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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马盟书不是晋国文字而是墨书周代金文
山西省侯马盟书出土后，张颔先生在《文物》（1966年第二期）上发表了题为《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将侯马盟书的文字初步定为晋国文字，然而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编辑出版的《侯马盟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12月第1版）中，却只字未提侯马盟书的文字是晋国文字的观点，只是在侯马盟书字表的《序言》中说：“盟书的文字，有些仍然是殷、商、西周文字的形态，多数字的形体已有明显变化，而且有许多字别具风格。”这样的叙述是可以接受的，而上述提到的文章标题中“晋国朱书文字”，可以作“在晋国发现的朱书文字”解，事情本可以到此结束，可张颔先生十多年后又在《古文字研究》（1979年第一辑）发表了《侯马盟书丛考序》，在这篇文章中，张先生将侯马盟书的文字最后确定为晋国文字。蛇已画好,如果不是张颔先生错误地添上蛇足,他也就算是功德圆满了,问题就出现在这蛇足上。
2008年的时候，笔者一时兴起，临过一段时间《两周金文大系》，在图书馆发现《侯马盟书》后，因为好奇，将字表全部抄了下来。总的印象：侯马盟书的文字是墨书金文（参见“北大中文论坛”之“文字漫谈”栏，《被扭曲了的中国文字发展史》或《先秦墨书文字述论》）。最近临金文，更加确定我的初步印象是正确的。
从字型、结构、笔划方面看，侯马盟书的文字与两周金文如出一辙，完全是同一个系统的文字，无论认不认识两周金文，也无论认不认识侯马盟书的文字，只要将两者一对照，就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两者是一种文字。
如果张颔先生的结论成立，即侯马盟书的文字是晋国的文字，那么到目前为止全国各地发现的所有金文便都是晋国文字，这样的结论恐怕连张颔先生自己也不能接受；如果张颔先生的结论是错误的，即侯马盟书的文字是周代的墨书金文，便顺理成章。二者必居其一，没有两可的道理。
在《比发现甲骨文更为重大的发现-------宗周简书的发现》和《宗周简书————两千年来伟大的文化发现》（参见北坛同坛同栏，此两篇与前一篇构成“先秦墨书三论”）中，笔者已指出，甲骨文、两周金文及先秦墨书是先秦文字使用的全部概况，战国时期的各国皆无独立的文字系统。
那么宗周时既有简书,写盟书又是用的毛笔,用简书文字不更省事、合理？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中，曾按当时文字使用的情况，将文字分为官方的和民间的，大致路子是对的，只是要稍微作一点修改。祭祀在周代是头等大事，铸钟鼎时用的是金文，这可以算作是官方的；学者记录古代的文化成就，如《易》、《诗》等，用的是简书，学者的著述、教学和日常用字也是简书。侯马盟书是晋国执政和诸大夫间的盟誓，政治性很强，当然属于官方文书，于是用金文，因为没有必要铸鼎（在当时盟誓的重要性要次于祭祀），于是在石片上用毛笔书写，字体用金文，既不失盟誓的政治特性，又可以传之永久。这与秦代文字改革后，李斯确定的小篆的作用是刻石、刻玺印、写诏书等用字，而隶书是狱吏等下属官吏和民间用字的情况是一致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张颔先生是如何证明侯马盟书是晋国文字的。
在《侯马盟书丛考序》中，作者指出：“像这种东周晚期的文字，它一方面存在着对殷、西周文字承袭的迹象,一方面又表现了晋国区域性的一种风格和体例。”不管怎么说，张先生还是承认侯马盟书承袭殷、西周文字的事实，只不过太不确定了，只有一点“迹象”而已；关于“晋国区域性的一种风格和体例”，张先生举了一个例子：“我们知道，我国在东周时期的各诸侯国之间存在着“文字异形”的情况，殊不知晋国在一国之中也同样存在着文字形状极其混乱的现象（在这里，‘各诸侯国’应该包括晋国在内，不知何故张先生要将晋国排除在‘各诸侯国’之外）。东汉时刘向整理《战国策》时，曾发现简册文字中的一些字，在写法上的混乱现象，以为是脱落或笔误：‘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见《战国策》序）。现在看到侯马盟书中‘以赵为肖’者竟达五十一处之多。从而知其并非‘误脱’，而是晋国文字的简化写法，同时也可知当时肖、赵二字在音读方面比现在当更为接近。”因晋国出土的侯马盟书中主盟人姓赵，而赵字有简化的写法，遂确定侯马盟书是晋国文字，显然证据不足。以某字的一个部分代替全字，这是先秦古文字较为普遍的现象，即以“其”字为例，在甲骨文中，“其”字只有上部，即在“U”形里打叉;在金文里,“其”字有完整的,有只有上部,也有只有下部的,即在横下加八;在郭店简书《老子》中，“其”字只有下部，即以横下加八代“其”字；在《侯马盟书》中，以全字和“其”字下部并用。因此，“赵”字简化之例不仅不能证明《侯马盟书》是晋国文字，正好相反，它只证明《侯马盟书》的文字是先秦古文字，是周代的金文。接着张先生又从文字的体例和结构两方面来论述侯马盟书是晋国文字：“侯马盟书文字的体例、结构所表现出来的混乱现象，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这里只举较重要的两例）：
一、 边旁随意增损。
二、 部位游移、繁简杂侧。”
