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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亞資料學的可能性》出版
與聞
《東亞資料學的可能性——以理解古代東亞史爲中心》，2009年10月由韓國成均館大學出版部出版。該書是2008年8月28～29日由成均館大學东亞學術院、人文韓國事業團主辦的“東亞資料學可能性的探索——以出土資料为中心”國際學術研讨會論文的結集，由權仁瀚、金慶浩、李承律教授編輯。該書中文版擬于今年10月出版。
承金慶浩教授美意，茲將《序言》和《目錄》中文本揭載如次，請簡帛網讀者朋友分享。序言
本書收集了在2008年8月28、29日東亞資料學研究會主辦的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人文韓國事業團主題爲“東亞資料學之可能性摸索——以出土資料爲中心”的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表的論文，予以出版發行。
韓中日三國及臺灣地區的12位出土文獻方面的著名學者和12位討論者參加了本次學術會議，圍繞上述主題作了精彩的演講和極具深度的討論。中國的陳偉教授（武漢大學）、李均明教授(清華大學)、陳松長教授（湖南大學），臺灣的季旭昇教授（玄奘大學），日本的犬飼隆教授（愛知縣立大學）、平川南教授（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谷中信一教授(日本女子大學)、藤田勝久教授（愛媛大學），韓國的李熔賢教授（韓國國立夫餘博物館）以及本書3位韓國編者出席了本次學術會議幷發表了各自的論文。特別的是，出席本次會議的外國學者不僅在古文字、音韵、歷史、哲學思想等方面有著突出的研究成果，在國際學術界也十分活躍。在此衷心地感謝與會外國學者抽出寶貴的時間參加本會幷發表高見。
本次學術會議的問題意識和目標如下：對于東亞文化的研究向來以文獻資料（傳世文獻）爲中心展開的，但自從20世紀以來韓中日三國出土了許多資料，對其重要性的認識也隨之逐步深化，因此以出土資料爲中心進行研究也很普遍了。
而說起過往研究，則主要集中在古文字學、歷史學、哲學、文學等領域，其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都有很大的差异。可以說研究是在各地區各領域內分別獨立展開的，而我們也不曾確立一個以文化整體爲對象的綜合性的“資料學”研究方法論。
儘管近三十年來韓國發現的簡牘在數量上還少于中國和日本，但爲瞭解資料十分匱乏的所謂韓國古代及其社會相提供了重要綫索。特別是在韓國出土的資料的成書期介于中國和日本之間，可以說這爲以出土資料爲媒介跨學科地研究先秦至公元8世紀東亞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時機。
另外，通過創建新的研究方法論，廣泛活用資料，加深了對東亞文化的理解。但是，在韓國（乃至在整個世界範圍內），以出土文獻爲中心的“資料學”研究領域還未完全成形，因此我們還需對此進行深度討論。
此次會議提出了“資料學”的對象、意義、研究方法論、問題點以及它是否具有正確理解古代東亞文化的媒介的作用等問題，幷在古代文學、語言、歷史及哲學思想等領域裏做跨學科的整體性研究，以此來探索“資料學”的可能性，進一步探討出土資料在“資料學”這一更大的領域裏的本質意義，這就是本次會議的最終目的。
爲便于理解，在此簡單介紹一下人文韓國事業和東亞資料學研究會。首先，人文韓國事業（Humanities Korea Project）是從2007年開始由原韓國學術振興財團(2009年起幷入韓國研究財團統合運營)提供財政支持的項目，它的目標是確立以研究所和研究團爲核心的研究體系，培養研究主體，强化研究功能，幷對跨學科的綜合研究予以長期支援。2007年東亞學術院參與到此項目中，幷以“疏通和擴散——以東亞研究創新韓國人文”爲精神，以構建具有世界水準的作爲東亞研究據點的核心研究中心（HUB）爲目標。現已進行到第一階段第三個年頭。
本研究會爲了有效地體系化地實施上述研究計劃，正在組織和運作跨學科的教育研究活動的統合體系，即機關研究的執行主體研究單位（Research Cluster）。東亞資料學研究會正是其中一員，它成立于2008年3月。作爲此研究會的下級組織，楚簡輪讀會主管幷組織每月數次的資料輪讀、邀請國內外碩學進行講演或召開學術會議、叢書刊行等研究活動和事業。
作爲研究會名稱使用的“資料學”不僅在國內，在國外也是個比較生疏的概念。只比較韓中日三國的情况，韓國和中國至今也幾乎不使用資料學這一概念，只有在日本從90年代前中期開始，主要從民俗學、歷史學、文獻學等學科的立場上，使用“文獻資料學”、“歷史民俗資料學”、“中世資料學”、“人文資料學”等用語。2001年日本愛媛大學設立了“資料學研究會”，從“信息傳達”的角度研究出土資料，幷據此探究古代東亞特別是中國和日本古代社會的特點。
