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语所集刊”：院士文章也不能免审

槛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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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语所集刊”：院士文章也不能免审
    中华读书报   


如果要了解中国现代人文学术的发生、发展，尤其是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不可绕过。该刊创办于1928年，从广州、北平、李庄到南京，历经战乱，未有中辍，1949年以后，在台湾继续出版至今，延续时间如此之长，在中国现当代学术史上极为少见；该刊依托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是陈寅恪、李济等学术大师的重要成果的首发之地，积累了崇高的学术声誉；该刊是中文世界中，极少数收入国际上权威的A＆HCI（艺术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索引）的学术期刊，被国际学界所推重……不过1949年以后，《集刊》移师台湾，内地就很难见到，内地各大图书馆甚至搜罗不到一套完整的《集刊》。中华书局在1987年曾影印出版过1949年以前的《集刊》，但1949年以后的《集刊》，身处内地的学者并不容易看到，也无从利用。日前，中华书局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将1928年到2000年全部200多期集刊所刊文章全部按照现代学术分科，重新编排，影印出版了《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分类汇编》，使内地学界可以方便地使用《集刊》这一学术宝库了。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分类汇编》的出版得到了“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大力支持，尤其当时担任所长的王汎森先生在这一大型出版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为此，我们通过电子邮件对王先生进行了采访。



　　读书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分类汇编》在内地出版，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您对这个出版工程得以顺利实施有什么感想？



　　王汎森：长年以来中国内地许多学者、学术单位都抱怨读不到史语所集刊。一九四九年以前的部分，中华书局翻印过一次，一九四九年以后六十年的《集刊》较难读到。过去购买不方便，还有价钱方面的考虑，对许多想读《集刊》的人是很困扰的。



　　因为史语所是一个将许多学科：历史、考古、古文字、人类学、语言学等合一的研究所，所以《集刊》的文章门类很多。老实说，如果手上没有一本分类目录，是不容易找到自己想要的文章的，而“分类目录”从未有人编过。



　　中华书局提议要印“类编”，将同类文章辑在一起，这当然是方便参阅，同时也使个人有能力就其专业相关的那几册加以购藏，用意良善。



　　我认为将来如果有机会，照《集刊》的原样一期出版一次。



　　读书报：《集刊》在中国人文学界以及国际汉学界享有盛誉，您觉得《集刊》取得巨大成功的经验是什么？



　　王汎森：《集刊》取得成功的原因很多，一时不易说清楚。首先，史语所是中国近代新学术的开山，而《集刊》是它的机关刊物，代表的是这一大群卓越的学者最重要的研究成绩。史语所能不间断地努力超过八十年，几乎每一代都有出色人物，《集刊》存在八十年的时间，在近代中国历史中都是不易见到的。



　　另外，史语所及《集刊》始终与中、外学术界的顶尖学者保持密切联系，这一点在《集刊》中也有所反映。



　　据我亲自参与编务的这些年的观察，《集刊》的作业过程大体上非常严格、非常谨严，参与《集刊》编务的研究同仁常常抱怨在这上面花太多时间。我也提醒大家，史语所除了《集刊》之外，还负责英文的国际知名期刊AsiaMajor，中文的还有《新史学》及《古今论衡》，过去几位同仁还负责《大陆杂志》（后来停刊），所以工作量是很大的。



　　读书报：请介绍一下目前《集刊》的一些情况：《集刊》行政隶属如何？每年出版几期？每期发行量多大？在内地及欧美的订户占多大比例？



　　王汎森：《集刊》行政隶属是史语所的编委会。史语所有一个编委会，负责全所的出版品。史语所的出版品中除了AsiaMajor这个英文刊物、“历史文物陈列馆”的出版品或特殊性出版品外，其他的所内出版物都要到这个编委会来报告、讨论、通过。



　　目前编委会由三群人构成，同仁选出的编委、由主管同仁担任的当然编委、所外专家。



　　《集刊》每期大约印一千本。可能是因为汇兑上的困难，内地没有订户，但有七八十个长期交换的单位，欧美、日本等地有一百个左右的长期订阅或交换的学术单位。学术刊物与畅销书不一样，印量通常不大，发挥影响力也不在一时。



　　读书报：《集刊》采取怎样的评审制度？《集刊》在维持、提高学术质量方面有哪些措施？



　　王汎森：文章收到后，常委会开会推荐一串审查名单，照名单送至少两位审查。如果一正一负，则送第三位。在编委会中，针对每一篇文章还有一位执行编辑，负责通读全文并与审查意见作比较。最后，文章必须经全体编委共识才能印行，有时候甚至还动用投票。



