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簡《逸商書》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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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簡《逸商書》概論

朱凱港

《尚書·多士》記載周公對殷遺民的誥命云“惟殷先人有冊有典”，這表明在甲骨卜辭之外商人還有典冊文獻。歴周秦兩代，至西漢太史公司馬遷著《殷本紀》時，仍可知商代典冊有《帝誥》《湯征》《女鳩》《女房》《湯誓》《典寶》《夏社》《湯誥》《咸有一德》《明居》《伊訓》《肆命》《徂后》《太甲訓（三篇）》《沃丁》《咸艾》《太戊》《原命》《盤庚（三篇）》《高宗肜日》《訓》（即《高宗之訓》）等“尚書”二十一篇（《史記·殷本紀》）。然而，又歴兩千餘年，時至今日“商書”多已佚失，今餘者僅今文《尚書》中《湯誓》《盤庚（三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五篇。除此之外，今本《逸周書》還有《殷祝》《伊尹朝獻》兩篇。《殷祝》記湯放逐夏桀之事，《伊尹朝獻》記伊尹受湯命安排諸侯進貢之事，因事類相同附在《逸周書·王會》篇之後，因此《殷祝》《伊尹朝獻》兩篇亦是“商書”。那麽傳世“商書”共餘七篇。商朝承夏啓周，創造了燦爛的青銅文明，亦帶給後世王朝深刻的“殷鋻”，然而目前所遺留的卜辭與文獻遠不足以窺其全貌。“商書”多數篇章的佚失是經學史、先秦史上的一大憾事。

這份憾事在今天稍有彌補，清華簡中出現了數篇“商書”。雖然其中部分篇章的創制年代尚需進一步探討，但仍可以爲我們提供學術價值。目前刊發的清華簡“商書”計有：《赤鳩之集湯之屋》《湯在啻門》《湯處於湯丘》《尹至》《尹誥》《殷高宗問於三壽》《傅說之命（上中下）》《厚父》（？）八篇。這八篇引起學界熱烈討論，學者關注較為集中的問題，主要有如下五點：

1、《尹誥》等篇与古文“商書”的關係

清華簡“商書”出版后，部分篇章與古文“商書”相同或相似，再次引起學者們對於古文《尚書》真僞的討論。例如《尹誥》。《尹誥》起始言“惟尹既及湯咸有一德”，部分學者認爲《尹誥》就是早已佚失的《咸有一德》，傳世的古文尚書《咸有一德》爲偽。亦有學者認爲僅憑起始一句無法斷定《尹誥》是早已佚失的《咸有一德》，《尹誥》與《咸有一德》是兩篇文章，或力證古文尚書《咸有一德》爲真，《尹誥》爲偽。另有學者跳出真僞之辯，認爲應考慮到先秦文獻流傳的複雜性，不應用簡單的真偽來看待文獻。又如《說命》。清華簡的標題是《傅說之命》，記載了武丁得傅說的過程以及對他的訓誡。將清華簡《說命》三篇與傳世的古文尚書《說命》三篇對讀，發現兩者在結構、內容、對話形式等方面不合，似乎驗證了古文尚書爲僞的傳統觀點。但同樣將清華簡《說命》與傳世文獻中的《說命》佚文對讀，發現尚有部分佚文無法與之對應，這表明《說命》在流傳過程中版本的複雜性。總體而言，清華簡“商書”的發現使得古文尚書的辨僞工作進一步推進，肯定了前人的成果，讓現代學者對先秦文獻創制、流傳的複雜性有了更多思考。

