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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钱穆《老子》研究的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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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0-9-3 18:01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略论钱穆《老子》研究的得与失

    钱穆先生所著《庄老通辨》,在现代《老子》研究中是一部重要的著作,研究《老子》者可以一读。
之所以说它重要,因为前人几乎没有人认为《老子》的成书年代在《庄子》之后。钱先生对于先秦的典籍非常熟悉,对于那一时代的生活也比较了解,他读《老子》时敏锐地觉察到,《老子》中有晚于《庄子》的东西存在。如果在现在,由于有了郭店〈老子〉,这也许不算什么,但在大家都认为〈老子〉早于〈庄子〉时代就难能可贵了。尽管明代的马皇后已经指出〈老子〉中思想的矛盾,从学术的层面来论述这个问题,钱穆可能是第一人。
    为了证明这个观点,钱穆先生在“〈老子〉书晚出补正”中,以“常”为例来证明〈老子〉晚出,他所列举的例子:1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2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3 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4 知和曰常。无遗身殃,是谓习常。5 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常得不忒,复归于无极。常德乃足,复归于朴。(以上参见〈庄老通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9月,P269)以上5条皆出于五千言〈老子〉,而无一条出于郭店简书,皆为秦汉人所补,似绕口令的游戏文字,只是“微言”,并无“大意”。先生的语感准确,如有神助。其后所列有五千言、郭店参半,也有全属郭店简书者。
关于《老子》书晚出这一论断,钱先生有一个系列的文章,它们分别是《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1923年)、《再论<老子>成书年代》(1932)、《三论<老子>成书年代》(1947年)以及上述《<老子>书晚出补正》(1957年)。从总体上来说,这些文章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老子》书晚出,论述的主要方法是列举字、词,与《庄子》等书进行比较,最后得出《老子》书晚出的结论。本人虽然赞成先生的观点,但认为先生的方法过于简单,因为,思想的时代烙印远比字、词要大得多:如“愚民”出于申韩、“小国寡民”源自《庄子》、非儒肇自秦汉等等(参见拙作《郭店老子笺证》(2)),其时代特征至为明显,而字、词则否,故先生多有将郭店简书《老子》中的字、词证作晚于《庄子》,这一点不能让人信服。
    钱先生指出:“《老子》书之晚出,今日已成定论。顾或主在庄子前,或主在庄子后。余夙主后说。”(P94)应该说钱先生的判断还是很正确的。五千言《老子》成书于秦以后的证据至少有二:其一,“愚民”出于申韩;其二,“非儒”出于秦汉。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可以作为五千言《老子》不晚于汉文帝之世的证明。
    关于《老子》与《庄子》孰先孰后的问题,钱先生认为,“转读《老子》书,则可见老子思想,显然有从庄子转手,有其相异,而其先后递承之迹,亦有可得而指说者。”(P147)“有从庄子转手”,在五千言《老子》中,当指“小国”、“寡民”一节;“有其相异”,当指在《庄子》中,此节是古人对于远古时代的回望,在《老子》中,此节的意思是要使整个社会回到原始社会,二者有性质上的不同。(参见拙作《郭店老子笺证》(2))然而,当读至“后人习于陈说,必谓老先庄后,于是以老解庄,而转多失于庄书之原意矣。”则知钱先生以为五千言《老子》是全部“从庄子转手”,即《老子》全抄《庄子》,这一点也未敢苟同。
    正是由于钱先生基于这一认识,将自己的书名定为《庄老通辨》。当网友推荐这部书给我,我把它理解为“老庄通辨”,在图书馆到处都找不到。几个月之后,才最终查到《庄老通辨》。在这个问题上,钱先生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连司马迁的《史记》也不予采信,也是矫往过正之意。
    钱先生的结论有二:1 《老子》之书晚出;2 《老子》“有从庄子转手”。这两个论断在整个《老子》研究过程中是具有阶段性的结论,标志着两千多年来,将五千言《老子》奉为经典的时代已经结束。尽管在某些枝节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偏差,由于没有帛书、简书《老子》作为参考,出现这些枝节问题是可以理解的。
    大约在民国期间,学术界可能有一股怀疑《老子》之风,以鲁迅、钱穆两先生为代表,至于究竟能追溯多远,因缺乏研究,目前还不能定论(参见拙作《鲁迅在老子研究中的地位》,将此题键入百度即可)。《老子》在秦汉间被改造后,后代人遂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曲解、乱解、歪解《老子》,这是老子思想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就如同乒乓球的初级阶段一样,两副拍子、一个台子,两个人炒蚕豆(掂球),中间没有网子,发展到后来才在中间加一道网子,各种规矩逐步发展完善,艺术性逐步加强,现在已经正式作为奥运会的项目。《老子》研究中的网子,就是郭店《老子》的出土,郭店《老子》的出土使《老子》研究走上了正规化,也使各家自由发挥的余地小了,这绝不是说《老子》没有东西可以研究,而是不能够像以前那样由着自己的性子,随意地使《老子》庸俗化、加大老子思想的矛盾。其实在鲁迅、钱穆之前,明代的马皇后已经指出《老子》在思想方面不可调和的矛盾,《明史》(中华书局标点本)“马皇后本传”:“一日,问女史:‘黄老何教也,而窦太后好之?’女史曰:‘清净无为为本。若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是其教矣。’后曰:‘孝慈即仁义也,岂有绝仁义而为孝慈者哉!’”马皇后的话,一句可以顶一万句,这倒并不是因为她的政治地位,而是她第一个揭示了五千言的真相。秦汉帝国以皇权来制造五千言《老子》这一学术史上最大骗局(参见拙作《破解千古学术谜案-----汉代的“黄老”》,可在摆渡中搜得),马皇后的话,从表面上看是个人观点,其实是代表了大明帝国对于五千言《老子》的否定。
    在现在国学大师满天飞的情况下,在国学研究领域,我要说钱穆先生是一位非凡导师。有钱穆在,台湾的国学研究不可谓无人。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李东怀
                                                                                      2010-8-31
 樓主| 發表於 2010-9-19 14:56 | 顯示全部樓層
经过大略的梳理,五千言《老子》其实一直有人在怀疑其真实性,如汉代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五千言《老子》,“其辞难知”,但他充分地肯定了老子正面的东西;明代的马皇后指出了五千言《老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民国时,鲁迅、钱穆两先生都对五千言《老子》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
任何谎言或造假,“都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总有骗不了的时候和骗不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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