　　这个形式是不是最好，我不敢说。早期我刚进所时，《集刊》似乎是陈槃老先生负责的。槃老在通读每篇文稿之后批下数字“可刊”、“不可刊”或写“读后记”。有时“读后记”太长了，还成为单篇文章发表。槃老年纪很大之后较少到所上班，我有一位同事曾经担任编委会秘书，常常到他家记录他的批示。后来似乎也有同仁中某院士为了审查意见太过严苛，要求院士的文章免审，但是这个提议或者没有通过、或者通过之后只实行了一段时间，最后是一律要审、一律公平。某任所长的文章就在他任内被退，我也曾撤过稿。



　　此外，编辑作业过程也非常严。现在编委会的工作人员真是“心细如发”，我不时碰到有人抱怨他们太过挑剔，但是也有人大感佩服。



　　读书报：历史上，《集刊》曾有一期刊用一个作者多篇文章，乃至由一个作者“包圆儿”，于是出现“陈寅恪专号”、“王叔珉专号”的情形，这在当今的期刊界是不可想象的。



　　王汎森：《集刊》早期确实有一期里面多篇陈寅恪先生文章的情形，我粗算了一下，陈先生在《集刊》发表过六十几篇文章。近几十年来在台湾的学术期刊变化很大，这种情形已经不可能了。



　　事实上如果仔细观察一下二十世纪初叶几个重要汉学刊物上，都有“一人通包”的现象。我印象中伯希和刊于《通报》上的大、小文章恐怕有几百篇，高本汉在他自己办的《远东博物馆年刊》上的文章有六十多篇，据他的学生马悦然在《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书中统计，共达三千五百多页。早期的刊物往往是专人负责，那个刊物“成也由我，败也由我”，个人色彩比较浓，有时候虽然不尽严谨，但通常比较能见精神。这种情形完全不可能再出现，而且这是全世界共同的现象。



　　近十几年来，台湾的人文及社会科学学报受美国学术刊物及学术指标的影响非常大。现在台湾也建立了两种指标，想要进入这两个指标的刊物，从编委会的组成、论文格式的统一、内外稿的比例……都规定得非常仔细。在这种规范下，恐怕连一期之内出现同一位作者的两篇文章都是不允许的。



　　读书报：目前《集刊》接受稿件的范围是仅限于台湾，还是包括中国内地和国际学界？《集刊》今后和内地学界会不会有更多的合作？



　　王汎森：《集刊》原来具有同仁刊物的性质，早期的作者以史语所同仁为主，近年来则是面向全世界，所以每年收到中国内地的稿件也相当多，国际上的稿件也不少。史语所出版的另外一份世界知名的汉学刊物AsiaMajor使用的语言是英文，所以国际上的学者往往投稿到这个刊物。



　　史语所所长是《集刊》编辑委员会的当然主席，所以六年来我主持过无数次编委会，这个工作是相当繁重的。从这些会议的经验，我注意到许多学界的朋友一看到是为《集刊》审查，会自动把标准提高（我曾经见过一位日本学者写的审查表，在“拒绝刊登”那一栏的上面加注了一行字：“这是《史语所集刊》！”），所以很多成名的学者反而不大敢将文章寄到《集刊》来。我想藉这个机会呼吁，我们的作业一向非常保密，投、退稿皆保密，没有什么面子问题。而且《集刊》连史语所所长的文章都敢退，没有什么颜面的问题，所以欢迎大家来稿。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分为语言文字编、历史编、考古编、文献考订编、思想文化编、民族与社会编等6编，共50册

竹下

我以为，审阅制度确实是从体制上保证了刊物的学术水准，但《集刊》的整体学术水平不应高估！目前，大陆文史哲学术期刊，实力不弱（除开那些令人大倒胃口的所谓理论文章）。原因主要是，第一，台湾的文史哲学术人才匮乏，整体实力不高－－与当年在大陆时不可同日而语，其次是民进党及台独势力的“去中国化”路线，影响了史语所的发展（杜部长曾经还是史语所所长）。第三，眼界不够广泛，研究的面较窄。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重视《集刊》的！

槛外人

内地学者评说“史语所集刊”（转载）
《中华读书报》2009年10月21日

内地学者评说“史语所集刊”

王洪波　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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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与“史语所集刊”

■葛兆光（复旦大学教授、文史研究院院长）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在中国人文学界的地位是公认的。它连续出版了80余年，在中国现代学术期刊中极为少见。它被收入国际上权威的A＆HCI（艺术与人文社会科学
论文索引），表明它得到了国际学界的认可———据我了解，内地还没有任何期刊被A＆HCI所收录。

