括秦代的“比”和“行事”。徐世虹先生认为秦汉的比分为两种，一种比是司法类推行为。另一种比是则例、故事。陈鸣先生称之为“律令之比”和“决事比”。此二者都是从汉代的“比”来论述问题。四、陈鸣先生称之为“律令之比”和“决事比”，实际上是同一类对象，是秦代的“比”，即“比某律”、“比某令”的意思。《后汉·陈忠传》：“父宠在廷尉，上除汉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宠免，后忠略依宠意，奏上二十三条，为决事比。”此可为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