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叁）》刊布了一卷儀類文獻，共65支簡，簡長約46、寬約0.6厘米。整理者根據簡牘編號和内容，依據《儀禮》經、記之體例，析之爲兩篇，分别命名爲《大夫食禮》和《大夫食禮記》。[1]《大夫食禮》共51支簡，記載了楚地大夫行食禮的内容，主記大食，兼記小食。其中諸多儀節都和《儀禮》諸篇，尤其是《公食大夫禮》相似，可以對讀。《大夫食禮記》共14支簡，是對前文的補充，附於《大夫食禮》後，學者認爲二者是“編纂過程中的同時産物”。[2]《大夫食禮》主要參與者以五大夫、七大夫等楚爵或莫敖、連敖等楚官身份出現，顯然是因楚地實際而製作的楚地食禮，對研究先秦禮儀及其傳播具有重要價值。我們不揣冒昧，擬對《大夫食禮》“損席”等内容略作討論，以求教於學界。
　　席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徵，其方位等因素牽涉禮義，在禮儀活動中至爲重要。頗值得注意者，是《大夫食禮》中的賓席。簡12曰：“客升，方席南末之東”，[3]簡22曰：“賓主致升，客立於席南末，主亦立於席北端”，[4]可知《大夫食禮》中的賓席在西階之上，其末在南，面向東方。整理者注意到了其位置與《儀禮》不同。[5]據學者研究，《儀禮》“飲射燕食諸篇，賓席在户牖間，南向，東上”。[6]如《公食大夫禮》：“宰夫設筵，加席几”，鄭注：“設筵於户西，南面，而左几”。[7]簡文中的賓席位於西階上，而《鄉飲酒禮》中的西階是介席所在處。[8]
　　《大夫食禮》簡25—28涉及爲賓客設席之儀的原釋文作：
　　客乃自（席）南耑（端）（坐），龹（卷）童（重）（席），（25）奠之西（序）之耑（端）。客者爲客（辭）：“某夫=（大夫），君爲臣皇（貺）（寵）之而童（重）（席），（辭）弗敢真（奠）。”客者（26）（辭）客：“某夫=（大夫）自辱也，古（固）下薦，可（何）（辭）之又（有）？”客者命僕人芸（損）（席），（賓）宔（主）乃（跪），客（坐），（且）台（以）（左）手（27）（移）童（重）（席）。[9]
“重席”指多重筵席，《儀禮·鄉飲酒禮》曰：“席於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賈疏：“席有地可依，若衣裳在身，一領即爲一重，再重、三重猶二領、三領也。”[10]簡文載，主人爲賓客設重席，賓客卷起重席并置於西序之端，擯者先後替賓客和主人傳達禮辭。隨後賓客和主人皆跪坐，賓客用左手移動身旁的重席。
　　這樣看來，賓客自卷重席置於西序之端後，擯者應命僕人將席放回到賓席左側。關於後一禮儀動作，簡文作“客者命僕人芸（損）（席）”，“損席”即撤去重席。如然，重席便不可能被放回賓席左側，賓客不得“移重席”。且擯者作爲主人一方佐贊禮儀者，當與主人“何辭之有”的態度相同，不會在傳達了主人的禮辭後立即撤去賓客的重席。因此，釋文中的“損席”似可重新思考。
　　整理者讀作“損”的字，原簡作。同樣的字形還見於鄂君啓節舟節（摹本作）、上博簡《容成氏》簡42（原簡作）和清華簡《繫年》簡85（原簡作）。朱德熙、李家浩、劉釗、劉國忠、馬楠等將其釋爲“芸”，[11]郭沫若、殷滌非、羅長銘、譚其驤、于省吾、陳偉、李零、蘇建洲、陳劍、李鋭、黎廣基、楊澤生、孫飛燕、林志鵬等則釋之爲“”。[12]釋讀的關鍵便在於此字的下半部分是釋爲“雲”還是“巳”。本文認爲，此字下部即“巳”，如郭店簡《成之聞之》簡36“巳”就寫作。[13]至於“雲”，郭店簡《緇衣》簡35寫作，[14]上部填實，字形有别。黄錫全還指出，鄂君啓節此字下部是上筆轉折後大筆豎下右彎勾，與“巳”區别較明顯，[15]但“上筆轉折後大筆豎下右彎勾”本即甲骨文和金文“巳”的寫法，如（《甲骨文合集》38115）、（《殷周金文集成》2837）。[16]鄂君啓節此字也應釋作“”。至於《繫年》此字，其與《大夫食禮》“”基本無異。雖然寫作“”，但整理者釋其爲“芸”並通作“鄖”，[17]恰好對應《左傳·成公七年》“秋，楚子重伐鄭師於汜”條。[18]《系年》此字疑本當寫作“芸”，但因字形相近，訛而爲“”了。綜上，我們認爲《大夫食禮》簡27中釋爲“芸”之字應改釋爲“”，“芸席”應爲“席”。
　　“席”可讀作“改席”。“”從艸巳聲，而“改”亦從巳得聲，二字聲符相同，可以相通。出土簡帛文獻中“”往往用作“改”。例如，陳劍、蘇建洲、黎廣基等在釋讀《容成氏》“”時，均認爲其可讀作“改”。[19]在《大夫食禮》簡文中，改席是指擯者命僕人將西序之端的重席改置於客席左側。在《燕禮》中也有類似的儀節，如“司宫兼卷重席，設於賓左，東上。”[20]可見被賓客撤掉之席實際又被改設到了賓席的左側，這也是簡文中賓客以左手移重席的緣由所在。
　　 

[1]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黄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叁）》（下册），上海：中西書局，2023年，第105—128頁。
[2] 馬楠：《從清華簡〈大夫食禮〉再論禮經禮記關係及成篇先後問題》，《出土文獻》2023年第4期，第3頁。
[3]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黄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叁）》（下册），第109頁。
[4]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黄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叁）》（下册），第113頁。
[5]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黄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叁）》（下册），第110頁。
[6] 郜積意：《禮經席儀綜考》，《學術月刊》2024年第6期，第181頁。
[7] 《儀禮注疏》卷25《公食大夫禮》，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2335頁。
[8] 鄭玄云：“介席，西階上，東面”。《儀禮注疏》卷8《鄉飲酒禮》，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2116頁。