如果想要總體客觀地研究東亞社會和文化，必須要對“資料”有深刻的認識，意識到這一點，本研究會導入了“資料學”這一概念。那麽資料學和文獻學（philology）有何差异呢？在學術上定義“資料學”還爲時尚早，它仍處于研究中，不過資料學和文獻學確實存在鮮明的差异。事實上，文獻學的概念和意義也很難定義，東西方各有其不同的認識，使用的主體不同其定義也不同。在西方詞典上將文獻學定義爲研究一個民族或多個民族所留下的有形和無形的文化遺産，特別是語言遺産，用其結果創造性地再現此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狀况。與此相比，在東亞，文獻學與訓詁學、考證學、版本學、甚至文獻情報學的概念相融，這更縮小了它的使用範圍。
資料學以文獻學的方法論爲基礎，與文獻學有相通的一面，但本研究會標榜資料學有特別的理由。首先要擺脫東亞各國從一國史的角度按照文史哲等學科分別研究的方法論。最近抬頭的民族優越主義的態度也是要克服的對象之一。因此要認識到東亞各國社會和文化的固性和多元性，跨越時代和國界，一體照明東亞近代前後的文化疏通和擴散過程，以此來闡明“東亞是什麽”的問題，這就是本研究會的一個目標。爲達到這一目標，無論是古代資料或近代資料、國內資料或國外資料、紙上資料或地上資料都可成爲資料學的研究對象。同時，爲瞭解這些資料，無論是人文科學、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它們的方法論也都可能成爲資料學的方法論。
以古代東亞出土資料爲例，在中國考證出的竹簡和木簡等書寫材料，在韓半島也發現了類似的形態，但也有不同的形態出現。如果它是韓半島特有的書寫材料形態，那麽可以通過對韓日兩國古代木簡的比較研究發現它對日本古代社會所産生的影響，而在書寫材料的形態、用途、內容方面古代東亞出土資料也各有异同。這些通過文獻資料是無法得知的。由此我們也可以得知資料學的有效性幷不是以一國史而是以整個東亞爲研究對象的，從本書的論文中能更詳細地瞭解到大體的狀况。
要把資料學確立爲獨立的學問，所面臨的問題極多。學術會議中談到確立資料學的系統化首先是急于樹立具體的研究方法論。再者建立將文史哲等各學科融爲一體的跨學科研究環境和基礎，也是當前的課題之一。我們還要面對許多問題，但這些一時不可能都解决，本書是作爲樹立資料學的一個環節，利用古代東亞共同的出土資料，探索它的可能性，希望讀者們對開拓國內新研究領域給予更多的關心和支持。2009年 9月
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
東亞資料學研究會
權仁瀚•金慶浩•李承律
目錄
序文
祝辭
- 卜憲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 陳偉（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任）
- 平川南（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館長）
【1部】 出土文字資料研究的可能性
金慶浩(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 ：21世紀東亞出土文獻資料研究現狀和“資料學”的可能性——以古代東亞史的理解爲中心
李承律（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 ：出土文字資料與中國古代思想史
藤田勝久（日本愛媛大學）：關于木簡研究的一個視角
平川南（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古代日本出土文字資料的新視點
【2部】 文字和文化
季旭昇（臺灣玄奘大學）：從經學及文字學談談上博楚簡在學術史上的價值
陳偉（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二年（律令》“偏（頗）捕（告）”新詮
權仁瀚（成均館大學）：關于咸安城山山城木簡中的固有名詞表記
犬飼隆（日本愛知縣立大學）：日本語言史和東亞木簡
【3部】 地域和社會
谷中信一（日本女子大學）：先秦時期齊楚文化的交流
——以上博簡(五) 《鮑叔牙與隰朋之諫》爲中心
陳松長（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岳麓書院藏秦簡中的郡名考略
李均明（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保護中心）：秦漢文書制度考察
——簡牘文書的起草、審批與收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