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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示三王

李学勤：清华简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清华简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  □本报记者  何兰芳    李学勤，著名历史学家，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1996年起担任国家95重点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    问题大家都可以讨论，以后可以慢慢地来研究。《尚书》本身已经被讨论了两千多年，以后还要再讨论。清华简出来后也是一样，我们也不过是又一次发现这个材料。清华简对经史研究意义重大    记者：清华简的发现，是这两年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大家都非常关注。您能谈谈这批竹简对学术发展的意义吗？    李学勤：意义非常大，我想这是没有问题的，它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如果按传统学科来看，这次发现在主体上是经和史的内容。    记者：有没有子学的内容？    李学勤：基本上很少，当然我们还没有看完，有些内容我们还不太知道。过去很重要的几个发现，比如郭店简、上海博物馆简，基本上是以子学内容为主，比如儒家的著作、道家的著作等等。清华简有所不同，是以经、史为主。经里面最主要的是《尚书》，《尚书》也主要与历史有关，它是一种历史文献。所以这次竹简的主要内容按今天的学科划分来说，主要与古代的历史有关。这应该是与墓主有关系，因为随葬的一般是墓主人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们说的《尚书》是广义的，因为也有一部分基本属于《逸周书》。《逸周书》过去认为是《尚书》之余了，也与《尚书》有关，是“书”这一类，广义的《尚书》。我们这个发现特别重要。你知道从西汉以来，一直有今古文之争，核心就在于《尚书》。《今文尚书》、《古文尚书》是今古文之争最主要的问题。《古文尚书》大概是公元前140年前后在曲阜的孔壁发现的，但学术界对此仍有争论。这批竹简后来散失了，到东晋又出来《古文尚书》。这个《古文尚书》现在可以证明是后人编纂的，今天一般称为伪古文。我个人认为倒不一定非要强调它伪，只是后人编纂的，是根据遗闻记录的东西。今天我们发现的是真正的《古文尚书》，和曲阜发现的一样，时间也许比它更早。从文字来看，很可能是在楚地出土的，是楚地公元前300年左右发现的《尚书》，与孟子、庄子的时代差不多。    劝酒乐诗与《乐经》及《诗经》之《蟋蟀》的关系尚不能确定    记者：清华简中被认为是周武王时的劝酒乐诗，现在是否能确定就是《乐经》的篇目，如果能确定，其依据是什么？    李学勤：有这样一篇东西，以后还可能整理出类似的东西，我们也不妨预言。不过就这一篇来说，有些工作还没有做完。还有些部分没有找到，也许就找不到了，但基本上它的轮廓已经有了。至于它与《乐经》有没有关系，我今天还答复不了。秦国以后，六经就变成五经了，《乐经》不存在了，后来只有《乐记》。没有《乐经》，《乐经》到底什么样我们并不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只能说这篇东西和乐有关，因为里边说到饮酒赋诗，你也知道诗三百都是可以弦歌的，本来都可以奏乐的。从乐的角度就是乐，从诗的角度就是诗。所以过去有人说实际上没有《乐经》，因为诗只要把它入乐就是乐了。这个问题也还有争论。我们这一篇东西肯定和乐有关，而且是和乐非常重要的内容有关。我们只能说到这个程度。    记者：据说此篇劝酒乐诗与《诗经》之《蟋蟀》有关系，能谈谈它们的具体关联吗？    李学勤：这一点今天还不能做一个最后的答复。有关系是可以说的，但关系到什么程度还说不好，因为后面的一部分还没有找全。但可以肯定就是那个《蟋蟀》，这是没问题的。这个《蟋蟀》是周公当时所作，这一点和现在的说法完全不同。关于《保训》的疑问需长期探讨    记者：现在也有人提出一些质疑，有学者认为，清华简虽经碳14测定，其年代处于战国中晚期，但从《保训》的内容上看这一点也是有疑问的。另外，您说这批竹简的很多内容基本上是《尚书》的篇章，有学者认为这一点不能完全确定，您如何看待这些质疑？    李学勤：这些问题大家都可以讨论，以后可以慢慢来研究。《尚书》本身，包括《今文尚书》、《古文尚书》，从汉代就一直讨论到现在，已经讨论两千多年了，以后还要再讨论。清华简出来后也是一样，我们也不过是又一次发现这个材料。至于它的性质，就是《尚书》、《逸周书》或者类似的东西。