[9]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黄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叁）》（下册），第114頁。
[10] 《儀禮注疏》卷10《鄉飲酒禮》，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2137頁。
[11] 朱德熙、李家浩：《鄂君啓節考釋（八篇）》，《朱德熙文集》（五），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94—195頁；劉釗：《〈容成氏〉釋讀一則》，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第351頁；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下册），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第174頁；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黄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叁）》（下册），第115頁。
[12] 郭沫若：《關於鄂君啓金的研究》，《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第4期，第3頁；殷滌非、羅長銘：《壽縣出土的“鄂君啓金節”》，《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第4期，第9頁；于省吾：《“鄂君啓節”考釋》，《考古》1963年第8期，第442頁；陳偉：《〈鄂君啓節〉之“鄂”地探討》，《江漢考古》1986年第2期，第88—89頁；譚其驤：《鄂君啓節銘文釋地》，《長水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7頁；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3頁；季旭昇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讀本》，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173頁；陳劍：《上博簡〈容成氏〉的竹簡拼合與編連問題小議》，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第331頁；李鋭：《讀上博館藏楚簡（二）札記》，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第529頁；黎廣基：《〈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叢考》，博士學位論文，香港大學，2007年，第111—116頁；楊澤生：《戰國竹書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75頁；孫飛燕：《〈容成氏〉文本整理研究》，博士學位論文，清華大學，2010年，第90頁；林志鵬：《戰國楚竹書〈容成氏〉校讀》，《嶺南學報》2018年第2期，第179頁。
[13] 荆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51頁。
[14] 荆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第19頁。
[15] 在釋讀《容成氏》此字時，黄錫全支持陳劍等觀點。陳劍等以其從巳，黄錫全誤植爲從已。這一點已由蘇建洲指出。黄錫全：《讀上博簡（二）札記五則》，張光裕主編：《第四届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新世紀的古文字學與經典詮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2003年，第241頁；季旭昇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讀本》，第173頁。
[16] 古文字中的“已”“巳”通用很常見，上引郭店簡36“巳”就被整理者根據簡文釋作“已”。此大盂鼎“巳”亦當釋爲“已”，讀作“矣”。荆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第168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2册），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517頁。
[17]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下册），第174頁。
[18] 《春秋左傳正義》卷26《成公七年》，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4132頁。
[19] 季旭昇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讀本》，第173頁；陳劍：《上博簡〈容成氏〉的竹簡拼合與編連問題小議》，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第331頁；黎廣基：《〈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叢考》，第116—120頁。
[20] 《儀禮注疏》卷15《燕禮》，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2305頁。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25年7月25日1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