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哉，病，予之危；不病也，予之高。入秋冬爲夏〼　（竹簡）　Ⅱ90DXT0114④：191[1]
　　按：對於此簡的性質，學界有不同的看法。黃晨洲認爲是私人書信，[2] 焦恆博認爲是典籍。[3]我們結合簡文內容懷疑此簡是術數類文獻。同探方、同層位的Ⅱ90DXT0114④：324號簡已被學界認定爲荊決占卦辭，[4]于茀隸定簡文如下：[5]
　　 ··山有玄木，其葉縣離。勞止將死，人莫之知。次興兵合，數見別離。將見寡婦，詐臥詐起。苦止……　（竹簡）　Ⅱ90DXT0114④：324
這說明該探方中確實包含術數類文獻，爲Ⅱ90DXT0114④：191號簡性質的認定提供了旁證。
　　秦漢私人書信有一定的格式及行文規範，“完整的秦漢書信一般包括以下幾個部分：致信人自稱、拜禮、啓事，受信人稱謂、題稱，信首問候，正文，信末問候，拜禮”。[6]此簡無稱謂、無署名、無具體人事敘述，全篇爲抽象吉凶判斷與時令界定，不符合書信文體特徵，故可排除“私人書信”。簡文以“善哉”領起全文，是秦漢數術文獻的經典發語格式，與北大漢簡《荊決》“善哉善哉，百事順成”“善哉首如登高臺”體例同源；[7]後文以“病/不病”對舉二分吉凶，是占書“一事一斷”的標準敘事邏輯，爲秦漢日書、占筮類文獻通例。
　　Ⅱ90DXT0114④：191簡文的核心結構爲“條件→結論”的二元對舉式：“病，予之危；不病也，予之高”。這種“若A則X，若非A則Y”的句式，是秦漢日書、占卜文獻中極其常見的表達方式。如《史記·龜策列傳》載：“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外交駭，身節折；不死，首仰足肣。’……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8]由此可以看出“病/不病”的二元對立與“危/高”的吉凶判斷，符合日書占病和占卜書的文本體例。簡首出現的“善哉”並非日常讚歎語，而是《荊決》系統卦辭的固定之辭，作用可能是宣告卦辭開始、營設占筮的神聖語境，類似《周易》卦辭開首的定位語。北大本《荊決》“善哉善哉，百事順成……善哉首如登高臺”之詞，是識別該類文獻的一個重要標誌。
　　簡文“病，予之危；不病也，予之高”，是指若占問主題爲疾病，則此卦爲凶，病情正處於兇險階段，預後不佳，不可輕忽；“不病”指占問對象非疾病，而是其他日常事務。“高”指運勢走高、事態順遂、前景向好。此句與上句嚴格對舉：占病則凶，占常事則吉，吉凶邊界清晰，針對性極強。簡文“入秋冬爲夏”殘斷，文意未完，可能對應氣候與陰陽變化。《黃帝內經·素问》也有：“秋冬为逆，春夏为从，治主病者”的說法，[9]可爲參考。簡文“病凶、常事吉”的結構，是民間實用占書的典型特徵，不講究精微義理，直接針對使用者最高頻的兩類占問場景給出明確答案，省去複雜推演步驟。這種設計與邊地吏卒文化水平有限、占問求快求準的現實需求高度匹配。
　　綜合以上分析，懷疑Ⅱ90DXT0114④：191號簡的性質與Ⅱ90DXT0114④：324一樣，均屬於術數“荊決”。結合兩簡同探方、同層，材質也均是竹簡，兩簡疑可編聯（附圖）。參照北大簡命名方式，暫定名作“荊決”。在漢代的實際使用中，不同類別的數術常常被抄寫在同一個冊書中，以便使用者根據不同需要選擇。楊勇認爲：“出土日書的內容往往不拘一格，時常雜抄多種不同的時日選擇術。五音、六呂六律等占卜之法也頻見於出土日書並被用於疾病占卜。”[10]可爲佐證。
　　仔細觀察圖版，兩簡簡首均有墨點，其形狀類似三角形，故兩簡釋文可作如下：
　　▲善哉，病，予之危；不病也，予之高。入秋冬爲夏〼　（竹簡）　Ⅱ90DXT0114④：191
　　▲·山有玄木，其葉縣離。勞止將死，人莫之知。次興兵合，數見別離。將見寡婦，詐臥詐起。苦止……　（竹簡）　Ⅱ90DXT0114④：324
