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殷周制度論、昭王康宮

云间

這是近代以來有關商末周初古史研究的兩個重要結論
當然，結論的驗證，新材料也是很關鍵的
關於周祭，我們習慣性的認識，就是隨著商紂王的滅亡，就煙消雲散了
但實際上還是邏輯上，這樣的想當然的認識，是有極大缺陷的
當然，考古講究一份材料說一份話，也可以理解為沒有材料，我們只能認為周祭是商代晚期的禮
但把所有材料就只是一股腦往這個非完全歸納出來的結論上靠，那就不能說是做了體貼功夫的，學問隨大溜
總歸要不得。最新出土文獻有一篇根據新出銅器銘文探討周祭問題，材料絕對新鮮。
按照浮鵰雙身龍紋紋樣的比對，這個紋飾不會太早到商代晚期，也不會太晚到周代昭王
而且銘文的風格，從視覺感受看，不是能早到商代晚期的那種。
銘文里還有卿事，這就必須要把夨方彝及其銘文給拉出來，一併觀察
一個是雙身龍紋，一個是卿事。按照求取最大公約數這樣一種比較穩妥的思維邏輯。
如果這個新見銅器及其銘文只能是商代晚末，那麼夨方彝就不能晚到昭王，必須年代朝前
同樣，一個朝前了，另一個就沒有朝後拉的可能嗎？這個可能，是完全有可能的。
就如同秦漢，特別是作為上層禮制的周祭，周公一開始就把后稷文武配祀給確定下來了
基點一確定，周祭屬於可以推測得到的互見。從這個角度再來反思殷周制度劇變，恐怕
就不是那麼妥帖了。同理，一些曾經被斷代在商代晚末的銅器及其銘文，
需要重新加以體貼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