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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夏商起始年考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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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21-4-15 13:41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夏商起始年考订》

作者:谭晓斌

西元前2010年,禹成为天子;

西元前1540年,汤灭夏;

西元前1045年,武王灭商。

这是我根据《竹书纪年》中的信息得出的观点。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代的魏国史书,晋武帝时出土于汲郡,这是太史公无法看到的珍贵资料,但是该书未能流传下来,我们现在看到的《今本竹书纪年》已非原书。前辈们从各种文献中搜寻《竹书纪年》的信息,辑佚成书,这就是《古本竹书纪年》。虽然《今本竹书纪年》不是原书,但是史料价值还是很高的。毕竟,该书中也含有许多原书中的信息。当然,这需要我们仔细分析。其实,对待任何资料,都应该是这种态度。

据《史记集解》等文献,《竹书纪年》称“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经过研究,可知“五十七”原本应作“七十五”,在后世传抄的过程中产生了倒文之误,大家可以去看拙文《西周纪年考订》。

周幽王在位十一年,其末年相当于西元前771年,这是已知的。我考订的周武王灭商之年是西元前1045年,《夏商周断代工程》误上一年。武王灭商之年是第一年,到西元前771年就是第二百七十五年。

《史记集解》的作者是南北朝时代南朝刘宋的裴骃,西周275年就是裴骃按照《汲冢纪年》亦即《竹书纪年》中的相关记载,统计出来的。

根据裴骃提供的信息,可知在《竹书纪年》中,夏朝“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矣”、商朝“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

我们由西元前1045年往前推算,便可得汤灭夏之年是西元前1540年、夏朝始于西元前2010年。

《史记•夏本纪》云:

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这一记载取材自《尚书•夏书•胤征》。

《今本竹书纪年》将此事系于仲康五年,作“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胤侯帅师征羲和”。

《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鲁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鲁国太史在发表看法时引用了《夏书》中的话:

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

这段话,我们在《胤征》中可以看到,作“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

仲康是夏朝的第四位天子,我们通过这些信息,可知仲康在位时发生过日食。但是,在《胤征》中,有“惟仲康肇位四海”一语,“肇”是开始的意思,说明此次日食发生在仲康刚即位的时候,不可能发生在仲康五年。

《新唐书•历志》云:

《书》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刘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会也。会,合也。不合则日蚀可知。或以房为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慎疑,宁当以日在之宿为文?近代善历者,推仲康时九月合朔,已在房星北矣。”按,古文“集”与“辑”义同。日月嘉会,而阴阳辑睦,则阳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阴亦含章示冲,以隐其形。若变而相伤,则不辑矣。房者辰之所次,星者所次之名,其揆一也。又《春秋传》“辰在斗柄”、“天策焞焞”、“降娄之初”、“辰尾之末”,君子言之,不以为缪,何独慎疑于房星哉?新历仲康五年癸巳岁九月庚戌朔,日蚀在房二度。炫以《五子之歌》,仲康当是其一,肇位四海, 复修大禹之典,其五年,羲和失职,则王命徂征。虞【廣刂】以为仲康元年,非也。

在《胤征》中,有“乃季秋月朔”一语,说明此次日食发生在九月一日。

所谓“新历仲康五年癸巳岁九月庚戌朔,日蚀在房二度”,这是唐朝的天文学家僧一行在编制《大衍历》时计算出来的,在一行之前,南北朝时代南朝萧梁的太史令虞【廣刂】认为此次日食发生在仲康元年,但是《新唐书》的作者认为虞【廣刂】是错误的,一行是正确的。毫无疑问,《今本竹书纪年》的作者也是这么认为的。

《夏商周断代工程》未能发现这个问题,对日食发生在仲康五年的记载信以为真,认为是发生在西元前2043年10月3日、西元前2019年12月6日、西元前1970年11月5日和西元前1961年10月26日的四次日食中的一次,并且选择了西元前1970年11月5日。

