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斗鸡台墓地出土青铜器与周公家族问题的思考——兼

仲山甫

斗鸡台墓地出土青铜器与周公家族问题的思考 ——兼谈何尊原始出土地 高次若　刘明科http://www.zgxqs.cn/data/2006/0928/article_1062.htm 　　上世纪二十年代，军阀党玉琨在宝鸡斗鸡台戴家沟大肆盗掘古墓葬，出土了包括西周早期的青铜重器在内的千余件珍宝，这批青铜器大多已流失国外。在国家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王世民先生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唐福年先生的帮助下，我们得到了已故的陈梦家先生和唐兰先生保存的这批青铜器的笔记和照片，刘安国先生给我们提供的四十年代保存的这批资料。经过对这批资料整理，180多件青铜器出土地较明确，而且有的还能弄清其墓葬的归属和组合关系。⑴从这批器物的用途上看，如夔纹铜禁虽然上无铭文，但这种器只有周王室才能享用，足见其意义非同小可。从铭文上看，如周公东征方鼎，鲁侯熙鬲非常明确的表明其与周公家族有关，而文献却记载周公生于岐周，死于丰都，归葬于毕原。还有何尊铭文所反映的时间和内容也与周公有直接的关系（本文将何尊也纳入斗鸡台戴家湾墓地出土器物群中进行综合研究），但其出土地却不在斗鸡台。从古文献记载看，秦文公徙都汧渭之会后把这里称作“昔周邑”，说明这里在西周时的地位。如此等等的诸多重大问题，十多年来一直呈现在我们的脑际，萦绕心头多年的疑团屡不能解。去年年底，北大的徐天进教授带学生在周公庙搞调查时发现了西周甲骨文，接着又在岐山周公庙一带钻探出了高规格的西周贵族墓葬群，这不但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且已经意识到先前这个领域里的许多研究成果需要重新审视。受此启迪，封存于案头多年的斗鸡台西周墓地的资料又重新翻了出来，心头的疑虑不得不再次提出，以祈教于方家。 一、斗鸡台墓地出土的与周公有关系之铜器 1、关于周公东征方鼎铭文的思考 　　《?方鼎》，又名丰白鼎，陈梦家先生关于党玉琨盗掘斗鸡台墓地的资料记录中称其为周公东征方鼎,1927年出土后不久便流入美国，最早著录于《金文历朔疏证》一书，书中记作“凤翔秦文公墓出土”。陈梦家在《西周铜器断代》一文中又记作党玉琨在凤翔西40里之灵山盗掘出土。《金文分域编》又以为宝鸡出土。根据陈梦家先生的笔记，笔者又作了深入调查，确实证为宝鸡斗鸡台戴家沟十五号大墓出土。《金文历朔疏证》是1934年出版，从时间推测，收入此器的拓本可能是吉鸿昌将军1931年10月8日参观美国博物馆时发现并带回的，因宝鸡当时属凤翔府辖，所以注明“凤翔新出土”。 　　周公东征方鼎上面有铭文35字。铭曰：“隹周公邘征伐东夷。丰白、薄古，咸?。公归薦于周庙。戊辰饮秦饮，公赏?贝百朋，用乍尊彝”。记述了周公东征征服东土四国获胜回归后在周庙进行的祭祀活动。周公获胜回归后为什么来这里（戴家湾）祭祀，并给?以赏赐？?和周公是什么关系？铭文中之“周庙”在何处？ 　　周公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曾辅佐武王伐纣灭商，是周王朝的开国功臣。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此时，管叔、蔡叔叛周，招诱夷狄，勾结纣子武庚发动叛乱，迫使周公不得不第二次东征克商，这次战争是一次艰苦的持久战，他以长子伯禽为主帅，历经三、四年时间才获得了胜利。从《?方鼎》的铭文来看，就是记述周公东征胜利回归后在周庙举行祭典的事，他们开怀畅饮秦地产的秦酒，公赏赐给?贝百朋用作宝彝。这段历史背景是清楚的，但铭文中的周庙是否就在这里值得深思。 　　庙是西周昭穆礼制的体现。《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古时，王对其臣属赏赐册封一类的活动均需在祖庙内进行。“周庙”可作为周先公先王庙之总称。 西周时期，宗周、周与成周三地均有周先公先王之宗庙。⑵一般的说，周先公——后稷之庙统称为周庙，或大庙、宗庙、大室、太室。