凡是对甲骨文和金文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两条正是甲骨文和金文的特点，无论是优点也好，是缺点也罢，它们都是古文字胎生的印记，是中国古文字固有的特征，因而它们不能作为侯马盟书是晋国文字的证明。
张先生进一步论述道：“我们知道东周晚期韩、赵、魏三国皆派生于晋国，因之侯马晋国文字的混乱现象无疑为韩、赵、魏三国文字的混乱创设了先例。这种一字多态的情况在三家分晋以后，基本上继承了下来，而且还有所发展。”这里除了“侯马晋国文字”一词是张先生发明之外，就是许慎关于先秦文字使用情况的综述————“文字异形”，并无新东西。
有意思的是，张先生竟然连标点符号也用来作为侯马盟书是晋国文字的证据：“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侯马盟书不少词句中发现了截止目前所知，我国古代文章中最早的原始的标点符号。用‘—’作为句标出现有四十余处，其中有而十余处是在全篇之末表示结束的，标点于‘麻（）非是’的句下；还有一大部分使用于中间断句，出现在‘以事其宗’的句下和‘改（）及奂’的句下。”大家知道，郭店《老子》中也使用“—”或墨丁作为句号或段落划分的符号，这说明至迟在宗周的简书中已经使用标点符号，也说明宗周的简书在当时已经是多么地发达和完备。由此可见，“—”符号的使用不是晋国的专利，而是周代简书通用的标点符号。钟鼎文之所以没有标点，一方面是因为用字少，不像《诗》、《易》那样文字多，需要分句和划分段落；另一方面，钟鼎文多用当时人所共知的成语，如“眉寿无疆”、“永保用享”等，所以即使没有标点一般也能看懂。在金文流行的时候，不是没有标点符号，是有标点符号而金文没有使用的必要。
张先生最后总结道：“侯马盟书所揭示的晋国文字的混乱现象，它必然防碍着当时文化的普及和提高，也阻碍着各国之间文化的交流。”引文到此，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张先生重复强调“晋国文字的混乱”，侯马盟书的文字果真有那么混乱吗？现以“敢”字为例，在《侯马盟书》的字表中，列了一百多个“敢”字异体字，如果真的很难释读，张先生怎么全部释读出来，一个也没错？张先生恐怕还是主观上要夸大释读侯马盟书的难度。
综上所述，张颔先生关于侯马盟书是晋国文字的错误结论主要是受了王国维先生“六国文字”说的影响，其实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已经纠正了“六国文字”说，认为金文大体上是统一的。
先秦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虽然存在“文字异形”的情况，但这与各国有独立的文字系统是两码事。战国时期各国无独立的文字系统，主要取决于政治和外交两大因素。在政治方面虽然各诸侯国不再直接听命于宗周，但也没有哪国会公然宣称背叛宗周，即使他想这样做或已经在这样做。这种情形与东汉末年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哪个侯国自创文字，那便是对宗周的公然背叛，其它侯国便会群起而攻之，这样会使自己在政治上陷于不利的境地。第二是外交方面，由于地域的关系，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比现在世界各国间的关系还要密切，互相依存的程度也更大，互有聘问，互派使节，如果哪国自创一种文字，那便是自绝于其它各诸侯国，把自己绝对地孤立起来，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那个侯国会这样做。秦国是在完成全国的统一以后，才改革文字的。此时的秦国与战国时期的诸侯国相比，有性质上的不同。
张颔先生认为“文字异形”的现象会“阻碍着各国之间文化的交流”，其实与“六国文字”说一样，都是夸大了“文字异形”的影响。我们还是以目前初中历史教科书中所列的“战国七雄”的七个“马”字为例，既然是七个“马”字，首先，它们的读音相同，字义也指的是同一种动物，只是在写法上稍有差别，大体上还是相同的，这就说明七个“马”字虽然“异形”，却并不影响识读。如果秦国的“马”字指的是动物马，晋国的“马”字指的是动物羊，楚国的“马”字指的是动物老鼠，那才是影响识读。既然“文字异形”并不影响识读和交流，那么真正“阻碍着各国之间文化的交流”会是什么样的情形？那就是如果晋国有了独造的文字而其它各诸侯国都不认识，那不仅是文化交流的问题，那甚至是一国存亡的关键。
张颔先生在接受央视《大家》栏目访谈时表示，像他这样掌握了晋国文字的人，当时在晋国是可以找到工作的，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张先生，像他这样的人，不仅可以在周天子的“王土”上找到工作，即便在后来的各诸侯国也同样可以找到工作，因为侯马盟书的文字就是两周流行的金文，金文与侯马盟书的区别，正如现在的钢笔字与毛笔字的区别。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李东怀
草于国家图书馆
2009年5月6日星期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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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9-11-9 16:52
發表於 2009-11-10 11:03
樓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