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泉漢簡中有很多“瓜”的記載，學界也有關注，袁雅洁、劉盼等均有論述。[1]袁雅洁引《漢書·地理志》認為敦煌縣産“美瓜”，“卒員日常勞作也有種瓜一項”。劉盼指出Ⅱ90DXT0114②：188、Ⅱ90DXT0114②：190、Ⅱ90DXT0114②：228+205、Ⅱ90DXT0114②：66四簡可以編聯，但Ⅱ90DXT0114②：228+205號簡“里”的寫作上與其它簡存在差異，對比如下：

Ⅱ90DXT0114②：188	Ⅱ90DXT0114②：190	Ⅱ90DXT0114②：228+205

據此，我們懷疑Ⅱ90DXT0114②：228+205與其它簡不是同一書手，不應該編聯其中，即Ⅱ90DXT0114②：188、Ⅱ90DXT0114②：190、Ⅱ90DXT0114②：66三簡編聯可以成立，Ⅱ90DXT0114②：228+205應是其它冊書。
　　我們把涉及到“瓜”的簡文梳理如下：
　　八月丙辰少内嗇夫長付□□□獻瓜□　Ⅰ90DXT0114①：235
　　■右六月十九人   一人毋此人  乙□    □□□□  □□
　　                 五人作瓜田　Ⅱ90DXT0114②：66
　　■右三月卌四人   其十六人東東   一人吏   二人死        十二人瓜田
　　                 三人流不知處   一人論   廿一人在部下   三人作郵人　Ⅱ90DXT0114②：171
　　壽貴里孔並  △  作瓜田　Ⅱ90DXT0114②：190
　　七月瓜田戍守者　Ⅱ90DXT0114②：196
　　大穰里李奄  六月瓜田  □□　Ⅱ90DXT0114②：228+205[2]
　　瓜一嬰　Ⅱ90DXT0114⑤：27
　　瓜百□□□□黍□□□〼
　　韮廿束卩    洛一石卩六□〼　Ⅱ90DXT0213②：114
　　■右四人署瓜田置　Ⅱ90DXT0215②：71
　　〼□卒御錢直九千九百十七並書言縣=不肯爲責兩置御瓜田卒錢月輸府　Ⅱ90DXT0215S：265
　　這批“瓜”有關簡文可分為勞作管理、物資供給、經費核算三大類，覆蓋了瓜田從生產到分配的全流程。Ⅱ90DXT0114②：171號簡是懸泉置三月人員勞作統計，總計44人中，有12人專職從事瓜田勞作，占比27%。三月為春耕期，是整地、起壟、播種、鋪設灌溉設施的關鍵節點，人力投放較高，此爲瓜種植季。Ⅱ90DXT0114②：66號簡是懸泉置六月勞作統計，19人中5人負責瓜田，占比26%，基本與三月持平，六月可能是瓜苗進入藤蔓旺長期，人力消耗大。
　　Ⅱ90DXT0114②：190號簡壽貴里是敦煌郡效穀縣下轄單位，孔並為本地編戶百姓。這說明瓜田勞作者並非僅有戍卒，還包含徵調徭役的本地平民，人員構成具有多元性。Ⅱ90DXT0114②：196號簡記載“七月瓜田戍守者”，七月瓜類進入成熟待收期，專門設置“戍守者”看管瓜田，防止果實被盜、被牲畜啃食。這一側面印證了瓜的價值較高，是需要重點看護的官方物資。Ⅰ90DXT0114①：235號簡“少內”是縣級掌管財政物資的官方機構，嗇夫為其主管官員。八月是瓜已收穫入庫，少內嗇夫負責交付“獻瓜”，直接證明“瓜”是效穀縣的官方貢品，用於向敦煌郡乃至中央朝廷進獻地方特產。
　　至於“瓜”的種類，袁雅洁認爲：“簡文沒有涉及瓜的品種，只能期待以後憑藉出土實物深入研究”。[3]我們看懸泉漢簡所見的“瓜”生長期很長，三月種植、七月收穫，生長期有4-5個月，需要春、夏兩季去打理，可見得之十分不易。《齊民要術•种瓜》轉引《廣志》曰：“瓜之所出，以遼東、廬江、敦煌之種為美。有烏瓜、縑瓜、狸頭瓜、密筒瓜、女臂瓜、羊髓瓜。瓜州大瓜，大如斛，出涼州。”[4]懸泉漢簡所見之“瓜”，應是“敦煌之種”，至於其種類，應是引文出現的烏瓜、縑瓜、狸頭瓜、密筒瓜、女臂瓜、羊髓瓜的一種或幾種，大類上還是甜瓜的大類，因為當時的甜瓜種植十分廣泛，[5]“敦煌在漢代已是甜瓜的主要產地”。[6]Ⅱ90DXT0213②：114號簡是一份物資登記簿，瓜與韭菜（鮮蔬）、穀物（黍）、乳製品（洛）並列，屬於驛置膳食供給的常規物資。“瓜百”說明單次調撥數量可達百級，對應瓜田具備穩定的生產規模。
