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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伟川 《 光明日报 》（ 2011年04月25日 15 版）
拙作《〈保训〉主旨与“中”字释读》一文发表于2010年12月6日光明日报国学版上，文中指出周文王遗书的“中”，乃指“中土”；而遗训的主旨是强调自尧舜至商代以来“得中土者得天下”的理念，而勉励儿子发要“祗备毋懈”，继其遗志伐纣，以周革殷命，取中土而代之。而历史事实证明，武王正是遵照文王的遗训，兴兵伐纣的。其时会诸侯于孟津，武王公告天下，商纣暴虐无道，天怒人怨，本来乃文王受天命而行征伐，可惜父亲大功未成而身殁。其事见《尚书·周书·泰誓》，原文云：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以残害于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皇天震怒，令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
所以，武王明言自己乃奉文王遗命进行伐纣的。据《史记·周本纪》云：
武王“东观兵，至于盟(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乃告司马、司徒、司空、诸节：“齐栗，信哉！予无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毕立赏罚，以定其功。”遂兴师。……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
从《史记·周本纪》上述记载可知，武王兴师伐纣，会八百诸侯于孟津，他以周人“事死如事生”之礼制，奉文王木主(神主牌)于中军车上，“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这件事足可窥见姬发是完全遵奉文王遗训伐纣的，从而证明了当年文王之临终遗书《训典》(按:即今日清华简《保训》)的主旨和最终目的，就是要姬发继志伐纣，取中土以代之。后来武王及周公所做的一切，包括武王进军中土取商都朝歌，伐纣成功；而在武王崩后，“三监”勾结纣子武庚在中土叛乱，周公践阼，东征平叛，然后在中土建侯卫、营洛邑以作东都，我认为这都是按照文王的遗训“得中土者得天下”的原则进行的。这进一步证明清华简《保训》中，文王遗书所述人物史事有关之“中”字，皆指“中土”。揆诸其卒后武王及周公伐纣取中土及建东都于中土等一切举措，与其遗训实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其前因后果，彰彰明甚，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同时，据上文可知，武王为人确实疑虑甚多，胆略不足。他因为白鱼跃入舟中，又偶见流火和赤鸟，乃疑其不吉，遂不顾会盟之八百诸侯已率师齐集孟津，竟然决定罢兵。而从《逸周书》诸篇中，亦可见武王在伐纣之前，忧心忡忡，恶梦连连。如“余夙夜忌商，不知道极。”(见《小开武》)又对周公旦曰：“呜呼，谋泄哉！今朕寤，有商惊予。……忧其深矣。”(见《寤敬》)于此亦可知武王確实胆小多忧，阳刚之气不足。而文王生前已虑及于此，故临终遗训末尾特别指出“日不足，惟宿不祥。”目的就是告诫和提醒姬发，要注意性格上的这些致命弱点。其实，早在文王三十五年，已指出若阴柔之气不去(宿不悉)，则阳刚之气不足(日不足)的毛病，应引以为戒。事见《逸周书.小开解》篇。可见文王时时注意培养接班人性格之坚毅，始能担负未来伐纣取中土之大任。
公元前1046年被定为武王伐纣成功之年(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及郭伟川《周公史事编年》，载郭伟川著《中国历史若干重要学术问题考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是年武王在太公、周公、召公、毕公等人之辅佐下，再次兴兵伐纣。本来，自太王始，姬周家族皆认为天将降大命于文王，故伐纣是文王生前之既定国策，他亦已有所行动。可惜天不假年，大志未遂。病危之际，其遗嘱要姬发伐纣取中土，以完成其未尽之大业。因此，拙文认为清华简《保训》的主旨就是伐纣取中土，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武王自己就完全承认这一历史事实，他徧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重申此举“乃遵文王”(见《史记·周本纪》)。而牧野一战，纣兵倒戈，武王终于完成文王之遗命，推翻殷纣统治，建立姬周王朝。在清华简《保训》中，文王临终遗嘱，要姬发：“今汝祗备不懈，其有所由矣。”并慨叹“不及尔身受大命。”