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十《四告》初讀

潘灯

简13“阱用中型”，“阱”字，原文隶定作上[歺又]下井，整理者据王子杨先生释“阱”，读“刑”。“刑用中型”，验之前后辞句，很是费解，我们认为，所谓的“阱”，或当读为“讳”。原文与“㕟”的左部所从近似，或即“㕟”之省文。㕟，异体作“𠜐”，同“喟”，或音蒯。蒯，原从艹，㕟声。古音中，喟，物部溪纽；蒯，微部溪纽；讳，微部晓纽 。韵部微物阴入对转，声纽晓溪旁纽。故喟、蒯、讳三字音读相近。若把“刑用中型”读为“讳用中刑”，意即忌用中刑。如此与原辞语境似乎更为贴切。

我来也

潘灯

關于簡12“阱用中型”之句，我們在前面也討論過一些。今拜讀侯瑞華博士論文《楚文字常用字研究》之第9章《楚文字常用字研究與古文字考釋》釋“刈”（P518-528），確信所謂之“阱”，其上部實從“歺”，其字當為“㕟”省，或可讀“貴”。（參陳劍先生《簡談清華簡<四告>的“㕟”字省體》，古文字微刊2020.11.5）結合學者意見，我們認為：原文與師同鼎銘文首字[歺刀井]（之前陳世輝先生釋[列井]，認為是個“列”聲字，讀“厲”，人名）（陳世輝：師同鼎銘文考釋，史學集刊，1984年第1期，P1、2）還有上博九《史蒥問於夫子》簡12末尾“不”字之前疑難字，或為一字之異。三字均從“歺”，其中“井”形，或可作斜勢交叉形。若此，師同鼎首字很可能與“㕟”音有關。典籍中，㕟與喟，喟與嘳，嘳與[㕟耳],貴與饋均可相通。（參《古字通假會典》P487-488）故我們認為，師同鼎前2字可讀“饋畀”，二字是同義連用，均有給予的意思，首字不當視為人名。《史蒥問於夫子》后2字或可讀“喟不……”，結合前辭讀“善哉！臨事而懼，喟不……”，意謂“很好！遇事有畏懼之心，氣不……”，此喟當指氣息，是說遇事要平心靜氣。再回到《四告》之“阱”，我們贊同陳劍先生的觀點，其“阱”應為“㕟”字省體，或可讀“貴”，“貴用中型，以光周民”，以“貴”飾“中型”，“光”飾“周民”，文從字順，比起“阱用中型”，似乎要好理解得多。

我来也

清華十《四誥》簡40 應是从食、又聲的“醢”字，可釋為“醢”，金文“醢”字釋讀、梳理可參李春桃《金文“醢”字小考》文（《青銅器與金文》第2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四告》“醢覓”一詞，若依蔡一峰“覓（昧）”説（《釋古文字“覓”及相關問題考辨》，《文史》2023年第4輯），或可讀為“醢（幽）覓（昧）”。

云间

最近因为看到滁州博物馆的铜鬲
顺带学习了学界关于这个类型青铜器的研究探讨
那就对整个山东半岛临淄一线到鲁东南再到滁州
这一线，有个不算总体的局部宏观认识
滁州这一带地区，是南淮夷。结合三监淮夷徐戎徐偃王
兮甲盘等等，就联想到了四告里的皋陶。周公祭他，
绝对是时代和地缘的需要。因为皋陶是夏后的辅相，
所以用牲的数量，是二。伯禽那篇，根据文辞所述，
最大的可能是鲁的郊天礼。第四篇召虎祭召康公，
也用二牲，召公为辅相，书序古书记得很明白。
君臣之道，仿自夫妇之道，所以曰君奭之奭。
我最近整理去年所作札记，依据孔传，推导出召公
任为大宗伯。因为循环内证，恐怕只有自己信得
现在看到竹书曰先公作宗太室之廷。自己信得，
也足够了

