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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千古学术谜案-----黄老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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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0-5-9 23:14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破解千古学术谜案———“黄老之术”

———今本《老子》是汉代政治的产物


“黄老之术”是西汉初期的国策,这里的“老”指老子和他的著作《老子》,“黄”是指黄帝及其著作或思想,那么黄帝具体的著作和思想究竟是什么,至今尚无定论,而 “黄老之学”中黄帝的著作及其思想的正确认定,对于重新确定今本《老子》的性质又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不揣浅陋,谨对此问题作一番初步的探索,以求教于海内方家。


秦、汉国术的调整
申韩之术,乃秦之国术,秦始皇执之而得天下,既得天下之后,秦始皇犹固执之,二世而亡。一得一亡,申韩之术皆起主导作用。
申韩之术,有其两面性,秦之得天下,是利用其好的一面;秦之祚短,是显示出它有缺陷的一面。《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集解》注“喜刑名法术之学”一句曰:“《新序》曰:‘申子之书言人主当执术无刑,因循以督责臣下,其责深刻,故号曰‘术’。商鞅所为书号曰‘法’。皆曰‘刑名’,故号曰‘刑名法术之书’’”这样说来,韩非是法家主要的代表人物,这一点应该没有问题。《史记·太史公自序》评论法家“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老子韩非列传》又曰:“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这样看来,申韩之术,秦之马也,马上可以打天下(可以行一时之计),马上却不可以治天下(不可长用也),秦反其道而用之,故二世而亡。
汉高祖刘邦得天下之后,命陆贾探究秦始皇丧失天下的原因,陆贾写道:“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汉高祖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刚从秦暴政下解放出来的天下之民得以喘息。文帝、景帝崇尚黄老,继续实行“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政策,终于促成了西汉的全盛时期的到来———“文景之治”。其间,还有一个关键人物窦太后,历文、景、武三朝,对于汉初的国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汉书·外戚传》称她“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以此而言,称黄老为西汉初期的国术,当不为过。
关于这一转变,《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述得很精彩:“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陆贾援古证今,将“得天下”与“治天下”不同术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长久之术”,这正是刘邦所迫切需要的,它就是老子的“无为”。
   