《明堂位》载：“鲁公之庙，文世室也；武公之庙，武世室也。”郑玄注：“此二庙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庙也。”说明周代各王又各自有庙，这些周庙恐怕不能与周之大庙一语而论，也并非绝在一地。因此，凡文献和铜器铭文中之“周庙”具体所指应当视情况而定。如《吕氏春秋·古乐》载：“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荐俘□于京太室”，其“京太室”，当指镐京之周大庙。懿王时期的吴方彝铭“隹二月初吉丁亥，王在周成大室。旦，王各庙”，当指成王之庙。 　　“公归薦于周庙”，虽不能说《?方鼎》出土在斗鸡台，斗鸡台就有周庙，但斗鸡台如此高规格的贵族墓地，大宗数量的青铜器，以及《史记·秦本纪》中的“昔周邑”之记载，不得不使我们对此画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些周初的青铜器，大多是礼器，是用作祭祀的，这些祭祀活动的场所就是庙。“禁”这种器物纯粹就是庙堂里的祭器，它不可能用在别的地方。如《?方鼎》的铭文就明确指出祭祀的地点就是周庙，《何尊》铭文亦明确指出王给何训话的场所就在京室（周庙）。但是，何尊的铭文与《召诰》中的时间衔接形成先后，可以肯定铭文中的京室（周庙）就在宗周。但《?方鼎》中的周庙就不那么明确，但也不排除《?方鼎》的出土地斗鸡台就有周庙，因为这里是“昔周邑”，还有周初的高规格的贵族墓地。 　　《?方鼎》中的?是何人？青铜器铭文中有两个，吴镇烽先生说一个是西周初期的，就是《?方鼎》中的，一个是西周晚期厉王时的人。这两个似乎没有什么联系。陈梦家先生认为《?方鼎》铭中的?与《?盨》中的?是一个人，《?盨》中的“叔邦父，盖即康叔封”，“周公征服东土四国之后，即使其弟康叔封移镇其地……。”“?又为叔邦父之子”。由此可知，周公东征方鼎中的是周公旦的侄儿。 　　《周公东征方鼎》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最初一些资料上只是笼统的说出土于宝鸡地。二十年前，我们和王光永先生分别对斗鸡台的盗宝事件进行过深入调查，根据当时参加盗掘并担任记录的马午樵和杨紫梁的记录本，《周公东征方鼎》出自一大坑（他们把墓称作坑，以下同）。马将这座大墓记为第十五号坑，王光永先生推断《周公东征方鼎》应出在这座墓，共出的还有鼎6件、簋2件、尊1件，?1件、卣1件、爵1件，此外，还有玉器多件。这座墓有墓道，而且墓壁上还有壁画，这在周墓中实属罕见。⑶ 2、关于《鲁侯熙鬲》问题的思考 　　鲁侯熙鬲是斗鸡台的另一件与周公有紧密联系的铜器。这件鬲在保存的这批资料中仅有铭文拓片，没有器形照片及尺寸。后来经和现存于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鲁侯熙鬲》铭文相对照，完全可以重合，证明二者实属同一器之铭。这说明这件鬲就是斗鸡台《鲁侯熙鬲》拓片的器主则无疑。 　　《鲁侯熙鬲》是鲁侯熙为鲁公——即伯禽所作的祭器。鲁侯熙是周公旦的孙子、伯禽的儿子。根据马午樵的记录，王光永先生推断《鲁侯熙鬲》应出在斗鸡台墓地第十六号墓。这座墓是六鼎三簋的等级，有墓道。共出土铜器38件，计有鼎6件、簋3件、鬲4件、?2件、尊1件、爵2件、觚1件、卣2件、方彝1件、觯1件、盉1件、盘2件、大小禁各1件、铜铃9件、大刀（铜饰）1件。另外还有兵器戈、矛及玉器等。根据杨紫梁的记录资料，此墓似为七鼎四簋。据其他当事人记忆，这座墓室最大，还有墓道，对出土的铜桌子（禁）印象很深。王光永先生将这座墓推断为周公孙子鲁侯熙之墓。④ 3、关于铜禁问题的思考 　　青铜禁是斗鸡台出土文物中最有影响的器物之一。禁为承酒器之器座，这种器物在已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群中未曾见到过，因此，它在宝鸡戴家湾一出土，很快就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国内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的前躯马衡先生在北京大学讲学时指出，戴家湾的青铜禁发现以前，人们不认识这种器物，足见这件禁发现之非常意义。