有些内容在先秦的古书中已经引了，比如新出土的楚简里的古书，已经引用了这些材料。现在我们找到完整的材料，这个在时代上应该没有问题。当然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它的时代有一个固定的限制：公元前305±30年，这和我们从古文字学、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从形制、保存情况来看完全一致。这是这个书的下限。至于竹简本身，竹简不一定是埋进去的时候抄写的，它还可能早一点。至于它抄的这个文字——《尚书》本身，它是什么时候写成的，那是需要大家来研究的。比如这个乐诗所记载的事情，武王八年，我们不能说这个简证明，就是武王八年真发生这个事情，可它记载了这个事情。至于这是什么时候记下来的，当时是不是真的发生了，那大家可以讨论，我们所做的就是提供材料。    记者：对于第一篇整理出来的简书《保训》，已经发表了几篇研究文章。我们发现，这几篇研究文章对于《保训》有一些不同的释读，比如在文字上的确定不同。最主要的是对于“中”的解释彼此差异很大，或认为中是一种思想观念、一种理念；或认为是一种行事的准则；或是与诉讼相关的文书；又似乎是一件物品。因此，对于“求中”、“得中”、“追中”的解释也相应地不同。您如何看待这种释读上的差异？面对这些差异，您认为从什么角度解释“中”更合理一些？    李学勤：《保训》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里面说的事情是我们过去所不知道的。比如尧舜的事情，与过去记载的都不一样，大家的理解也一定会不相同。特别是上甲微的故事，这个故事早就被人忘记了，恐怕即使是战国时候的人，也不见得人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山海经》里有，《周易》里也有，好多书里都有。或者是因为发现甲骨文，王国维那时候研究王亥的故事、上甲微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这些事情，甲骨文能证明，这不是很好吗？但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这个故事。《周易》的旅卦里说“丧牛于易”、“丧羊于易”，讲的就是王亥的故事。可对于这个故事，做《象传》的人就不懂，做《象传》的人把这个“易”解释成“容易”的“易”了。《象传》一定是战国时人做的，可见战国的人也不完全知道。所以《保训》中说的这个故事，我们今天看不懂是不稀奇的。     不过实际上你可以想象，它讲的还是有一定道理。不管你如何理解，按照故事说的，上甲微的父亲是被有易人害死了，目的是抢他的牛车、抢他的商品，而这个商品可能和河伯有什么关系。河伯在古书上是有这么一个地方的，就在现在的河套地区，陕西到山西北部这一带，正好与现在河北的易县平行。这事因为传得太久，后来又被神话化了。为什么要讲这一个故事？“中”又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战国时候记载，上甲微是到河伯那里借了兵的，借了兵去打有易，将有易打败，把其国君杀了，报了仇，所以讲的是报仇的故事。这是“中”，不管怎么说，这是符合“中”的事实的。“假中”也就是说，他自己做不到这个事情，这是借来的。“中”也就是“公道”。而舜的“中”则不一样，是治理的方法，也可以叫做公正、中道。就是《中庸》里孔子说的那段话：舜“执两用中”。可见，它讲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政治上要坚持中道；一个方面是军事上也要有个公正、中道，这两方面要配合起来。我们整理出来的竹简是重要文献材料，这些发现将来会长期讨论，里面必然有很多我们一时不能理解甚至多少年都不能理解的东西。王国维1925年在清华讲《尚书》，他说我们对于《尚书》的理解是十之四五，也就是一半都可能达不到。而我们也许只能理解十分之二三。大家研究、大家推测，经典都是这样。清华简内容综述争取年内发表    记者：释读的初步成果是四月底公布的，现在有没有新的进展？比如《保训》的释读有没有新的进展？下一步有没有具体的释读计划？    李学勤：我们还在继续做。我们目前的工作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我们还在继续做保护和整理工作。简是最难保护的一种文物，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做保护工作，包括拍照等等技术性的工作还在进行。另一方面就是继续了解简的内容。我们争取今年之内能发表一个综述，就是概括地介绍清华简中到底有些什么东西。当然这只能是概括的，不是最后的。也许经过整理我们可能说有，或者又没有。这一点要请大家原谅。    至于《保训》，目前没有太多新进展。