云间

因为四方四时是一个动态的集合体，所以每个王朝他面临的对手绝对
不是只有一个方向，但因为是集合体，所以也就有侧重。
四告虽然是整理者所拟的篇名，但因为竹书各简有连续编号，
所以作为一篇文章，是毫无问题的。文以载道，这篇竹书用四档告文
凑合而成，一定有其文法謀篇的立脚点。周初周公主要面对东夷，
所以告皋陶。而伯禽所告，因为费誓的存在，就要考虑徐夷，
可能是任姓之国。由于荆楚和徐夷淮夷，都是偃姓，
所以这个任姓後面的故事（可能与薛有关），还有待新的史料的发现。
穆王有穆天子传，这是早期丝绸之路的故事。
而召伯虎告北方主，现在琉璃河遗址出了作册奂器，
铭文说太保庸燕，因为奂是受过翰林院训练的，所以
如何更模糊的看待这四个字，也许更好一些。
周人有文王灵台的传说，那召公庸燕呢？是不是也类似。
或者召公庸燕，背后隐含着类似周公伯禽平衡地缘格局的努力。
周公伯禽属于周初，穆王属于后稷文王曾孙，召康公和召伯虎也类似
但召伯虎已经属于西周晚期。这样一个脉络，显示了这篇文本的编成
最早是西周末年或者平王时期，当时就有周边的严重地缘格局变化。
这篇文章就是用来进行王官外交之教的。但不会晚到孔子，
因为诗三百里面收了泮宫，是值得称道的武功德行的胜利。
可见，编辑这个事，孔子其前有，孔子其後有，与孔子同时也有
历史机缘的眷顾，孔子所编胜出。另外四为数之积，历数历数
这篇四告，也是有经学大格局的，但孔子的纵深更大，蕴藉更醇厚。

云间

从尚书孔传的表述，来看曾孙满一告，如果真的是曾孙满的话
那这篇告辞，应该是满为太子之时，如同舜典四门穆穆的伏生大传所云

周秦漢

  拙文《夏廷·虞廷·禪讓：皋陶傳説在兩周古史觀中的轉型》近日在《文史》2026年第1輯刊出，文中涉及《四告》一些字詞的釋義，觀點不一定對，爲了方便學界同仁參閱，現引於下，请大家指正：

    清華簡《四告》載周公稱贊皋陶“氐尹九州，夏用配天”。現存金文中，能配天者皆爲王或天子，皆出自西周晚期銘文[1]。南公乎鐘言天子“配皇天”（《集成》00181）；㝬鐘載“我隹司配皇天”（《集成》00260）；㝬簋載厲王自謂“余……用配皇天”（《集成》04317）。又逑盤中“用配上帝”的主語是“丕顯朕皇高祖單公”，可見“用配”的主語即是能配天者，故“夏用配天”是説能配天者是“夏”，指夏王。“用”是表順承的連詞，而非“以”，更不能增字解訓地理解爲“夏以之（皋陶）配天”。《左傳》哀公元年載少康“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是説恢復以夏族祖先配天的祭祀。《逸周書·武寤》載：“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咸作有續〈績〉，神無不饗。王克配天。”也是言賢臣有功，周王得以配天。故“氐尹九州，夏用配天”是説由於皋陶治理下土九州有功，夏王因而得以在祭祀中配天。皋陶在天上的崇高地位實際上是夏初政治地位的投射。然而，天子死後配天的觀念並不能從甲骨文中得到確證，因此可能是西周才有的觀念。故“夏用配天”反映的是周人對夏代的理解，不能直接視爲夏代觀念。
    ……
    周公稱皋陶爲“天尹”與“司慎”。學者多將“天尹”理解爲“在天上的君長”或“天庭之官長”，認爲表明了皋陶的天神性質。但郭晨暉曾考證西周金文的“天尹”“天君”即“大尹”“大君”；“均爲對生者之稱，未見用於先人”；“不能理解爲‘上天之君長’”；“‘天’字應是‘大’字的特殊寫法，與周人‘天’之觀念並無關係”[2]。本文可再補充一例：清華簡《湯在啻門》記載商湯稱呼小臣爲“天尹”，也是用於稱呼現實活人的例子，此“天尹”之“天”非在天上之義。此外，西周晚期公臣簋甲、乙、丙銘文載“公臣拜稽首，敢揚天尹丕顯休”（《集成》04184—04186），而公臣簋丁銘文作“敢揚天君丕顯休”（《集成》04187），佐證了“天尹”即“天君”。綜上，《四告》“天尹”之稱並非强調皋陶在天上，而當爲“大君”之義，是説歷史上皋陶在夏代擔任現實中的大君長。這與皋陶在《厚父》的夏臣身份並不矛盾，皋陶既是淮夷之君長，又是夏廷之大臣。
    所謂“司慎”又見於《左傳》襄公十一年記盟誓的載書言“或間兹命，司慎、司盟……明神殛之”，杜預稱其爲天神，人間官制似無此職。劉曉晗指出清華簡《參不韋》的“尸疐”可讀爲“尸質”，相當於“司慎（質）”[3]。“尸疐”在簡文中是祭禱對象、天神參不韋之一，亦佐證了司慎的天神性質，故司慎皋陶是在天上監察人間訊訟。

  [1] 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綫裝書局，2008年，第496頁。
  [2] 郭晨暉《略論“射壺”銘文中的“天尹”》，《青銅器與金文》第1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591—597頁。
  [3] 劉曉晗《“司慎”續考》，《簡帛》第26輯，2023年，第17—21頁。

——周秦汉：《夏廷·虞廷·禅让：皋陶传说在两周古史观中的转型》，《文史》2026年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