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李先登亲临戴家湾进行实地考察，并撰文对此进行了研究。日本学者梅原末治先生1933年就写出了《柉禁の考古学的考察》的研究文章，1959年又写出了《陕西省宝鸡县出土の第二の柉禁》一文刊登在《东方学纪要》上。德国人谬拉也对此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在国际上有着广泛的影响。这种器形庞大，制作精美，纹饰华丽的青铜禁自1901年以来在宝鸡戴家湾屡屡出土，不得不使人们对宝鸡戴家湾刮目相看。 　　截止目前，见于著录的禁仅有六件，西周时期的四件全都出土在斗鸡台。禁首次发现是清光绪二十七年被斗鸡台戴家湾村一农民挖出，先被陕西巡抚端方收藏，后流入美国。再就是党玉琨1927年在斗鸡台盗宝时出土的三件，这三件禁形状相同，唯大小有别，最大者长140、宽70、高60厘米。其中两件出在第十六号墓中。从我们调查中可知，当时挖宝的当事人中，大多对禁印象很深，他们把其称为“铜桌子”。这三件中的最小者被时任陕西省主席的宋哲元从党手中掠去后，曾流入日本人之手，解放后被天津博物馆收藏，成为国内唯一的一件西周铜禁。⑤ 在青铜器本身就是权力和地位象征的商周时代，这种庞大的青铜禁恐怕不是一般的贵族所能使用的，只有王室才能用，因此在考古发掘中极为罕见。而斗鸡台十六号一个墓就出土两件，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4、关于何尊问题的再思考 　　何尊是1963年在宝鸡贾村镇陈湖家的后院出土的。其底部有铭文122字。大意是，成王继承王位不久，便开始营建成周，还按照武王的礼，举行福祭，祭祀是从天室开始的。四月丙戍，成王在京室诰训“宗小子”们说：“过去你们的父亲能为文王效劳。文王接受了大命，武王战胜了‘大邑商’，就问天卜告，说，‘我要住在中国地区，从这里来治理民众’。你们或者还是小子，没有知识，要看公氏的样子，有功劳于天下，完成使命，敬受享祭祀。王是有恭德，能够顺心的，教训我们这些不聪明的人”。王的诰训讲完后，何被赏赐贝三十串，何用来做□公的祭器。这时是成王五年。何尊铭文证实了武王克商后向天祭告以及营建洛邑成周的重大事件，这在学术上已无争论。这件器物是成王五年的器也是绝大多数的看法。 　　但是因铭文末句“公”字前尚缺一字，此公到底是那一位公？尚有不同看法。唐兰先生断其应是虢公，⑥理由是宝鸡当时是虢的封地。马承源先生认为“何的父考公氏就是被祭的□公，曾跟随文王，是王室宗族，成王说他有勋劳于天，应该参加过克商的战争。”但这个“公到底是谁并未说出。”⑦ 　　我们认为，此公当与辅佐成王营建洛邑之周公有关。这是因为，其一，铭文中明确指出，何的父亲是辅佐周文王的旧臣，这些旧臣多是姬姓贵族，只有少数是异姓贵族，如太公望、闳夭、太颠等。这些旧臣中许多当是武王的兄弟辈，如召公、毕公等。《国语·晋语》说文王有十个儿子，有的还说文王有子一百多个，这个无须逐个去考证。但周公是吴太伯的侄孙，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召公亦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庶弟则是无疑的。周公和召公都是辅佐周文王的旧臣，但是，成王时期，戴家湾墓地已出土的青铜器和周公联系最为紧密。其二，铭文中涉及的主要是西周初年营建东都洛邑的重大事件，这和《召诰》、《洛诰》可以相互印证的问题，各种考证的文章中已经说的很多了。这里须要强调的是，周公是营建洛邑的组织者和执行者，因此，何尊的时代背景自然也就与周公联系的非常紧密了。其三，何尊铭文中的事件和《洛诰》的内容形成前后的紧密衔接，根据陈恩林和郭守信先生的考证，《何尊》铭文所载是“成王应周公之请将往洛邑而未成行前的事”⑧。也就是说，周公请成王去成周视察的前日或几天，带何去拜见成王，并让成王在宗周的周庙（京室）里，给何进行了训戒。而《洛诰》则记载了周公到了洛邑以后向成王报告要“复子明辞”，返政成王。两者比较后，就不难看出何尊铭文的语气和内容不但与《洛诰》前半部内容贯通一气，而且和《史记·鲁周公世家》中所体现出的周公辅政成王的一贯思想相一致。