　　需要註意的是，Ⅱ90DXT0215②：71號簡“右四人署瓜田置”的解讀要慎重。劉盼認爲：“可能亦曾存在一個‘瓜田置’……很可能就是確失名字的那一個置，從置名來看，可能所在地有政府的瓜田”。[7]我們有不同的看法，原因有三：
　　一是“瓜田置”的記載缺失嚴重，缺乏核心史料的支撐。除了Ⅱ90DXT0215②：71號簡外，沒有其他簡文的佐證，沒有履行郵驛職能的任何證據；“九置説”只是目前學說之一，如張俊民認爲：“敦煌郡的‘縣置’名稱也就有兩說，一度是9個，一度是8個。而9個之說的名稱缺一個不詳。”[8]所以預設九置必須有一缺失，看到新出現的“某置”與之對應存在較大風險。
　　二是命名邏輯不匹配，“瓜田”不符合驛置的命名慣例。敦煌郡的驛站名字要麼是縣名（淵泉、冥安、廣至、敦煌、龍勒），要麼是與驛站功能或地理特徵密切相關的小地名（懸泉：泉水旁；遮要：扼守要道；魚離：具體地名）。[9]而“瓜田”是以一個特定農業地塊的作物命名的，這與所有已知驛站的命名邏輯完全不同。若“瓜田”是一置，那麼“麥田置”“粟田置”“果園置”也應存在，但懸泉漢簡中無此類記錄，這說明直接用作物命名驛站並不符合當時的命名慣例。
　　三是目前可確認的敦煌郡八處廄置（淵泉置、冥安置、廣至置、魚離置、懸泉置、遮要置、敦煌置、龍勒置）全部位於由東向西貫穿敦煌郡的絲路主干線上，這是“置”作為郵驛機構的基本前提——必須位於交通要道。從功能推測，政府瓜田需要大片肥沃土地和穩定水源，通常分佈於綠洲農業區（如敦煌綠洲邊緣、河流沿岸等），而非戈壁交通線上。這與驛站必須分佈於交通線上的規律相悖。
　　我們認爲這里的“瓜田置”是“署”的賓語，“置”是“署”（安排、部署）這個動作所指向的地點或機構，它並不自動等同於郵驛系統的“廄置”。“右四人署瓜田置”應理解為瓜田的管理機構或駐所，直接對應懸泉置本身。Ⅱ90DXT0215②：71號簡“右四人署瓜田置”的價值在於這4人的人事管轄、經費撥付與產出調配，全部納入懸泉置的官方運營體系。Ⅱ90DXT0114②：66、Ⅱ90DXT0114②：171出現的“五人作瓜田”“十二人瓜田”等簡文，反映的是春耕、夏管等農忙節點的臨時勞作人力；本簡則進一步證明，懸泉置瓜田設有4人的固定常設編制，是驛置下轄的常態化生產單元，而非臨時性、零散性的菜園種植，明確了瓜田的官方定位：是漢代邊塞驛置後勤生產體系的正式組成部分，而非戍卒閒暇時的副業種植。
　　Ⅱ90DXT0215S：265號簡的核心內容可梳理為：兩處置（效穀縣所屬懸泉置、遮要置）瓜田卒与御的工錢總計九千九百一十七錢，所屬效穀縣不肯承擔這筆費用的支付責任；兩置因此聯合行文上報，申請將御與瓜田卒的薪酬改為由郡府撥付。按照西漢河西驛置體系的常規財務制度，懸泉置等基層驛置的日常運營開支，統一由其隸屬的效穀縣縣廷負責預算編制、經費撥付與賬目核銷，實行的是“縣—置”的層級管理模式。但此簡記載反映出一套突破常規的運行狀態：當縣廷推諉支付責任時，敦煌郡府不得不越過縣級行政層級直接介入，將“兩置御”與“瓜田卒”的工錢納入郡級財政直接發放、直接管理的範疇，形成了特殊的“郡—置”直付機制。