《保训》的材料我们会在6月的《文物》上发表，到那时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照片，还有对它的初步解释，内容与我们介绍的差不多。因为大家压力很大，我们主要介绍一些东西，最早编出的一些内容给大家看看，其他的还不成熟。但是《保训》的简还缺12个字，其中我们大概可以掌握2—3个，其余的还不知道是什么，我们还在继续找。《保训》将来正式出版时也还会进一步地加以修改、加以讨论，7月底之前就要把它补上。这是我们的希望，不一定能做到。现在我们首先要了解它的整体面貌是什么样，要一部分一部分地整理，只要成熟了我们就会陆续公布。正式的工作成果要体现在我们的整体报告上，争取在清华百年校庆时拿出第一本整理报告，这是我们的希望，能不能做到还不好说。链接    2008年7月，一批由清华大学校友捐赠的竹简入藏清华，被称为“清华简”。专家鉴定及碳14测定其年代为战国中晚期。2009年4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公布了对清华简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在《光明日报》上陆续刊出对于第一篇整理出来的简书《保训》的研究文章，引起学界及公众的热烈讨论。其后，姜广辉在《光明日报》上先后发表两篇文章，直接质疑《保训》乃至整个清华简的真实性，认为不排除竹简造伪的可能性。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7月1日，A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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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阝夜》所见辛公甲与作册逸     李均明　发布时间： 2009-08-17 08:30　来源：光明日报  　　清华简《旨阝夜》述周武王八年征伐黎国获胜后在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仪式的事。简文载直接参与仪式的大臣中,“毕公高为客,召公保奭为夹,周公叔旦为命,辛公甲为位,作册逸为东堂之客,吕上父命为司政,监饮酒。”这六位当即西周开国的主要功臣,周初朝廷的领导核心,其中周公、召公、毕公及太公吕尚(即简文所见“吕上父”) 是儒家推崇的贤臣,诸子书中已多见,本文拟先介绍辛公甲与作册逸的事迹。 　　辛公甲之“甲”为辛公名,字形写作上从虎,下从■,此形字屡见于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包山楚简、郭店楚简及仰天湖楚简等,多处可通“甲”。,如《上海博物馆藏简四·曹沫之陈》:“缮甲利兵,明日将战”、“人之甲不坚,我甲必坚”之“甲”字形与上述清华简同,整理者认为通兵甲之“甲”,甚是,则二字通用当无疑。又《汗简》所见“甲”字写作从虎,从甲;《古文四声韵》引《古论语》“押”字亦写作从虎,从甲;此二字或与上述楚简所见从虎,从■的“甲”字或同源。■字待考。 　　“辛公甲”史籍径称“辛甲”,原为殷商大臣,后不满纣王暴政,投入西伯阵营,《史记·周本纪》:“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集解》引刘向《别录》曰:“辛甲,故殷之臣,事纣。盖七十五谏而不听,去之周,召公与语,贤之,告文王,文王亲自迎之,以为公卿,封长子。”辛甲曾有著作留世,《汉书·艺文志》“道家者流”载“《辛甲》二十九篇。注:纣臣,七十五谏而去,周封之。”后佚失。,马国翰编《玉函山房辑佚书·道家书目》辑《辛甲书》,序云:“《辛甲书》一卷,周辛甲撰。按《春秋左氏传》以为周太史。刘向《别录》以为故殷之臣,事周,七十五谏二不听,去之。周文王以为公卿,封长子。《汉书艺文志·道家》有辛甲二十九篇,《隋唐志》不著录,佚已久。考《左氏春秋》襄四年,传魏絳述其虞人之箴;《韩非子·说林》引其与周公议伐商。盖之语是佚说之仅存者,据辑,並附考,为卷虞箴似《太公金匮·阴谋》所载,武王诸铭其言兵亦略似,班《志》以此书与太公书同入道家,知其非取课虚而叩寂也。” 　　作册逸之“逸”简文写成从爿从兔,此种写法亦屡见于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如《上海博物馆藏简五·三德》:“毋享逸安求利”、“毋逸其身,而多其言”所见,又三体石经《无逸》古文“逸”字的写法皆与清华简同。 　　“作册逸”史籍亦写作“史逸”、“史佚”或“尹佚”,“逸”通“佚”。作册,史官称谓,后称内史,故后人径称“作册逸”为“史逸”。