召公和周公都先后帮助武王营建过洛邑，根据《召诰》载，成王五年二月十六日，成王自周至丰，让召公先周公一步于三月五日到达成周去勘察地理环境。三月十二日，周公亦亲往洛邑，一方面督导营建成周京城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对成王前往成周作准备。其四，与周公辅政的历史背景一致。成王诰戒何时，正值周公东征回归不久，当时，成王虽已十八岁，但周公仍在摄政，尚未还政于成王，这时，召公虽对周公比较支持，不象蔡叔和管叔那样和周公为敌，但对他摄政一直持有疑意，为了避召公之嫌并解除成王之顾虑，一是在前往洛邑准备向成王返政之前，带何去见成王并让成王给何训话；二是周公紧接着到了洛邑之后，向成王报告了成周的营建情况，并表示要“复子明辞”，归政成王。《召诰》虽然很清楚的表明，成王到了洛邑后表示，自已只在宗周即政，洛邑方面仍要周公行政，未予接受周公的还政之请。但这却比较完整的体现了周公辅政成王和还政成王的思想。两者比较后，我们就不难看出何尊铭文与周公联系之紧。  　　因此，何尊铭文中的“公”当是周公比较符合情理。如此说来，何当是周公的儿子，这也和成王对何的训词相一致。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文献明确记载伯禽是周公的长子，明保当是周公次子。当然我们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也发现，史料和考古资料对周公之子的考证比较混乱，有的说君陈（就是明保）是周公次子，有的还说邢是周公长子。除何尊铭文外，再无何的记载，这点确须进一步探讨。 不仅如此，何尊铭文中的“京室”就是令彝铭文中的“京宫”，京宫就是太庙，即周祖后稷之大庙。⑨这点又表明，何尊和周公东征方鼎不但在出土地点上相关联，而且都是成王时周庙里的重要祭器。何尊铭文中的周庙（京室）位置当在宗周，即丰镐，这点很清楚，我们只需考虑的是它后来又怎么到了斗鸡台。而周公东征方鼎中的周庙在何处？我们尚不清楚。但是它们最终都到了斗鸡台墓地却是肯定的。 　　这里还须提及的是，“中国”在何尊铭文中第一次出现，学界把这当作国地的中央来理解，殆指现在的中原地区。但是。把何尊的出土地和《史记·吴太伯世家》中五次提到的“中国之虞”一并研究，恐怕上述理解不一定准确。“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之后，又四次提到“中国之虞”，这段记载不但和太伯奔吴最初是到了宝鸡吴山脚下的历史相一致，而且吴山脚下的陇县出土的西周早期的夨（虞）仲戈，进一步印证了这段历史，因此，这个“中国”当与太伯奔吴有关，与武王追封吴侯有关，与学界聚讼不休的夨国、吴国有关，具体地点当是何尊出土的地方。 　　和斗鸡台出土的其它铜器比较，何尊的造型不是出类拔萃的，其重要的价值在其铭文。它所反映的事件与时间和周公联系之紧是绝无仅有的，和周公东征方鼎的文化背景如出一辙。也就是说，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我们是把何尊的出土地当作戴家湾来考虑的。 欲说清此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对何尊的原始出土地作一反正。 　　何尊是1963年由贾村镇陈堆在其后院的断崖上发现的，发现后并没在意，就放在了自家的阁楼上，1965年才拿到宝鸡出卖给废品收购门市部，后被宝鸡博物馆佟太放发现收回博物馆。1976年在北京展出时发现其铭文，其价值才真正体现了出来。因此我们曾对其出土地的问题反复进行过实地调查，又和当地上了年纪且曾被党玉琨强迫去在斗鸡台盗掘文物的老人进行多次交谈。调查结果在《中国文物报》上刊登过。当时我们对何尊这样重要的文物独个出土在陈家后院感到比较蹊跷，因为那里并没有发现其它周文化遗迹，但还没有和党玉琨在斗鸡台盗宝进行紧密联系。后来通过对斗鸡台出土文物的综合观察，一是发现这批青铜器的时代绝大部分在西周早期，和何尊所处时代一致；二是发现这批铜器等级较高，如铜禁等和王室有直接的关系，这也和何尊比较一致；三是这批铜器中有铭文的多和周公、成王有关，这也和何尊的情况相似。这便引起了我们对何尊出土地的怀疑。何尊是否就是斗鸡台墓地的？ 　　