蔡飛舟認爲：“《荊決》蓋秦漢時楚地極簡易之筮占，筮用數象。”[11]兩枚來自荊楚的民間占書出現在敦煌懸泉置，並非偶然，而是漢代邊地社會結構與文化傳播機制共同作用的結果。漢武帝開拓河西後，實施大規模移民實邊政策，遷徙關東貧民、災民及戍卒至河西四郡，其中不乏來自荊楚地區的吏卒與移民。羅帥指出，西北漢簡中的日書殘簡“與楚地日書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處”“這說明它們可能是由楚地屯戍將士傳入的”，[12]可爲佐證。楚地屯戍之人將家鄉習用的簡易筮法帶到邊地，是這類民間數術西傳的核心載體。不同於官方儒學與正統易學，民間小占依附於人口流動自然傳播，幾乎沒有制度、知識門檻。此二簡是西漢中後期河西邊地吏員傳抄改造的楚地《荊決》筮法殘本，是民間數術從內地傳播至西北邊疆並實現邊地化的核心實證。
　　懸泉本《荊決》的出現，將《荊決》的傳播範圍從江淮楚地一舉擴展至河西走廊，證明西漢中期民間數術已隨帝國疆域拓展完成了跨地域擴散。懸泉置是絲綢之路上的官方驛站，往來人員涵蓋官吏、戍卒、使節、商賈等，是信息與文獻傳播的中轉節點。此類占書也有可能是由內地赴任的基層文吏抄寫攜帶，在懸泉置停留期間傳抄開來；也可能是當地置嗇夫、佐史等基層吏員爲服務往來人員與日常自用而抄錄。邊地基層文吏具備書寫能力，同時也是數術的主要使用者，是數術文獻傳抄的核心主體。同一種文獻同時存在內地傳本與邊地傳本，可清晰觀察文本從原生到傳播、改造的完整過程。二簡與北大本的異文、占項差異、結構調整，爲研究秦漢文獻的傳寫機制、地域變異提供了絕佳案例，也豐富了我們對《荊決》整個文獻體系的認知。
　　過去懸泉漢簡的研究多聚焦於行政、驛傳、外交等官方文書，側重國家治理視角。此二簡從基層視角出發，生動展現了邊地吏卒的日常信仰與心理世界：在醫療匱乏、生死無常、遠離故土的邊塞環境中，民間筮法成爲他們應對不確定性、安撫焦慮情緒的重要精神資源，是邊塞社會史、心態史研究的重要材料。漢代的文化大一統，不僅依靠官方儒學、律令制度自上而下的推廣，也依靠民間文化隨人口流動、驛傳網絡自下而上的擴散。《荊決》從楚地民間筮法到河西邊地吏卒通用的占書，正是民間文化參與帝國文化整合的鲜活例證，展現了大一統格局下文化傳播的多元路徑。

荊決

[1] 徐舒琦、洪帥：《〈懸泉漢簡（叁）〉札記（十二）》，簡帛網2024年6月17日，http://www.bsm.org.cn/?hanjian/9421.html。
[2] 黃晨洲：《〈懸泉漢簡（叁）〉分類整理與校注》，江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5年，第148頁。
[3] 焦恆博：《〈懸泉漢簡（叁）〉分類研究》，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5年，第590頁。
[4] 于茀：《懸泉漢簡中的荊決占》，《出土文獻》2026年第1期，第109頁。
[5] 于茀：《懸泉漢簡中的荊決占》，《出土文獻》2026年第1期，第109頁。
[6] 楊芬：《出土秦漢書信匯校集注》，武漢：崇文書局，2025年，第587頁。
[7]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72、174頁。
[8] （漢）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二十八《龜策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3241頁。
[9] 姚春鵬譯：《黄帝内經》，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254頁。
[10] 楊勇：《疾病有數：戰國秦漢時期的數術與醫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6年，第147頁。
[11] 蔡飛舟：《北大漢簡〈荊決〉初探》，《中國典籍與文化》2020年第2期，第65頁。
[12] 羅帥：《河隴秦漢日書初探》，簡帛網2006年8月2日，https://www.bsm.org.cn/?hanjian/4607.html。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26年8月11日17：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