官名“作册”来源甚早,1977年11月甘肃省庆阳县出土殷代玉戈,刻有“作册吾”三字(许俊臣:《甘肃庆阳发现商代玉戈》,《文物》1979年第2期),报告称:“这件玉戈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戈,不论形制、大小、风格,都很相似。戈上字体接近殷墟卜辞第一期(武丁),它的时代也应与之相近。”周初铜器铭文亦屡见“作册”称谓,如《作册卣》铭:“准明保殷成周年,公锡作册细贝。”作册逸参与过武王克商等重大政治、军事行动,《史记·周本纪》:“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策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祗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皇上帝。’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又“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逸周书·克殷解》也有类似的记载:“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集注》引陈逢衡云:“史佚即上文尹逸,以其职司祝卜,故有迁巫之命。”《逸周书汇校集注·世浮解》:“武王降自车,乃俾史佚繇书于天号。”《集注》引潘振云:“徭,册祝之辞也。书,录之也。天号,若云昊天上帝。”从上可知,史载作册逸活动的年代约当周武王前后。《左传·僖公十五年》:“且史佚有言曰:无好祸,无怯乱,无重怨。”杜预注:“史佚,周武王时大史,名佚。佚音逸。”此处杜预或将太史混同于内史。太史位三公,地位当高于居卿位之内史。《汉书·古今人表》“上中仁人”栏列有“史佚”。所居时位与周公、召公同,稍晚于辛公甲。《汉书·艺文志》“墨家者流”载“《尹佚》二篇。注:周臣,在成、康时。”后佚失,《玉函山房辑佚书·墨家书目》辑有《史佚书》,马国翰序云:“《史佚书》一卷,周太史尹佚撰。按《书·洛诰》逸祝册,孔安国、蔡沈传並云:逸,史佚也。陈师凯曰:古字通作逸。《春秋左氏传》僖十五年杜预注:史佚,周武王太史名。襄十四年正义晋语:文王访于辛尹,贾逵以为辛甲、尹佚。《汉书艺文志·墨家·尹佚二篇》注云:周臣,在成康时也。其书隋、唐皆不著录,散亡已久,唯《左传》、《国语》引其言;又《淮南子》引成王问政一节,《说苑》亦引之;又《逸周书》、《史记》载佚册祝,皆其佚文,並据辑录。《大戴礼记·保傅篇》云:’承者,承天子之遗忘也,常立于后,是史佚也。与周公为道,太公为充,召公为弼,同列而总谓之圣。‘则史佚固圣人之流也,其对成王问政云:’使之以时而敬顺之,忠而爱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又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雠也。‘与《论语》’道千乘之国‘章、《孟子》’君之祝臣‘章,意旨复合,而《春秋》内外传所引诸语,亦皆格言大训,不知《班志》何以入其书于墨家之首,意或以墨家者流出于清庙之守,佚为周太史,故探源而定之与?今仍依《班志》,观者勿以墨翟兼爱之流弊並疑此书也。”亦有学者认为“尹佚”即“叔夜”,如《逸周书汇校集注·克殷解》注引陈逢衡云:“《周书·洛诰》逸祝册,此即尹佚也。盖即《论语》八士之叔夜,夜读作液,与佚、逸通。又即尹氏八士之一,特逸未赐氏南宫,故仍曰尹逸;其官则史,故又曰史佚。”又引朱右曾云:“尹逸,疑即八士之叔夜,夜、逸声相近。”可备一说,但《汉书·古今人表》里,“史佚”与“叔夜”同见一表中,又可否定此说。 　　清华简《旨阝夜》所见核心人物中,辛甲与作册逸皆非宗室中人,尤其辛甲这样一位从殷纣阵营投奔过来的人,关键时刻仍受重用,居于高位,不能不说这是清华简《保训》所宣扬的中道政治的具体体现,它使周文武尽可能广泛地建立了灭商的统一战线。 　　（由于本文中的生僻字甚多，故将报载原文图片附后，以供读者参考。不便之处，敬请原谅。——编者）《旨阝夜》所见辛公甲与作册逸（报载原文图片） http://www.gmw.cn/01gmrb/2009-08/17/content_9647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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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清华简 《旨阝夜》所见辛公甲与作册逸 李均明　刊发时间：2009-08-27 08:00:00　光明日报 　　清华简《旨阝夜》述周武王八年征伐黎国获胜后在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仪式的事。简文载直接参与仪式的大臣中,“毕公高为客,召公保奭为夹,周公叔旦为命,辛公甲为位,作册逸为东堂之客,吕上父命为司政,监饮酒。”