从地域上看，斗鸡台处贾村原的南沿，为贾村原之阳坡。贾村镇在斗鸡台正北，距斗鸡台五公里，在历史地理概念上是同属一个文化区域；从党玉琨当年盗掘斗鸡台墓葬的背景来看，盗掘用时长达6个月，日上民工有时达千人，这些民工主要来自斗鸡台周围二三十里范围内的村庄，部分来自岐山和凤翔县。我们调查中，发现斗鸡台所在之戴家湾村，以及附近之冯家崖，蟠龙，广福，贾村、金河70多岁以上的老人，差不多都为党玉琨拉去挖过宝。这中间，尽管党玉琨当时防范措施十分严密，但这样大的盗掘场面，难免所挖出的文物被挖宝的民工私下藏匿。事实上，所盗出的文物确曾被民工偷走过。当年有一个叫杨冬满的民工，就曾被党玉琨怀疑有偷盗文物的行为，而被党玉琨下令活埋了。在这种情况下，何尊完全有可能最先出自斗鸡台墓地，被贾村镇挖宝的民工偷回后埋藏，1963年被挖出。否则，这样一件重要器物，怎么会出在一个既不是墓葬，又不象窖藏，且又不是什么遗址的地方。我们和陈湖谈及这个问题时，他先是不语，后来才说道：前几年村上曾有类似的传言，如说这不是从他们家挖出的，是他老四从宁夏国民党军队的一位军医手里弄到并带回家的，这不对，是他老四从后院挖出是事实。但对我们的推测，因其父辈已经去世多年，他们对此也说不清。不过参加挖宝的老人认为这种推断很有可能，因为挖宝时间那样长，群众都是被迫征派去的，不可能和党拐子一条心，党拐子虽然看守的很紧，但那样大的场面，几个看管不可能一直盯在一个地方，加上那里地形又多沟壑和断垅，趁监工头不在场时，把挖出的宝物转移，贾村距戴家弯又很近，挖宝的都是当天去当天回，再择机拿回家完全有条件。如是这样，这件国宝幸亏被当时的挖宝群众转移才得以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讲，挖宝的群众在不知不觉中为保护这件国宝立下了汗马功劳。否则，它将和其它宝物一样的命运，如今不知落入何方！为此，我们认为，何尊应当出在斗鸡台墓地比较符合情理。 二、斗鸡台墓地与周公之关系的蠡测 　　周公姓姬名旦，是吴太伯的侄孙，周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其长子伯禽被封于鲁地为侯，其孙熙袭爵为鲁侯。这些都在斗鸡台墓地出土的铜器铭文中得到了体现。 　　周公在西周初年的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西周铜器铭文中所反映的周公名称和事迹本来就很少，就目前我们所知，仅只有《禽簋》、《小臣单觯》、《令彝》、《?方鼎》、《荣簋》和《史墙盘》六件。《史墙盘》虽出土在《周原》，但那是西周中期恭王时器，铭中在赞颂穆王以前诸王业绩时提到了周公，主要内容与周公关系不大。除此之外，没有一件是出土在“周原”的，既是对“周原”的范围需要重新界定，也无一件是出土在岐山之周公庙附近。相比之下，不仅《周公东征方鼎》出土在斗鸡台之戴家沟墓地，而且《鲁侯熙鬲》也出土在斗鸡台。鲁侯熙为周公之孙，伯禽之子，袭爵鲁侯；《禽簋》的器主为伯禽，伯禽是周公之长子；《令彝》的器主据陈梦家和郭沫若都考证为周公之次子君陈。⑩如此看来，《?方鼎》、《鲁侯熙鬲》《禽簋》《令彝》四件铭文的历史背景不但完全一致，而且时间相连，家族关系十分清楚。这四件铜器有两件可以肯定的出土在斗鸡台墓地，一件相传出土在洛阳马坡，一件为传世品，不能排除其就出在斗鸡台。这样一个家族不同时期、不同辈分的铜器出在一个墓地，很难用巧合去解释。这不能不使我们对斗鸡台墓地与周公之关系作一深思。 　　最近，北大和省考古所在周公庙附近调查时，在庙前村一灰坑中发现了一批甲骨，其中有几片上刻有“周公”二字，虽然还不能说此“周公”就是周公旦，但这次调查中发现的周墓之规格和时代特征，这个“周公”恐怕非周公旦莫属了。这个发现也许能解开斗鸡台墓地之迷。 周公生于岐，死于丰，归葬于毕原。这似乎都与斗鸡台没有多大关系，但问题恐怕就出在这里。 《史记·鲁周公世家》说“周公……及七年后还政于成王，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擶其蚤沈之河，以祝于身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从这里可以看出，周公还政后，有人诬告周公，周公只得逃到楚地。《尚书大传》记述周公还政三年后死于丰。