至此，武王在太公及周公诸弟之戮力扶持下，终能“身受大命”，成为天下共主。其时，在登基的仪式上，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见《史记.周本纪》)——这正是对清华简《保训》遗嘱中，文王期望发“身受大命”，亦即天授“大命”于周此一重要内容的响应。特别要指出的是，清华简《保训》中，文王的遗训着重向姬发提及微“假中”、“归中”的史事，意在强调微有“得中土者得天下”之志。同时指出：“微志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汤(唐)，祗备不懈，用受大命。”——这几句话极为重要，可说是整篇遗嘱画龙点睛所在。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成汤伐夏桀，乃商革夏命的开国之王。文王要子发师汤革桀命之旧智，伐纣取中土，完成周革殷命之大业，这是周文王遗言的要害所在。而武王遵文王遗训伐纣成功，始有上述稽首祷告：“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实有其前因后果。故《周易·革卦》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说明成汤、武王之“革命”，有其历史相沿的轨迹，其内因实系于清华简《保训》中文王之遗言。
经过上述考证，进一步证明清华简《保训》有两个关键词：一为“中”，一为“命”。而“中”指“中土”，是讲述“得中土者得天下”；“命”指“天命”，则言“得天命者得天下”。而文王遗训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姬发以汤伐桀的商革夏命为榜样，伐暴纣，取中土，吊民伐罪，武装夺取政权。故遗训既以周革殷命为主旨，因此所涉及之“中”，便很难以“中道”释之。而历史事实证明，武王及后完全遵照文王的遗训，伐纣取中土；继之周公东征平中土之叛乱，然后营洛邑，众建诸侯，屏藩于周，奠定姬周王朝八百年之基业。以遗书与史实相证，丝毫不爽。窃念学术之真谛在于求是，谨此再陈芜文，尚祈学界同人，共与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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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作《〈保训〉主旨与“中”字释读》一文发表于2010年12月6日光明日报国学版上，文中指出周文王遗书的“中”，乃指“中土”；而遗训的主旨是强调自尧舜至商代以来“得中土者得天下”的理念，而勉励儿子发要“祗备毋懈”，继其遗志伐纣，以周革殷命，取中土而代之。而历史事实证明，武王正是遵照文王的遗训，兴兵伐纣的。其时会诸侯于孟津，武王公告天下，商纣暴虐无道，天怒人怨，本来乃文王受天命而行征伐，可惜父亲大功未成而身殁。其事见《尚书·周书·泰誓》，原文云：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以残害于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皇天震怒，令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
所以，武王明言自己乃奉文王遗命进行伐纣的。据《史记·周本纪》云：
武王“东观兵，至于盟(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乃告司马、司徒、司空、诸节：“齐栗，信哉！予无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毕立赏罚，以定其功。”遂兴师。……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
从《史记·周本纪》上述记载可知，武王兴师伐纣，会八百诸侯于孟津，他以周人“事死如事生”之礼制，奉文王木主(神主牌)于中军车上，“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这件事足可窥见姬发是完全遵奉文王遗训伐纣的，从而证明了当年文王之临终遗书《训典》(按:即今日清华简《保训》)的主旨和最终目的，就是要姬发继志伐纣，取中土以代之。后来武王及周公所做的一切，包括武王进军中土取商都朝歌，伐纣成功；而在武王崩后，“三监”勾结纣子武庚在中土叛乱，周公践阼，东征平叛，然后在中土建侯卫、营洛邑以作东都，我认为这都是按照文王的遗训“得中土者得天下”的原则进行的。这进一步证明清华简《保训》中，文王遗书所述人物史事有关之“中”字，皆指“中土”。