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札叢

落叶扫秋风

漢硯與吉語

  硯和研子是文房用具中的一套組合器。漢代遣册中將這套器具稱爲“硯”/“研”、“板研”/“板硯”，研即硯，附屬的研磨器則稱爲“子”。出土戰國至西漢早期的硯，多取用天然的石板和石子，外形多不規則。漢代典型硯的形狀有長方形（即“板硯”）和圓形兩種。前者多將長方形的石板和研子嵌入漆木硯盒内，整套硯亦呈長方形；後者多爲石質，一些比較講究的圓形硯板下有三足，上有硯蓋。
  硯主要用於研墨。《急就篇》卷四“筆研籌筭膏火燭”，顔師古注“研，所以研墨也。”一件私人藏家收藏的東漢圓形石硯刻銘内容中有“故作此研，和黑所陳。服者萬年不重”（《阜陽·亳州出土文物文字編》第155頁），由其可知此器自名爲“研”，即“硯”；“黑”疑讀爲“墨”，“和墨”是此器的主要用途；“服者萬年不重”應屬吉語。
  漢人喜吉語，這在硯及研子上有較多的反映，試舉例如下。
  西北大學歷史博物館收藏的一件圓形石硯，徑12.5、高1.9cm，背面刻“常樂”二字（《西北大學歷史博物館藏品集》第92頁）。
  江蘇邗江姚莊西漢晚期墓M101所出板硯（M101：194）的石研子爲方座圓鈕，尺寸不詳，鈕頂面朱漆書“日利千万”（《江蘇邗江姚莊101號西漢墓》。原釋“白和秀”，此從丁唯涵先生釋）。
  河南輝縣路固的一座新莽至東漢初期墓中出土有一件石研子（AM63：4），方座圓鈕，底邊長2.8、高1.2cm，鈕頂面刻“貴富”二字（《輝縣路固》第643頁）。

  河南輝縣路固的一座新莽至東漢初期墓中出土有一件石研子（BM3：3），扁方體，略呈覆斗形，長2.95、寬2.93、高1.4cm，鈕頂面刻“君宜官”三字（《輝縣路固》第643頁）。
  洪流、钟凤文先生在《古硯形制探究》（《文物鑒定與鑒賞》2015年第3期）一文中刊載有一套石板硯，所附研子爲方座圓鈕，底邊長3、高1cm，鈕頂面朱漆書“宜官”二字。
  山東青島土山屯西漢末期劉賜墓出土有一件板硯（M147：29），即隨葬衣物疏中 “板[石+丼]（研）一”所指，其研子呈方座圓鈕，底邊長3、高0.9cm，鈕髹棕色漆，頂面朱漆書“宜官”二字合文（《山東青島土山屯墓群四號封土與墓葬的發掘》第424頁）。

  劉賜墓中所出研子的“宜官”二字作合文書寫，這是比較少見的。輝縣路固AM63：4研子中的“貴富”之“貴”所從的“貝”的末兩筆作卷云狀，具有較好的裝飾效果，而“富”所從之“宀”的起筆兩筆，與“宀”之横筆形成三角形，這與劉賜墓所出研子的“宜官”二字合文所從“宀”之寫法是一致的。宜、官二字均有構件“宀”，“且”與“㠯”形態比較接近，這是二字可以進行合文書寫的先決條件。“宜官”二字作合文書寫的例子在漢墓所出研子中至少還有兩例。
  江蘇儀徵新集國慶前莊西漢晚期墓M10出土有一套石板硯，所附研子呈方底圓鈕，底邊長2.9、高1.1cm，髹黑漆，鈕頂面有朱漆書文字，原釋“鳳”（《儀徵出土漢代漆木器》第10頁）。原釋“鳳”之字應是“宜官”二字合書。
  湖南衡陽市鳳凰山東漢初期墓出土有一件石研子（M6：12），方座圓鈕，底邊長2.5、高0.8cm，鈕頂面飾朱色一周，内有朱漆書文字，原釋“高（膏）”（《湖南衡陽市鳳凰山漢墓發掘簡報》第246頁）。原釋“高（膏）”之字也應是“宜官”二字合書。