《史记·鲁周公世家》又载 “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我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原”。这些史料中涉及三个问题，一是周公还政后逃到了楚地；二是周公还政三年后病危在丰，临终前留下遗言，把自己葬在成周；三是周公死后，成王心怀谦让，葬周公于毕原。有资料说丰就是镐京，有资料说丰就是指“周公奔楚”后所去的伯禽的封地，即《?方鼎》铭中所述的“丰白”这个地方。根据《竹书纪年》成王十年记载，“周文公出居于丰”，这个丰如果是宗周之丰，周公为什么要出而居之？夏含夷先生认为周公若真的死在宗周，他要求葬已于成周“以明我不敢离成王”似乎不合情理。⑾显然，这些史载貌似清楚，实际上并非清楚。周公恐怕不是死在宗周。 　　弄清“丰”关系着周公之死地和葬地。而“丰”地与“周公奔楚”是否密不可分？我们在这里还不可能把这个问题一下说清楚，但已有的观点我们也不完全赞同。 　　“周公奔楚”的楚在什么地方？这和《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说的“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 的“楚”可能有关系。西周时，楚和荆经常连用，楚就是荆，荆就是楚，所以《吴太伯世家·索隐》说“荆者，楚之旧号”说得相当明白。尹盛平先生认为太伯之奔荆蛮是说的今日之宝鸡市区之吴山一带⑿。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打破了传统的思维模式，符合西周早期的历史背景，比较容易解释史料和考古中的问题。如此说来，周公还政奔楚后也是到了宝鸡一带，因为其先祖太伯早年曾奔到了这里，宝鸡一带是周王室的一支进入关中以后最早建立的根据地。这样斗鸡台墓地出土的与周公有关的青铜器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但是，如果说“丰”和“周公奔楚”应该一致，这个丰显然不在宝鸡。然而，说丰是指《?方鼎》铭文中伯禽的封地之山东丰白，恐怕也有点附会。齐和鲁都是周公东征后分封的，但范围不一样。丰伯当在今日山东之营丘一带，属于齐国的封地，而今之曲阜一带才是鲁侯伯禽的封地。显然，周公的死地依旧是一个悬案。 　　周公遗言死后葬于成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说成王将其葬在了毕原。这个问题就更加扑朔迷离。从目前的西周考古来看，周原至今没有发掘出高规格的周墓，也没有出土与周公有关的铜器。不仅如此，综观周原已出土之青铜器，时代多在西周中晚期，这在时间背景上和周公相去甚远，且有铭文者绝大部分不是姬姓。与此相反，斗鸡台墓地出土青铜器的时代多在商末周初，这在时间上和周公相一致；《?方鼎》、《鲁侯熙鬲》就是与周公有关的器物，《何尊》铭文涉及的时间不但和周公关系紧密，而且所述事件就是周公；铜禁虽没有铭文，但它是王室祭器。斗鸡台墓地出土青铜器千余件，其中有可靠记载的180多件（组）中的许多鼎、簋、尊、提梁卣、方彝、觥、觯、垒等时代之早，器形之大，造型之精美，是周原地区无法比拟的，也不是一般的贵族所能享用的。 　　斗鸡台墓地虽不是科学发掘，且出土器物绝大部分流失国外，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事。但我们从调查中得知，党玉琨原来就是干古董这一行的，盗掘中又从西安顾请了一些董行的作技术指导，如解放后曾在陕西省博物馆工作的郑郁文就是其中之一，当时的器物名称都是他们定的，后来我们调查中发现除铜禁定名不准外，其它大都没有什么错误，这非一般的文物常识所能作到的。担任记录的马午樵，杨紫梁的原始记录材料准确性有限，虽然不能作为考古证据，但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根据马的记录，十五号墓和十六号墓分别是六鼎二簋和六鼎三簋；杨的记录说十六号墓是七鼎四簋。马说《?方鼎》出在十六号墓。这两座墓都带有墓道，墓室很大。如此高规格的墓葬，并且还出有王器铜禁，不得不让人们深思，是否周公或其家族就葬在这里？ 　　