　　在我看来，“史语所集刊”有三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傅斯年在《集刊》创刊号开宗明义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出“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后来，《集刊》忠实贯彻了傅斯年重视史料、强调科学方法的理念，因此，80余年来，《集刊》重视实证的传统是一以贯之的，上面刊登的基本上都是扎实的文章，而很少空头文章。第二，傅斯年虽然很强调重视史料，但绝不是主张回到乾嘉去，做那种不带有问题意识的纯粹考据。他很重视新材料、新问题、新方法，因此，看这80年的《集刊》，你可以发现，其中很多文章是超越于乾嘉诸老的，提出了新的问题，开拓了新的领域，反映了传统人文学术从旧到新的变化。第三，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最后一句话是：“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这句话大堪玩味。从中我们看出，傅斯年有强烈的与外人争胜的民族主义感情，他不能容忍东方学研究的中心在法国、在日本，他期望中国夺回东方学的正统地位，并在世界学术之林占有一席之地。《集刊》一定程度上是寄托了傅斯年这一愿望的。我一直觉得，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成功的学术机构有两个，一个是短命的清华国学院，一个是长命的史语所，而史语所的成功，《集刊》贡献良多。

　　“史语所集刊”也不可能是完美的，无论1949之前，还是今天，都有一些批评的声音。80余年来，它也经历了一些变化，比如，1949之前，《集刊》中古史的研究是很强的，但现在中古史的文章已经非常少了，毕竟，台湾和内地隔绝已久，台湾学者很难接触到新的材料。但《集刊》的文风是有延续性的，它也一直坚持非常严格的审稿，这些方面，值得内地学习借鉴。



《集刊》让年轻学者连篇累牍发文章

■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1928~1949年这一个阶段，“史语所集刊”确实代表了中国人文学界的主流和最高水平。那时，学术界整体上比较活跃，期刊不少，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术机构都办有自己的学报，但这些期刊都有强烈的派别意识，在整体水准上无法与“史语所集刊”相抗衡。那时的《集刊》办刊方面很有气魄，经常有一个作者在一期上发多篇文章的情况，甚至有时是一个作者“包圆儿”，这在今天不可想象。一个学者创作力旺盛的时候，就应该让他连篇累牍地发文章，这样才有利于出人才。在1949年以后，“史语所集刊”只能说代表了台湾人文学术的主流。早期的时候，《集刊》只发所内学者的文章，到后来才向所外开放，近年则是面向全世界，除了台湾学者的文章外，来自内地以及国际上的稿件也不少。

　　中华书局这次以影印的方式出版《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意义非常大。1949年以后，《集刊》移师台湾，内地就很难见到了，内地各大图书馆甚至搜罗不到一套完整的《集刊》。上世纪80年代，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了1949年以前的《集刊》，这次又将1949年以后的《集刊》收入进去，为内地学者、学生使用《集刊》提供了方便。

　　记得1984年我到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留学，研究院图书馆里有全套的《集刊》，我就整个浏览了一遍。更幸运的是，他们收藏的《集刊》不止一套，复本允许我拿走，这样，我回国时就“白拿”了很多本《集刊》。他们那里还有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三民主义研究所等各种杂志，也有复本，一般的刊物，我只取其中有价值的文章，而《集刊》多数文章都很好，我就整本整本地带了回来。

　　现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有几个优点：一是收文很全；二是采取原样影印的方式，没有任何改动；三是它是分类编辑的，不同学科的学者查起来很方便，也便于从学术史的角度进行观照。“史语所集刊”的大多数文章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很多文章，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和学生是绕不过去的。当然，像陈寅恪、岑仲勉、王叔珉等人的很多文章都已结集出版，但如果引用的话，最可靠的还是以原刊杂志为准。其实国外很多学者的论文集，都是按论文最初发表时的样子影印的，保留了原来杂志的页码。



两岸学术应取长补短

■李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最早接触“史语所集刊”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我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里每周有一天时间开会学习，开会是在资料室。资料室里就有最新的“史语所集刊”，我常常在开会时翻阅。

　　解放前，中国的新史学不止一支，史语所是官办的一支，左翼史学是在野的一支，前者掌握着国内最多的学术资源，网罗了最好的学术人才，做了一些很好的研究，那时国内最重要的考古工作都是史语所做的。史语所推动考古学的发展，改变了历史学的研究传统；引入西方语言学的方法，改变了传统的小学。1949年，史语所迁台，客主易位。傅斯年强调“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但离开大陆，没有天，没有地，“动手动脚找东西”，就不太容易了。特别是李济、张光直等先生，考古新材料，他们接触不到，很无奈。他们带到台湾的材料，当然可以继续整理，但终有枯竭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