2、《湯在啻門》等篇的學派歸屬

清華簡“商書”的部分篇章表現出不同的學派思想，引起學者們的討論。例如《湯在啻門》。劉濤認爲《湯在啻門》中表現出的人事觀和宇宙觀具有顯著的道家思想傾向[1]，袁青亦認爲《湯在啻門》與其他黃老學文獻的思想相通,體現了典型的黃老學思維方式[2]，呂廟軍等學者則認爲《湯在啻門》表達了有關早期五行說、黃老道家、儒家等思想，有較爲明顯的思想交融性特徵[3]。又如《殷高宗問於三壽》。李均明、劉成群、向淨卿等學者認爲屬於儒家文獻[4]，袁青認爲《殷高宗問於三壽》具有黃老學獨特的思想特徵，屬黃老學著作[5]，張樹國則認爲該篇是法家變法宣言。[6]《湯在啻門》等篇表現出了不同的學派思想，爲學者研究諸子時代學派的交流與融合提供了新的資料。

3、《尹至》等篇涉及的歷史地理問題

清華簡“商書”部分篇章提到一些地點，引起學者對歷史地理問題的討論。例如《尹至》中的“西邑”，與商部族發祥地相關。商部族發祥地主要有陝西說、山西說、東方說、幽燕說、東北說五種觀點，李玉潔以《尹至》“自西捷西邑”與《呂氏春秋》等傳世史籍相結合，重申了商部族發祥於東方的觀點。[7]又如《湯處於湯丘》中的“湯丘”。《湯處於湯丘》中有“湯丘”一地，沈建華、劉成群等讀爲“唐丘”，認爲在晉南地區；王寧讀爲“商丘”,認爲在今河南商丘；王恩田讀爲“蕩社”,認爲在今陝西涇水以東的始平、三原一帶[8]；熊賢品則將“湯丘”與清華簡《繫年》中的“康丘”相聯係，認爲“‘湯丘’,應當讀爲‘康丘’,也就是清華簡《系年》中的‘庚(康)丘’,其地位於豫北的新鄉到濮陽間的這一片原衛國區域內”[9]。這些地理問題需要結合傳世文獻、出土文獻、考古資料等綜合研究，清華簡“商書”的出現無疑爲這些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新的契機。

4、《赤鳩》等篇章是否屬於書類文獻

在清華簡“商書”中，《赤鳩之集湯之屋》《湯在啻門》等篇是否屬於書類文獻存在爭議。《赤鳩之集湯之屋》因其怪誕曲折的情節被諸多學者定義爲先秦小說，並藉以研究小說源流、文體等問題，然而亦有學者指出“清華簡《赤鵠之集湯之屋》與《尹至》《尹誥》編排在一起而位於兩者之前，這表明《赤鵠之集湯之屋》在清華簡墓主人眼中是《書》一類的文獻。”[10]且“根據竹簡形制、簡背刻畫線、字體及文本內容，清華簡《赤鵠》《尹至》《尹誥》可組成較爲完整的敘事整體，因此不能排除它爲《書》類文獻的可能。”[11]《湯在啻門》《湯處於湯丘》《殷高宗問於三壽》帶有明顯的黃老之學思想傾向，學者們認爲可能屬於子書。《赤鳩之集湯之屋》《湯在啻門》等篇是否屬於書類文獻關鍵在於書類文獻的定義，有學者依據文本內容、體例特點進行判斷，亦有學者從竹簡形制、字體、簡背刻畫線入手進行判斷。從目前的資料來看，先秦文獻的創制、流傳較爲複雜，編選“尚書”者非僅儒家一派，書類文獻的篇目、文體較今人所知的廣泛，今人不宜以今律古。若我們將清華簡《書》類文獻看作爲一個不同於儒家，流傳于楚地的《書》類文獻派別，不若遵從清華簡主人的眼光，將以上數篇歸於書類文獻。

5、《厚父》是否爲“商書”