  因爲“研子”與“印”的外形比較相仿，在一些材料介紹中，存在部分學者將研子誤認爲是印的情形。如山東濟南魏家莊的一座西漢中晚期墓裏出土有一件“石印章”（M93：5），“覆斗形印體，無紐，印面方形，陰文篆書‘君宜官’三字。印面邊長2.8、通高0.9釐米。”（《濟南市魏家莊漢代墓葬發掘報告》第323頁）。此所謂的“石印章”應是石研子。從形製和内容看，其與輝縣路固BM3：3研子的尺寸相近，所刻文字内容相同。從同出器物的組合關係看，此墓器物分佈圖中，M93：5與M93：4伴出，而M93：4是石硯板，硯板、研子屬成組器物。

  那些製作較爲精細的硯，大概是實用器。在上所舉諸例中，“宜官”、“君宜官”的吉語比較引人注意，其文字書寫設計具有較高的美學價值。單就筆者目力所及的這些研子上的文字内容看，“宜官”佔有較大的比重，這或許與使用硯的群體身份一般較高有關。這些識字、能書的人群，多屬於官僚階層，“宜官”是對他們最好的祝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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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滿城漢墓所出的一件銅鍾

  河北滿城中山王劉勝墓後室裏出土有一件極其精美的銅鍾（M1：5019），口微敞、束頸、鼓腹、高圈足，肩部有鎏金鋪首銜環一對，蓋頂嵌有三個鎏金變形鳳鈕。壺口、圈足上段分别飾鎏金寬帶，肩部、腹部與圈足下段分别飾鎏銀寬帶。頸部、肩部、腹部及蓋頂有鎏金斜方格紋，方格交界處嵌銀乳釘，方格内嵌三角形、菱形等琉璃。蓋口刻“甄氏”二字，外底有不同時間的刻銘：“五斗五升”、“大官”、“今長樂飤官”、“甄氏”，圈足内壁刻“右□重四十斤一兩八朱六□”。全器通高45、口徑14.2、腹徑28.9cm，實測重量11.205公斤，容量爲11.150公升（參《滿城漢墓發掘報告》上册第38—41頁）。此鍾出在劉勝棺側，爲其珍愛之物。


  此器實重11205g，約相當於漢代的44斤，這與所刻自重“卌斤一兩八朱”有一定差距，或許自重標記中的數值不包含蓋在内。漢代有蓋的容器，在記重時，常將身與蓋分别計算，若需要標記整體重量，常使用“并蓋重”＋具體數值來作明確交代。實測容11150ml，約相當於漢代的5斗5升。這與底刻自容容量“五斗五升”基本相符。

  關於此鍾圈足内側的刻銘“右□重四十斤一兩八朱六□”，因拓片較爲模糊，原銘照片又未見公佈，後續圖録或研究涉及此處銘文時，基本都是遵從發掘報告的釋法。原釋文中的“四十”是對刻銘中的“四十”合文“卌”（ ）的徑釋。刻銘中的“卌斤一兩八朱”是對器物重量的説明。漢代常見的銅器記重多具體到“兩”，較少具體到“朱（銖）”，而這件銅鍾的記重具體到“朱（銖）”應是與此器用到了金、銀、琉璃等貴重材質有關。作爲一件重器，有必要弄清記重信息之前的“右□”，之後的“六□”到底説的是什麽。細審拓片，原釋“右”之字作 ，當改釋爲“名”。其下未釋字作 ，當釋爲“甲”。末尾未釋字作 ，當釋爲“年”。因此，這處刻銘當完整釋爲“名甲。重卌斤一兩八朱。六年”。“名甲”是對此器的編號説明，由此可知同批製作的精美銅鍾應有多件，滿城漢墓裏所出的這件只是其中之一。“六年”是此器的鑄造時間，具體所指待考。因此，這處刻銘包含三類重要的信息：編號、重量、鑄造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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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充長之印”印