                        什么是“黄老”?
“黄老”既为西汉初期的国术,那么,何谓“黄老”?王充在《论衡·自然篇》中说“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但任继愈先生却认为:“黄老之称虽指得是黄帝、老子,黄老之学却与黄帝、老子不是一码事。”(《中国哲学发展史·汉初黄老学派》,人民出版社,19985月)任继愈先生认为:“汉代的黄老之学是一种特定的学术思潮,它兴盛于汉初,只是假托黄帝的名义而立言,它与老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同上)笔者除了对“黄老之学是一种特定的学术思潮”这一定性有疑义外,任先生其它方面的意见还是正确的。
众所周知,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者有的成名成家,成不了家,成不了名的怎么办?把自己的观点叙述出来,借别人的名来推出这些观点,借谁的名?黄帝。当时有许多书,都是这样推出的,仅《汉书·艺文志》有明文记载的就不下二十余种,这些书无一例外皆托名黄帝。这样做的好处是:一、黄帝年代久远,无从考察其真假;二、黄帝名气大,作品易于流传。197312月,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前有《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篇古逸书。书中避邦字讳,可见是汉代以后的作品。从它们的思想体系和习惯用语等方面可以看出,这四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可以看作是一部书。因为在《老子》乙本之前,又是四篇,有学者认为这四篇古逸书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黄帝四经》。关于这四篇古逸书的年代,有的学者认为是战国中、晚期,有的则认为是秦汉时期的作品,因为书中有“黔首”一词。即使时代能确定,《黄帝四经》依然是伪托之作,非出自黄帝本人之手,这一点是大家的共识。
从四篇逸书的思想内容来看,主要讲的是治国之术,但观点并不统一,有法家的主张,有老子的思想,也有儒家的观点,内容很驳杂。如果将四篇古逸书定为《黄帝四经》,并确定为汉代“黄老”中黄帝的主要经典,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史》、《汉》在论述“黄老”的时候,提及《老子》,为什么没有提及《黄帝四经》?“黄老”,即黄帝和老子,老子的代表作为《老子》,黄帝的代表作如果真是《黄帝四经》的话,《史记·外戚世家》就不会这样叙述:“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如果《黄帝四经》就是黄帝的著作,即使是一般的人写历史,这里的《黄帝》也应该写为《黄帝四经》,更不要说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了,司马迁之所以没有这样写,只有一种可能,这里的《黄帝》不是《黄帝四经》的简称。《汉书·外戚传》叙述为:“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司马迁记载读的是两种书,一种是《黄帝》,另一种是《老子》,到了班固,好黄帝、老子两人之言,为什么只读老子一人之书?这种记载如果是两位史家的疏失的话,则司马迁是不称职的史家,而班固简直根本就不配称为史家。
托黄帝之名所著的书,既不是黄帝本人所著,又不知为何人所作,且内容驳杂,不可能作为“黄老”中“黄”的代表著作和思想。在战国末期,有一个派别,其学说既传承自黄帝,又对汉代政治产生重大影响,那就是法家。法家托黄帝来阐述自己的主张:申不害曰:“黄德之治天下,置法而不变,使民安乐其法也”(《艺文类聚·卷五四》引);商鞅曰:“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仪,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商君书·画策》);韩非曰:“黄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战。下匿其私,用试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韩非子·扬权》)。在法家的心目中,黄帝是一位“法君”,其特点是“执符以听”、“法则分明”(参见: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末尾抄录的《伊尹·九主》)。
“黄老”一词出现于西汉初期,当时统治者正需要能使汉朝长治久安的政策和策略,政策就使用老子的“清净无为”,再辅之以“申韩之术”,作为西汉治国的策略。秦以申韩之术得国,亦以申韩之术亡国,汉承秦后,如果再袭用申韩之术,等于继续使用亡国之策,不用申韩之术,则治国之术,未有善于此者。由于“申韩之术”中申、商、韩三家都认为自己是传承了黄帝的衣钵,汉代就以“黄帝”命名“申韩”,汤换药不换,“申韩之术”虽然是“黄帝”的核心内容,其它托名黄帝的关于治国方面的书则亦用作参考书目,如《黄帝四经》、《伊尹》等皆是此类。这样一来,西汉初期的政治思想体系便形成了,因此,任先生认为“黄老之学是一种特定的学术思潮”是不确切的,黄老之术作为西汉初期的国术,“黄老之学”便是一种与之相对应的政治思想体系。换句话说,“黄老”不是为学术而诞生的,而是为西汉的政治而诞生,也是为西汉的政治服务的。


《史记》笔法揭示真相 《汉书》一言以定音
《老子》是哲学家的著作,申韩之术是治理国家的方法与策略,从性质方面讲,两者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们之所以被糅合在一起成为“黄老”,是因为它们符合西汉统治者“文武并用,长久之术”的政治需要。开始使用时,“黄”是“黄”,“老”是“老”,即申韩之术与《老子》是分开的,后来为了教育后代的方便,干脆就将申韩之术的精华直接编入《老子》,这样一来,一部“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黄老”读本便编成功了,这就是今本《老子》。据《史》、《汉》两家记载,帝(景帝)、太子、诸窦都是用的这个本子。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儒家。汉代在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前,曾有一个反对和排斥儒家的过程,其代表人物以文帝、景帝、窦太后为代表。郭店简书《老子》中“绝智弃辩”被篡改为“绝圣弃智”,“绝伪弃虑”被篡改为“绝仁弃义”,使《老子》具有鲜明的反儒倾向,从情理上推,当在文、景之世,景帝既读改造后的《老子》,加上马王堆帛书《老子》的抄写年代,应当在文帝之世;反儒的理论根据是《庄子》。司马迁编写《史记》时,一般都是将性质相同的人合传,如孟子荀卿、范雎蔡泽、屈原贾生、张耳陈余等合传,司马迁为什么要将老、庄、申、韩合传?申韩是法家,庄子是小说家,老子是哲学家,主要是因为申韩与老子结合成为“黄老”,《庄子》中有反儒的言论,虽然这些言论多为后人所托,但西汉的统治者照样利用。司马迁对这些当然心知肚明,但是由于政治原因他不敢明白地说出来。首先,篡改《老子》的事不能让百姓知道,知道了会产生负面的影响;第二,“愚民”,这些都是治理国家的“利器”,“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百姓只要听话就行,不需要知道的太多。篡改《老子》这件事,当时知道的人肯定不少,但是没人敢说,几代下来,一般的人也就没有知道的了。班固是一位史学家,他也知道,但他也不会说出来,因为这是国家的机密,他看司马迁在笔法上做文章,自己便在文字用工夫,这就是《汉书·外戚传》为什么窦太后好两家之言,只读一家之书的原因。由于不便直接告诉读者,两位史学大师皆以暗示的手法告诉后人,只有对《老子》的来龙去脉比较清楚的人,才能读出来。