在《今本竹书纪年》中,夏朝的第一位天子禹在位八年、第二位天子启在位十六年、第三位天子太康在位四年。

《太平御览》等文献引《竹书纪年》说,“禹立四十五年”。

《广弘明集》引《陶公年纪》说,“夏禹治九年”,后文又写道,“禹能卑宫菲食,皂帐绨衣而尽力于沟洫。为民治水,于民有功。若皇天辅德,何为天祚不永,治止九年”。

“夏禹治九年”,有的版本作“夏禹治五年”,但是后文的“治止九年”作“止治九年”,可见应以“九”字为是。

《陶公年纪》指的是南北朝时代南朝萧梁的陶弘景所著《帝王年历》,据陶弘景的侄子陶翊在《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中说,该书“起三皇至汲冢竹书为正,检五十家书历异同共撰之也”。

“夏禹治九年”应该也是《竹书纪年》中的信息。

这么看的话,“九年”指的是夏禹在天子之位的年数,而“四十五年”是加上了他在诸侯之位的年数,也就是说,诸侯三十六年、天子九年,共四十五年。

我们由西元前2010年往后推算,可得禹末年是西元前2002年、启元年是西元前2001年。

陶弘景在《真诰》中,引《竹书纪年》说,启“即位三十九年亡,年七十八”。

宋朝的罗泌著有《路史》一书,其子罗苹为该书作注,《路史•后纪》注,“《竹书》启二十九年,年九十八”,这显然是传抄之误。

陶弘景更能看到《竹书纪年》的原貌,启的在位年数,应以“三十九年”为是。

我们由西元前2001年往后推算,可得启末年是西元前1963年、太康元年是西元前1962年。

《路史•后纪》注,“《汲纪年》并穷寒四百七十二年”,这其实是在复述裴骃的话,但是罗苹在写的时候可能出现了笔误或者是在后世的传抄中产生了讹误。

“穷寒”指的是有穷后羿和寒浞,启之后,夏朝经历了太康失国和穷寒相继篡国等变故,所以裴骃说,“《汲冢纪年》曰,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矣”。

《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云: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其二曰:“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厎灭亡。”

其四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绝祀!”

其五曰:“呜呼曷归?予怀之悲。万姓仇予,予将畴依?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弗慎厥德,虽悔可追?”

由此可知,太康只顾享乐,失去了民心,他去“有洛之表”打猎,“十旬弗反”,有穷后羿乘机发动政变,“距于河”,不让他回来,这就是“太康失邦”亦即“太康失国”。

《史记•夏本纪》云:

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太康崩,弟中康立,是为帝中康。

太史公避汉高祖的名讳,将“太康失邦”改称为“太康失国”。

据《水经注》等文献,在《竹书纪年》中,有“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的信息。原书中有关太康的内容,目前只能找到这一点点。

《今本竹书纪年》对太康的记载也是少得可怜:

帝太康

元年癸未,帝即位,居斟寻,畋于洛表,羿入居斟寻。

四年,陟。

虽然相关的记载很少,但是通过太康元年相当于西元前1962年以及可供选择的发生仲康日食的时间,我们已经能判断出太康的在位年数只有一年。

太康外出打猎,过了“十旬”也就是百日不回。回的话,回哪里呢?毫无疑问,回斟寻!

羿篡国是后来的事情,起初是做权臣,挟天子以令诸侯,挟的是哪位天子呢?毫无疑问,是仲康。

太康元年,失去民心的夏天子太康就失国了,羿也在这一年入居斟寻了,然后羿宣布废掉太康的天子之位,改立其弟仲康为新的天子,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可能等到太康驾崩之后,再立仲康。

羿的这种操作也被后世的权臣或窃国大盗们效仿,羿可谓是他们的祖师爷。

仲康日食无疑是发生在西元前1961年10月26日的日食,这一年就是仲康元年。

虞【廣刂】认为仲康日食发生在仲康元年,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夏商周断代工程》误以为仲康日食发生在仲康五年,是发生在西元前1970年11月5日的日食,这就离真相越来越远了。

由于《夏商周断代工程》对《竹书纪年》的使用很不恰当,因此得出了汤灭夏大约在西元前1600年和夏朝大约开始于西元前2070年的观点,明显有误。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

据《晋书•束皙传》,在《竹书纪年》中,“夏年多殷”,但是商朝496年肯定多于夏朝471年啊,况且这两个数字通过我的论述,被证明是可靠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是束皙在计算“夏年”的时候,把禹在诸侯位上的三十六年也累加进去了,如此一来,“夏年”就变成507年,自然是“多殷”了。

(2021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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