《沅水下游漢墓》（湖南省常德市文物局等編著，文物出版社，2016年）公佈了1999年發掘的湖南常德南坪原種場土地山漢墓M8（新統一編號爲M2408）的相關資料，此墓出土有一枚銅印（M2408：6），上有墨書文字，原釋爲“□長之印”（第456—457頁）。發掘報告整理者認爲：

   “□長之印”第一字難以準確釋讀，所缺失的“□”若是東漢某縣的縣名——如“充”等，則此印應屬職官印，墓主可能爲東漢武陵郡下充縣之長，但從此墓葬的規格看可能性似乎又很小。所缺失的“□”若是“亭”字，則此墓可能爲東漢縣級機構下某亭的亭長。目前東漢的“亭長之印”極少出土，若如此，則此印極爲珍貴。若“□”和“長”結合起來屬東漢某縣的縣名，則此印應屬官署印。若“□”和“長”結合起來爲墓主的姓名，則此印可能屬墓主私印。因此“□長之印”即可能屬墓主生前擔任的職官印，也可能屬墓主生前爲官的官署印，還可能爲墓主的私印。（第704頁）

  此印印面的照片和摹本分别作：

   

照片上的右上第一字其實還是比較清晰的，整理者提出的第一種可能性——釋“充”，應屬正確釋法。以下列舉漢代“充”字的寫法，比對即可知曉。

   

湖南張家界市古人堤東漢簡10是充縣之長發出的文書封簡，使用之印即爲“充長之印”。其“充”字寫法與本銅印之“充”相同。

   

   此墓中出土用毛筆書寫印文的“充長之印”，顯爲明器官印，意在表明墓主生前的身份是充縣之長。墨書印文保存的這麽好，實屬罕見。目前見到的用毛筆書寫印文之印，有玉質、滑石、木質，而屬印章最大類别的銅印中，之前似未見到用毛筆書寫印文隨葬者。這枚墨書“充長之印”的明器銅印，爲我們理解漢墓出土無字銅印提供了重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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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解常德南坪出土的一件漆器文字

    常德博物館於2010—2011年間發掘了常德武陵區南坪的6座西漢至六朝時期的封土堆，其中三號封土堆爲西漢至新莽時期的長沙國郎中令廖福家族土墩墓群。《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8輯《湖南常德南坪西漢長沙國郎中令廖福家族土墩墓群發掘簡報》介紹廖福家族墓群的發掘簡況，其中提到“D3M14出土了一件帶銘文的漆器殘片”（第124頁），並發表了彩色照片（圖六），但未對文字内容作説明。
    《沅水下游漢墓》詳細公佈了D3M14的相關發掘情況與出土材料（第100—106頁），其中“棺外槨室的西部和北部均有原用於盛裝器物的漆木箱留下的痕跡，殘留的漆皮上留有漆書文字”（第101頁），彩版三三發表有這件殘片的清晰彩色照片，但仍未對文字内容進行説明。

    從照片上可以看出，這處漆書文字實爲用朱漆書寫的仿印章文字。其外畫方形印框，中畫豎界格，文字内容不好辨識。疑文字内容爲“主𡩙（家）之器”四字，讀法順序爲1432，其中家、之、器三字與界欄有共筆現象。“家”字的所從的“宀”上方呈三角形，這與我們在《漢硯與吉語》短札中見到的“富”、“宜官”等字上方的飾筆情形是相似的。“家”字的寫法與“楊主家般”之“家”基本相同（參《長沙發掘報告》圖版七八）。至於1432的印文讀法順序，常見於秦至西漢的璽印和封泥中，在西漢中期之後比較少見。上海博物館收藏有一件西漢晚期的封泥“代郡車令”，可相參看。據發掘報告介紹，這件漆器殘片原屬木箱之上，則“主家之器”是對其所屬木箱的器主説明。“主家”之前未加姓氏，具體所指不明。從這座墓群爲長沙國郎中令廖福家族所有來看，疑“主家之器”木箱或許是來自長沙王王室之贈。