这六位当即西周开国的主要功臣,周初朝廷的领导核心,其中周公、召公、毕公及太公吕尚(即简文所见“吕上父”) 是儒家推崇的贤臣,诸子书中已多见,本文拟先介绍辛公甲与作册逸的事迹。 　　辛公甲之“甲”为辛公名,字形写作上从虎,下从■,此形字屡见于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包山楚简、郭店楚简及仰天湖楚简等,多处可通“甲”。,如《上海博物馆藏简四·曹沫之陈》:“缮甲利兵,明日将战”、“人之甲不坚,我甲必坚”之“甲”字形与上述清华简同,整理者认为通兵甲之“甲”,甚是,则二字通用当无疑。又《汗简》所见“甲”字写作从虎,从甲;《古文四声韵》引《古论语》“押”字亦写作从虎,从甲;此二字或与上述楚简所见从虎,从■的“甲”字或同源。■字待考。 　　“辛公甲”史籍径称“辛甲”,原为殷商大臣,后不满纣王暴政,投入西伯阵营,《史记·周本纪》:“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集解》引刘向《别录》曰:“辛甲,故殷之臣,事纣。盖七十五谏而不听,去之周,召公与语,贤之,告文王,文王亲自迎之,以为公卿,封长子。”辛甲曾有著作留世,《汉书·艺文志》“道家者流”载“《辛甲》二十九篇。注:纣臣,七十五谏而去,周封之。”后佚失。,马国翰编《玉函山房辑佚书·道家书目》辑《辛甲书》,序云:“《辛甲书》一卷,周辛甲撰。按《春秋左氏传》以为周太史。刘向《别录》以为故殷之臣,事周,七十五谏二不听,去之。周文王以为公卿,封长子。《汉书艺文志·道家》有辛甲二十九篇,《隋唐志》不著录,佚已久。考《左氏春秋》襄四年,传魏絳述其虞人之箴;《韩非子·说林》引其与周公议伐商。盖之语是佚说之仅存者,据辑,並附考,为卷虞箴似《太公金匮·阴谋》所载,武王诸铭其言兵亦略似,班《志》以此书与太公书同入道家,知其非取课虚而叩寂也。” 　　作册逸之“逸”简文写成从爿从兔,此种写法亦屡见于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如《上海博物馆藏简五·三德》:“毋享逸安求利”、“毋逸其身,而多其言”所见,又三体石经《无逸》古文“逸”字的写法皆与清华简同。 　　“作册逸”史籍亦写作“史逸”、“史佚”或“尹佚”,“逸”通“佚”。作册,史官称谓,后称内史,故后人径称“作册逸”为“史逸”。官名“作册”来源甚早,1977年11月甘肃省庆阳县出土殷代玉戈,刻有“作册吾”三字(许俊臣:《甘肃庆阳发现商代玉戈》,《文物》1979年第2期),报告称:“这件玉戈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戈,不论形制、大小、风格,都很相似。戈上字体接近殷墟卜辞第一期(武丁),它的时代也应与之相近。”周初铜器铭文亦屡见“作册”称谓,如《作册卣》铭:“准明保殷成周年,公锡作册细贝。”作册逸参与过武王克商等重大政治、军事行动,《史记·周本纪》:“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策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祗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皇上帝。’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又“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逸周书·克殷解》也有类似的记载:“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集注》引陈逢衡云:“史佚即上文尹逸,以其职司祝卜,故有迁巫之命。”《逸周书汇校集注·世浮解》:“武王降自车,乃俾史佚繇书于天号。”《集注》引潘振云:“徭,册祝之辞也。书,录之也。天号,若云昊天上帝。”从上可知,史载作册逸活动的年代约当周武王前后。《左传·僖公十五年》:“且史佚有言曰:无好祸,无怯乱,无重怨。”杜预注:“史佚,周武王时大史,名佚。佚音逸。”此处杜预或将太史混同于内史。太史位三公,地位当高于居卿位之内史。《汉书·古今人表》“上中仁人”栏列有“史佚”。所居时位与周公、召公同,稍晚于辛公甲。《汉书·艺文志》“墨家者流”载“《尹佚》二篇。注:周臣,在成、康时。”后佚失,《玉函山房辑佚书·墨家书目》辑有《史佚书》,马国翰序云:“《史佚书》一卷,周太史尹佚撰。按《书·洛诰》逸祝册,孔安国、蔡沈传並云:逸,史佚也。陈师凯曰:古字通作逸。《春秋左氏传》僖十五年杜预注:史佚,周武王太史名。襄十四年正义晋语:文王访于辛尹,贾逵以为辛甲、尹佚。《汉书艺文志·墨家·尹佚二篇》注云:周臣,在成康时也。其书隋、唐皆不著录,散亡已久,唯《左传》、《国语》引其言;又《淮南子》引成王问政一节,《说苑》亦引之;又《逸周书》、《史记》载佚册祝,皆其佚文,並据辑录。