揆诸其卒后武王及周公伐纣取中土及建东都于中土等一切举措，与其遗训实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其前因后果，彰彰明甚，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同时，据上文可知，武王为人确实疑虑甚多，胆略不足。他因为白鱼跃入舟中，又偶见流火和赤鸟，乃疑其不吉，遂不顾会盟之八百诸侯已率师齐集孟津，竟然决定罢兵。而从《逸周书》诸篇中，亦可见武王在伐纣之前，忧心忡忡，恶梦连连。如“余夙夜忌商，不知道极。”(见《小开武》)又对周公旦曰：“呜呼，谋泄哉！今朕寤，有商惊予。……忧其深矣。”(见《寤敬》)于此亦可知武王確实胆小多忧，阳刚之气不足。而文王生前已虑及于此，故临终遗训末尾特别指出“日不足，惟宿不祥。”目的就是告诫和提醒姬发，要注意性格上的这些致命弱点。其实，早在文王三十五年，已指出若阴柔之气不去(宿不悉)，则阳刚之气不足(日不足)的毛病，应引以为戒。事见《逸周书.小开解》篇。可见文王时时注意培养接班人性格之坚毅，始能担负未来伐纣取中土之大任。
公元前1046年被定为武王伐纣成功之年(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及郭伟川《周公史事编年》，载郭伟川著《中国历史若干重要学术问题考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是年武王在太公、周公、召公、毕公等人之辅佐下，再次兴兵伐纣。本来，自太王始，姬周家族皆认为天将降大命于文王，故伐纣是文王生前之既定国策，他亦已有所行动。可惜天不假年，大志未遂。病危之际，其遗嘱要姬发伐纣取中土，以完成其未尽之大业。因此，拙文认为清华简《保训》的主旨就是伐纣取中土，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武王自己就完全承认这一历史事实，他徧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重申此举“乃遵文王”(见《史记·周本纪》)。而牧野一战，纣兵倒戈，武王终于完成文王之遗命，推翻殷纣统治，建立姬周王朝。在清华简《保训》中，文王临终遗嘱，要姬发：“今汝祗备不懈，其有所由矣。”并慨叹“不及尔身受大命。”至此，武王在太公及周公诸弟之戮力扶持下，终能“身受大命”，成为天下共主。其时，在登基的仪式上，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见《史记.周本纪》)——这正是对清华简《保训》遗嘱中，文王期望发“身受大命”，亦即天授“大命”于周此一重要内容的响应。特别要指出的是，清华简《保训》中，文王的遗训着重向姬发提及微“假中”、“归中”的史事，意在强调微有“得中土者得天下”之志。同时指出：“微志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汤(唐)，祗备不懈，用受大命。”——这几句话极为重要，可说是整篇遗嘱画龙点睛所在。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成汤伐夏桀，乃商革夏命的开国之王。文王要子发师汤革桀命之旧智，伐纣取中土，完成周革殷命之大业，这是周文王遗言的要害所在。而武王遵文王遗训伐纣成功，始有上述稽首祷告：“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实有其前因后果。故《周易·革卦》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说明成汤、武王之“革命”，有其历史相沿的轨迹，其内因实系于清华简《保训》中文王之遗言。
经过上述考证，进一步证明清华简《保训》有两个关键词：一为“中”，一为“命”。而“中”指“中土”，是讲述“得中土者得天下”；“命”指“天命”，则言“得天命者得天下”。而文王遗训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姬发以汤伐桀的商革夏命为榜样，伐暴纣，取中土，吊民伐罪，武装夺取政权。故遗训既以周革殷命为主旨，因此所涉及之“中”，便很难以“中道”释之。而历史事实证明，武王及后完全遵照文王的遗训，伐纣取中土；继之周公东征平中土之叛乱，然后营洛邑，众建诸侯，屏藩于周，奠定姬周王朝八百年之基业。以遗书与史实相证，丝毫不爽。窃念学术之真谛在于求是，谨此再陈芜文，尚祈学界同人，共与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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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1-4-27 0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