    我們知道，在隨葬明器印上用毛筆書寫印文的現象是比較少見的，用毛筆書寫欽印後的印文現象同樣罕見，D3M14的漆器殘片上的摹印文就是寶貴的材料之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同類現象還見於高臺西漢墓M18，其所出告地書木牘中，甲號木牘上方大書“安都”二字，下端則仿官印墨書“江陵丞印”四字。
（原） （局部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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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張家界市古人堤漢簡釋文校補

  《簡牘學研究》第6—8輯先後發表了張春龍先生、楊先雲女士關於湖南張家界市古人堤漢簡的釋文補正，並附有高清紅外照片，改釋意見大多正確可從，爲我們利用這批材料創造了優良的條件（參看張春龍：《湖南張家界市古人堤漢簡釋文補正》，《簡牘學研究》第6輯，甘肅人民出版社，2016年。張春龍、楊先雲：《湖南張家界市古人堤漢簡釋文補正續（上）》，《簡牘學研究》第7輯，甘肅人民出版社，2018年。張春龍、楊先雲：《湖南張家界市古人堤漢簡釋文補正續（下）》，《簡牘學研究》第8輯，甘肅人民出版社，2019年）。利用這些高清照片，部分釋文或有可商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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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歲”還是“五百歲”？——關於龍生崗東漢墓M43出土陶提筒的墨書文字

  1953年11月發掘的廣州市龍生崗漢墓M43是一座豎穴土坑木槨合葬墓，年代大約在新莽至東漢前期。《考古學報》1957年第1期《廣州市龍生岡43號東漢木槨墓》發表了此墓的發掘簡況。1981年出版的《廣州漢墓》將此墓編號爲M4013，詳細介紹了這座墓的發掘情況和出土材料。此墓出土有豐富的隨葬品，其中一件陶提筒（M4013：戊3），腹中部略收，上腹部有對稱雙耳，桶蓋與身的外壁均施釉，通高27、底徑17cm。陶提筒出土時内盛糧食，《廣州漢墓》説“標本經廣東省糧食作物研究所鑒定：根據其籽粒的形狀、大小與現在栽培的高粱相同，但尚未發現其殘留的内外穎及護穎。”僅根據籽粒的形狀與大小來鑒定其爲“高粱”，似乎證據不足。

陶提筒蓋内有墨書文字，分兩列書“藏酒十石令興壽至三百歲”。發掘簡報和《廣州漢墓》均發表有墨書文字的摹本，但有細微差别，主要集中在“酒”“歲”二字之上。

釋文中的“藏”字，在摹本中未見有艸頭，應是“臧”字，讀爲“藏”，這已爲學者們指出。《廣州漢墓》下册圖版九六刊布了此陶提筒的黑白照片，其中包含桶蓋的内面照，可惜照片分辨率不高，墨書文字不清。

  筆者近來翻閲一些圖録書籍，偶然見到了這處墨書文字的黑白放大照片。這使得重新審視陶提筒蓋内的墨書文字内容成爲可能。目力所及的這三處黑白放大照片分别見於：

    1、廣州博物館編：《廣州歷史文化圖册》，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頁。

    2、林亞傑主編：《廣東歷代書法圖録》，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6頁。

    3、2004年3月1日至14日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廣東歷代書法展覽”圖册第12頁。

三種照片效果差别不大，下選《廣州歷史文化圖册》所刊佈的照片供參看。

壽、長壽、延壽、益壽、昌壽、永壽等與“壽”相關的字詞，在漢代受到廣泛的歡迎。相較於那些“壽萬年”、“延壽萬年”、“延年益壽與天相侍日月同光”、“延壽却病萬年有餘”、“壽如金石”等更誇張的吉語，“令興壽至五百歲”已顯得比較低調和克制。

當然，短文使用的黑白照片是有局限的。期待能見到高清彩色照片，以便讓我們能進一步確認是“三”還是“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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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魏洛陽故城南郊東漢刑徒墓地》出土墓磚釋文校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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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刑徒磚捃存》所收磚铭釋文校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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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背户村出土瓦文補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