今本《老子》的性质
今本《老子》是西汉初期的统治者,根据当时政治或治国的需要,在《老子》(即简书)基础上,加入了申韩的内容和《庄子》的思想混合而成的一部皇家读本。其中也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饰,如鲁迅所说:“时亦对字协韵,以便记诵。”(《汉文学史纲》)而这些文字皆无甚意义。郭店简书《老子》出土的最为重大的意义,莫过于对今本《老子》进行重新定性。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李东怀
                                           201057—9




 樓主| 發表於 2010-5-11 00:01 | 顯示全部樓層
五月十日下午,此文在复旦论坛“古典文献”及“哲学漫谈”两栏,数小时内点击率超过一千,此等景象自本人上网以来未之见也,难道此文在复旦引起轰动?
 樓主| 發表於 2010-5-11 22:47 | 顯示全部樓層
这篇东西是需要斑竹、qingqing及诸位批评和讨论的。
本人将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
 樓主| 發表於 2010-5-11 23:02 | 顯示全部樓層
几年前,人在北京,当时《简书老子笺证》(1)刚完成,尚未发表,觉得应该向掌门人李学勤先生汇报一下,就去了清华大学。李先生当时有事,安排秘书接待我,秘书很年轻,是个小伙子,自己介绍是李先生的研究生,秘书是兼职。我找李先生有两件事:一是要汇报我与别人不同的观点,即后来《简书老子笺证》(1)里面的内容;二是要向他汇报我已经基本搞清楚老子的来龙去脉,问一下他是否可以帮忙让我出一本这方面的书,不要自己掏腰包的那种。
    秘书告诉我,李先生的观点与我的不同,我也只好作罢。秘书向我介绍了一些有关老子研究方面的情况,并推荐了清华大学教授廖名春先生的关于研究老子方面的书,我后来到国家图书馆看了这部著作,受益非浅。
    当时距离我第一次接触老子的时间也就半年左右,我对秘书说我已经把老子搞清楚了,其实只有个大概的印象和思路。
    李先生可能不会同意我的《简书老子笺证》(1)里的所有观点,至少是部分同意;李先生也可能不会同意我的《简书老子笺证》(2)里的所有观点,至少会部分同意;李先生也许不会完全同意拙作《破解千古学术谜案----黄老之术》的所有观点,至少也会同意一部分。这也就够了。
    在出土古文字方面,李先生的观点与我的观点正好相反,但这并不影响先生作为我的师长。古人有言曰:和而不同。此之谓也。
    现在,《笺证》(1)、(2)及《破解千古学术谜案———黄老之术》这一个系列都出来了,我已经把有关老子的一些基本问题弄清楚了,因为我现在人不在北京,就借北大论坛向您报告一下,以证明我不是在欺骗或吹牛。
    再次感谢您和您的秘书!
    同时祝愿先生健康、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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