王光永先生推断十六号墓是鲁侯熙墓。马、杨记录中都说《?方鼎》出在十五号墓。由于《?方鼎》是周公的器，如果说这座墓的墓主有可能是周公的话，当时只有周公才能享受王的待遇的铜禁却出在十六号墓之中，似乎又于理不通。由于资料的准确性有限，我们不敢断言，但是，斗鸡台墓地出土如此数量和高等级的青铜器和带有墓道的规格，且又和周公联系之紧密，如若不是周公或其家族又能是谁呢？ 三、其它几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1、斗鸡台墓地出土青铜器上千件，时代多在西周初期，少量为商末，在学术界影响较大。这个墓地属于贵族墓地似乎没有多大争论，但墓地之属性问题尚有争论。有学者认为它是夨国墓地，我们认为问题并非这样简单。问题是，夨的问题本身聚讼不休，斗鸡台墓地的主人自然也就很难说清。除非是赞同夨就是吴，夨国就是吴国，夨是姬姓，否则这个地区的相关文化研究就可能发生冲突。⒀ 　　2、《史记》中说这里是“昔周邑”，这从这里出土的青铜器和墓地规格可以证实。但这是西周谁之邑城？不得而知。与此地接壤的有夨、?、散、虢等，虢的地望还到不了这里，至于?、散，还没有其器物来证明，从地望上讲，最有可能是夨。虽然夨国和吴国的问题尚在聚讼之中。但是，“太伯奔荆蛮”和“周公奔楚”的历史背景在这个问题的争论中应当引起重视，“昔周邑”恐怕与这些问题有关。 　　3、 “中国”在何尊铭文中第一次出现，学界把这当作国地的中央来理解，殆指现在的中原地区。但是，把何尊的出土地、夨（虞）仲戈的出土地和《史记·吴太伯世家》中五次提到的“中国之虞”一并研究，恐怕上述理解不一定准确。这个“中国”当与太伯奔吴有关，与武王封吴侯有关，与学界聚讼不休的夨国、吴国有关，具体地点当是何尊出土的地方——斗鸡台及其附近。否则，“中国”之含义、太伯奔吴之历史与器物之出土地不好统一。 　　4、斗鸡台有周庙的问题不能排除。特别是王才能使用的庙堂器物“禁”的屡屡出土，有可能说明这里有与之“周邑”和贵族墓地相适应的周庙。 --------------------------------------------------------------------------------注释： ⑴高次若、刘明科：《党玉琨宝鸡斗鸡台盗宝始末》，《中国文物报》，1990年8月连载。 ⑵曲英杰：《周都王庙考》，《西周史论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6月。 ⑶④王光永：《陕西宝鸡戴家湾出土商周青铜器调查报告》，《考古与文物》，1991年1期。 ⑤李先登：《西周夔纹铜禁出土情况与流传经历》，《考古与文物》，1982年6期。 ⑥唐兰：《何尊铭文解释》，《文物》，1976年1期。 ⑦马承源：《何尊铭文初释》，《文物》，1976年1期；《何尊铭文和周初史实》，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一）。 ⑧陈恩林、郭守信：《关于西周有无周公纪年的问题》，《西周史论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6月。 ⑨尹盛平：《西周昭穆制度与金文中的‘康宫’问题》，《西周文明论集》，朝华出版社，2004年1月。 ⑩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88页，《考古学报》第十册，科学出版社。 ⑾夏含夷：《周公居东新说兼论“召诰”、“君奭”著作背景和意义》，《西周史论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6月。 ⑿尹盛平：《西周史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 ⒀注：本文作者之一高次若同志曾在《先秦都邑陈仓城及秦文公宁公葬地刍论》一文中提出秦文公墓地可能在斗鸡台，并将周人器物拿来用之。礼县秦公大墓发现后，有学者推测秦文公墓可能在那里。但她仍认为秦西山陵区可能在贾村原区，不排除原来对斗鸡台墓地的推测。 刊载于《宝鸡社会科学》2006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