《大戴礼记·保傅篇》云:’承者,承天子之遗忘也,常立于后,是史佚也。与周公为道,太公为充,召公为弼,同列而总谓之圣。‘则史佚固圣人之流也,其对成王问政云:’使之以时而敬顺之,忠而爱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又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雠也。‘与《论语》’道千乘之国‘章、《孟子》’君之祝臣‘章,意旨复合,而《春秋》内外传所引诸语,亦皆格言大训,不知《班志》何以入其书于墨家之首,意或以墨家者流出于清庙之守,佚为周太史,故探源而定之与?今仍依《班志》,观者勿以墨翟兼爱之流弊並疑此书也。”亦有学者认为“尹佚”即“叔夜”,如《逸周书汇校集注·克殷解》注引陈逢衡云:“《周书·洛诰》逸祝册,此即尹佚也。盖即《论语》八士之叔夜,夜读作液,与佚、逸通。又即尹氏八士之一,特逸未赐氏南宫,故仍曰尹逸;其官则史,故又曰史佚。”又引朱右曾云:“尹逸,疑即八士之叔夜,夜、逸声相近。”可备一说,但《汉书·古今人表》里,“史佚”与“叔夜”同见一表中,又可否定此说。 　　清华简《旨阝夜》所见核心人物中,辛甲与作册逸皆非宗室中人,尤其辛甲这样一位从殷纣阵营投奔过来的人,关键时刻仍受重用,居于高位,不能不说这是清华简《保训》所宣扬的中道政治的具体体现,它使周文武尽可能广泛地建立了灭商的统一战线。 　　（由于本文中的生僻字甚多，故将报载原文图片附后，以供读者参考。不便之处，敬请原谅。——编者）《旨阝夜》所见辛公甲与作册逸（报载原文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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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八年伐耆”刍议 沈建华　刊发时间：2009-09-01 08:00:00　光明日报  　　自汉代以后儒者基本都认同文王戡黎,但到了唐宋时期,几乎所有人都反对文王戡黎,而主张武王戡黎。清华竹简《耆夜》篇的记载,正好支持了武王戡黎的说法。 　　楚简《耆(黎)夜》主要记载:武王征伐耆(黎)国,班师凯旋而归,回到周都,在文王宗庙举行了“饮至”庆功典礼,辅佐武王的重要大臣有周公、毕公、召公、吕尚 父、辛公,他们互相作诗饮酒。 　　第一枚简开头如下: 　　“武王八年征伐旨阝(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太室……” 　　“旨阝”即耆字,为黎国。 　　 《耆夜》地名“旨阝”字,即“耆”字异体,从旨从邑,与卜辞“旨”方国字形同,“旨”地,位于今山西长治县黎城县。 　　楚简“”字,从今从戈,与《说文》字同。由此而知“”字即为“戡”的本字。 　　《尚书·西伯戡黎》所言的“西伯”究竟是文王还是武王?从西汉以来,郑玄、王肃都认为,勘黎的是周文王。《史记·殷本纪》、《周本纪》及《尚书大传》均如此。到了唐代,有不少学者开始质疑,认为《论语》所言:“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戡黎之事直接是对商王朝的挑战。被孔子称为“至德”的文王,不可能做出“称兵天子之畿”征伐举动。到了宋代,胡宏、薛季宣、吕祖谦等均力主武王戡黎。比起其他宋儒凭心而测来说,朱子用历史眼光质疑颇合道理。他认为周是殷的属土臣民,殷之前未必与周交恶,眼看商纣王朝危在旦夕,快要被周人覆灭,迫在眉睫之中,祖尹才大恐不安向纣王警告。朱熹武王戡黎的推论,与《耆夜》简不期相同,可见武王戡黎之说,并非出于偶然。一定有所本。 　　王国维在《周开国年表》案文考证说:“《酒诰》之‘肇我民,惟元祀’,是为文王受命之元祀。武王即位克商,未尝改元。”又曰“《无逸》言‘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谓文王在位之年。《大传》、《史记》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则谓其称王后之年也。”(见周锡山编校《王国维集》第四册页140)。清华《保训》简所言“惟王五十年”,印证了《无逸》:西伯“厥享国五十年盖即位五十年”。由此说明周文王称王时间,应该在即位之初就已称王了,也就是王国维所言的:“文王在位之年”。 　　王国维所说的“武王即位克商,未尝改元。”值得注意。《耆夜》楚简所言:“武王八年征伐耆(黎)”。如果按《尚书大传》、《史记·周本记》记载文王称王后:“七年,而崩”之说的话,那么《耆夜》简谓“武王八年征伐耆(黎)”,可理解为文王死后第二年(即八年),也是武王称位后的头一年。此年出兵戡黎,与文献并不抵牾。 　　接着在武王二年(即文王九年)兵渡盟津,即今河南孟津县。