除上舉清華簡“商書”外，清華簡《書》類篇章中另有部分篇章，是否屬於“商書”存在爭議，如《厚父》篇。馬文增、福田哲之等主張爲商書,郭永秉主張爲夏書,李學勤、趙平安等學者主張爲周書。我們認爲是否屬於“商書”要在確定該篇爲書類文獻的基礎上，看其背景時間是否在商代前後，主要人物是否屬於商族群。是否屬於商族群這一點需要注意，因爲部分書類文獻的發生背景處於朝代鼎革之際，如《湯誓》《牧誓》，《湯誓》的背景在夏末，彼時商人不再遵從夏朝君主領導，但商人亦尚未取代夏朝，《牧誓》背景亦然，但因爲湯屬於反夏之商族群，武王屬於反商之周族群，《湯誓》被歸爲《尚書·商書》，《牧誓》被歸爲《尚書·周書》。同理，學者們將内容爲夏末背景的清華簡《尹至》《尹誥》歸爲“商書”而非“夏書”。《厚父》篇人物不明，是否爲“商書”尚需進一步討論。

總之，現在所知“商書”在《尚書·商書》五篇之外，還有兩個類型：（1）見於今本《逸周書》的《殷祝》《伊尹朝獻》兩篇。（2）見於出土文獻清華簡的《赤鳩之集湯之屋》《湯在啻門》《湯處於湯丘》《尹至》《尹誥》《殷高宗問於三壽》《傅說之命》《厚父》（？）八篇。如此一來，現在見到的“商書”共計十篇。這些“商書” 不見於今文《尚書》，沒有專名，我們可以參考《逸周書》之例爲其命名。《逸周書》原無定名，《呂氏春秋·離俗覽·貴信》篇稱爲《周書》，高誘注:“《周書》,逸書也。”[12]到許慎著《説文解字》時稱引《周書》爲《逸周書》。“逸書”二字對於說明所注《周書》是《尚書·周書》逸篇的性質非常恰當，上舉九篇對於今文《尚書·商書》而言亦是逸篇，援引《逸周書》之例，我們可稱之爲《逸商書》。

《逸商書》不僅豐富了商代史料，有助於解決古文尚書真僞等重大問題，還對我們認識先秦書類文獻的形成與流傳、諸子學説的交流與融合等問題提供了助益。希望通過本文爲《逸商書》“正名”的工作，推動對於商代文獻與商代歷史的研究朝著更為深入遠大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1] 劉濤:《清華簡〈湯在啻門〉所見人事觀和宇宙觀》，《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頁106。

[2] 袁青：《論清華簡〈湯在啻門〉與早期道家》，《宏德學刊》，2023年，頁21。

[3] 呂廟軍：《清華簡〈湯在啻門〉諸子思想交融研究》，《邯鄲學院學報》，2022年，頁5。曾志才：《清華簡所見先秦國家治理思想的多元性——基于〈越公其事〉等五篇的考察》，廈門大學碩士論文，2022年。

[4]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第149頁。劉成群：《清華簡〈殷高宗問於三壽〉“揆中”思想與戰國時代的政治化儒學》，《史學月刊》，2017年。向淨卿：《清華簡〈殷高宗問於三壽〉“揆中”與荀子“禮義之中”——對儒家“中道”傳統的再省思》，《邯鄲學院學報》，2018年。

[5] 袁青：《清華簡〈殷高宗問於三壽〉是儒家著作嗎——兼與李均明等先生商榷》，《學術界》，2017年，頁121。

[6] 張樹國：《出土文獻與屈賦“彭咸”探研》，《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 頁76。

[7]李玉潔：《從〈清華簡·尹至〉質疑“商族源於西方說”》，《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

[8]熊賢品：《〈清華簡(伍)〉“湯丘”即〈系年〉“康丘”說》，《歷史地理》，2017年，頁49。

[9]同上，頁58。

[10] 劉成群：《清華簡〈赤鵠之集湯之屋〉文體性質再探》，《學術論壇》，2016年，頁100。

[11] 劉光勝：《同源異途：清華簡〈書〉類文獻與儒家〈尚書〉系統的學術分野》，《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7年，頁116。

[12] 高誘注:《呂氏春秋》,《諸子集成》,上海:上海書店，1986年,第2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