　　縣廷選擇推諉這筆開支，有其現實層面的動因：瓜田卒屬於從事專項生產勞作的役卒，人力成本持續且集中，僅靠懸泉置自身的運營經費無力承擔，對縣級財政而言也構成了不小的壓力；加之效穀縣本身財政體量有限，因此傾向於將這一項目開支向上級推諉。而敦煌郡府願意承接這筆經費、兜底保障發放，同樣有清晰的功能邏輯：其一，御是保障驛置交通接待、文書傳遞功能正常運轉的核心崗位，薪酬的穩定發放直接關係到整個驛傳體系的運行效率，屬於必須優先保障的核心開支；其二，瓜田並非普通的園圃種植項目，其產出除供應驛置日常膳食外，還承擔着向朝廷進獻地方特產的職能，是郡級層面重點維繫的特色農業項目。對敦煌郡而言，保障御崗位與瓜田生產的經費穩定，本質上是保障郡內驛傳秩序與上貢制度兩大核心事務的正常運轉。
　　綜上可見，敦煌地區憑藉獨特的氣候地理條件產出的優質瓜果，既是漢代上貢體系中的地方名產，也是邊塞驛置膳食保障與公務接待的重要物資。圍繞瓜類種植管護、採收儲運、進獻朝廷等全流程環節，形成了一套專職化的人力配置體系，也相應產生了持續性的專項經費開支。懸泉置作為敦煌郡下轄的基層驛置機構，具體承擔了瓜田的日常生產與管護職能，這一安排既契合驛置後勤自給的運營邏輯，也是其承接上級上貢任務的體現。但受限於自身財政層級與經費體量，懸泉置無力獨立負擔瓜田勞作人員的薪酬成本；而所屬效穀縣亦因財政壓力推諉支付責任，最終形成勞務費用拖欠的局面，迫使敦煌郡府突破“縣—置”的常規財務層級，以郡級財政直接撥付的方式兜底保障相關開支。這一圍繞瓜田運營展開的經費博弈，從微觀層面折射出漢代西北邊地基層治理的結構性問題：基層驛置實際承擔的事務職能，與其可支配的財政資源並不匹配，縣級行政單元也存在履職動力不足、責任推諉的現象。這種權責與財力的錯位，不僅影響邊塞專項生產事務的正常運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邊地行政體系在後勤保障層面的制度矛盾，為理解漢代邊疆治理的實際運行狀態提供了具體的微觀案例。
　　 

[1] 袁雅潔：《河西漢簡所見飲食研究》，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25年，第73頁；劉盼：《〈懸泉漢簡（叁）〉讀札（一）》，簡帛網2026年6月8日，http://www.bsm.org.cn/?hanjian/10100.html。
[2] 劉盼：《〈懸泉漢簡（叁）〉讀札（一）》，簡帛網2026年6月8日，http://www.bsm.org.cn/?hanjian/10100.html。
[3] 袁雅潔：《河西漢簡所見飲食研究》，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25年，第73-74頁。
[4] 石聲漢譯注：《齊民要術•卷二•种瓜第十四》，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234頁。
[5] 田艷芳：《出土簡帛所見飲食資料輯考》，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3年，第120頁。
[6] 程志国主编：《酒泉西瓜甜瓜》，蘭州：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年，第14頁。
[7] 劉盼：《〈懸泉漢簡（叁）〉讀札（一）》，簡帛網2026年6月8日，http://www.bsm.org.cn/?hanjian/10100.html。
[8] 張俊民：《敦煌懸泉置出土文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83頁。
[9] 石維娜：《漢代敦煌諸置研究》，《秦漢研究》第5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26頁。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為2026年7月7日2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