《史记·周本记》记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武王四年(即文王十一年),渡过黄河伐商,向属下臣民作了征伐前的誓师动员,作《泰誓》三篇。《尚书序》曰:“惟十一又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又《史记·周本记》曰:“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武王五年(即文王十三年),克商。 　　从武王即位伐黎,到兵渡盟津,八百诸侯会师克商,历时前后整四年。由此可知武王戡黎是克商的整个军事部署中的第一步,先伐黎,获胜后,再直逼商纣王朝都邑。因此才会有祖尹得知西伯戡黎后,大恐,奔告,发出“讫我殷命”的感叹,这是比较符合当时实际真相的。所以说,历史上的武王戡黎与武王克商,应视为伐商的两个组成部分,两者前后衔接,合乎情理。 　　商代后期周人已经壮大,正如《论语·泰伯》所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而形式上,周仍为商属国。我们从商代卜辞中可以看出不少反映商与周有宗主国与属国关系的材料。卜辞所见“周”被商人册封为“周方”(《合集》6657)、“周侯”(《甲》436)。西周甲骨中,有“册周方伯”(H11:84),说明了周人接受商王室的册封。反之周人也替商人占卜,求商的先祖太甲保佑和祭祀帝乙、先祖成汤(H11:1),这些资料据李学勤分析,“其年代可定为周文王”时期。(《西周甲骨的几点意见》《文物》第九期) 　　西周卜辞记有“衣(殷)王田至于帛。”(H11:3)“帛”地,也见于殷墟卜辞,见《合集》36842片,“帛”与“在高(镐)”同版,说明两地相距不远,属于周人地域。帛虽为周地,商王仍可以来此田猎。许倬云指出:“(西甲)此片卜殷王来帛田猎。也惟有周人服属殷商,商王才能来周地田猎”。(许倬云《西周史》修订本页63)商王除了在周地田猎,还为周地举行求雨祭祀(《合集》30793)。周人臣服商王,必尽臣事君之礼,卜辞有周人向商室贡纳“周入”的记录。(《合集》6649)《诗经·大雅·大明》曰:“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大任有生,生此文王。”文王的母亲是来自商邑之女,周文王与商人是甥舅的亲戚关系,早时还未到“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的交恶程度。 　　当然,商王册封周方的真正目的,是把周方伯视为重要大臣,作为抵御犬戎侵略,保护王室的屏障。《史记·殷本纪》记商纣王封“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竹书纪年》佚文“周克余无之戎,太丁命季历为殷牧师。”记载了武乙之世周王季历伐西落鬼戎之事迹。从武丁卜辞中可以看到,商王对于臣属经常使用的命令词语,同样也用于周人身上,如,“令周”(《合集》4883)“呼周”。如有不顺,商王也使用“扑周”(《合集》6812)、“敦周”(《合集》6782)等镇压手段。到了帝乙时代,西土的周人一方面为商王室与戎狄不断地作战,开始坐大,另一方面也助长了周人“实始翦商”的野心。直至武王戡黎,师渡孟津逼进商朝王邑,如祖尹所预料的那样商便亡了。 　　(本文承蒙李学勤先生指教,在此深表谢意) http://www.gmw.cn/content/2009-09/01/content_9698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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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研究新目：

清華簡保護及研究情況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2009年第9期。
李學勤 ：清華簡整理工作的第一年，《清華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
劉國忠：清華簡《保訓》與周文王事商 ，《清華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
孫飛燕：《蟋蟀》試讀，《清華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
馬  楠： 清華簡《旨阝夜》禮制小札，《清華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
劉成群：清華簡《樂詩》與“西伯戡黎”再探討，《史林》2009年第4期
王鵬程：“清華簡”武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