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泉漢簡Ⅱ90DXT0114④：218、Ⅱ90DXT0214③：283、I90DXT0109S：256、Ⅱ90DXT0114④：242、Ⅱ90DXT0115④：144、Ⅱ90DXT0115④：76、Ⅱ90DXT0115④：145、Ⅱ90DXT0114③：372、Ⅱ90DXT0115④：128、Ⅱ90DXT0114S：123、Ⅱ90DXT0114S：190、I90DXT0109S：113、Ⅱ90DXT0114③：214等簡，謝坤、鄒蘇燕、李羊編聯成冊，[1]他們的意見可從。謝坤指出簡冊是“統一製作、分别用來標記糧食物品重量的‘器物楬’。”[2]李羊説：“此類簡皆上寬下尖，當有標記作用，但具體用途不清。我們推測是插放在某些地方，作爲標記重量使用。”[3]我們在他們基礎上，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這批簡下端削尖是典型的插式楬設計，使用時將尖端插入器物縫隙、糧袋封口或器物堆垛之間，直接標識對應物資，無需系繩，適配袋裝物資等不便穿繩系掛的器物。這種尖底形制屬器物簽牌，其實用性很強。在這些冊書中，還有一些是再次利用的簡牘，簡上除了“序號＋┗＋重量”外，還保留有其他內容。比如Ⅱ90DXT0214③：283、Ⅱ90DXT0115④：145、Ⅱ90DXT0114S：123存在刮削剩餘的墨痕痕跡；I90DXT0109S：256、Ⅱ90DXT0115④：76、Ⅱ90DXT0114③：372、Ⅱ90DXT0115④：128、Ⅱ90DXT0114③：214存在刮削剩餘的字。懸泉置地處西北戈壁，木材與文具使用不甚方便，基層吏員將廢棄的官文書、作廢簿籍削改後重新利用，或直接使用簡牘背面書寫標籤。如 Ⅱ90DXT0114③：214B即為背面書寫，正面原本應為其他廢棄文書，體現了邊地機構因材致用的特點。
　　冊書中每簡標注的廿斤、十八斤半斤、十五斤半斤、十三斤、廿七斤等重量信息，是對應器物的自重登記。一方面可通過重量變化判斷器物是否磨損、丟失部件；另一方面可防範官銅被盜鑄、官物被調換。據此，這些冊書暫定名作“懸泉置器物編號重量楬冊”。懸泉置作為敦煌郡下轄的重要驛置，承擔絲路使者接待、公文傳遞職能，擁有大量公用器物、糧食與車馬裝備，需設吏員專門管理，定期編制器物簿上報核驗。通過標準化的編號、稱重、追責制度，保障了公用物資的高效周轉與安全，支撐了整個絲路郵驛與接待體系的運轉，也印證了西北邊地的制度管控已深入到驛置器物的微觀管理層面。　　

　　顧思宇認爲懸泉漢簡Ⅱ90DXT0114③：11、Ⅱ90DXT0114③：10、Ⅱ90DXT0114③：12、Ⅱ90DXT0114③：23、Ⅱ90DXT0115①：21、Ⅱ90DXT0114③：370、Ⅱ90DXT0114③：448可以編聯成冊，緣由是“七簡書寫風格一致，形制類似，均爲紅柳質地，簡（1）至（5）格式均爲‘里名+爵位+姓名+年齡+任職經歷’。從圖版來看，任職經歷一欄字跡與上欄相比稍顯潦草，應是在官吏名籍的基礎上進行二次書寫。簡（6）下殘，簡（7）沒有書寫任職經歷，但是首欄格式一致，可能是尚未完成書寫所致。除簡（5）出土於T0115外，其餘簡均出土於T0114③層，兩探方相鄰。西北師範大學簡牘讀書班曾對簡（1）進行討論，認爲該簡的其紀年範圍應在始建國二年正月至始建國三年四月期間。若此，以上七簡的紀年範圍也當在始建國二年正月至始建國三年七月之間。以上七簡當爲同一簡冊。”[4]
　　顧思宇的思考很有價值，我們認爲目前僅Ⅱ90DXT0114③：10、Ⅱ90DXT0114③：11兩簡確有編聯成冊的可能，兩簡釋文如下：
　　執適里公大夫張庛年卌九           二年十月宜禾候丞舍人　Ⅱ90DXT0114③：10
　　廣大里大夫王譯年卌九   宗室      二年正月宜禾尉丞舍人　Ⅱ90DXT0114③：11
二簡同出於Ⅱ90DXT0114③，探方地層相同，且簡號相鄰，字跡與書寫體例高度統一，均採用“里名+爵位+姓名+年齡+紀年月份+所屬長吏+職名”的標準名籍格式，內容均為宜禾候官系統長吏屬下“舍人”的身份登記，里名均屬效穀縣所屬，[5]可確定為同一冊書的相鄰簡牘，暫定名作“始建國二年宜禾候官丞尉舍人名籍”。
　　其餘五枚簡與“始建國二年宜禾候官丞尉舍人名籍”存在不同的差異，Ⅱ90DXT0114③：12、Ⅱ90DXT0114③：23、Ⅱ90DXT0114③：370三簡中的“高誼里”“宜民里”“委粟里”不屬於效穀縣，[6]且書風與Ⅱ90DXT0114③：10、Ⅱ90DXT0114③：11兩簡不一致，故可排除編聯。Ⅱ90DXT0115①：21、Ⅱ90DXT0114③：448兩簡的書風、形製與Ⅱ90DXT0114③：10、Ⅱ90DXT0114③：11差異明顯，也應排除。
　　需要注意的是Ⅱ90DXT0114③：11號簡標注有“宗室”字樣，與王莽始建國元年的詔書直接對應。[7]林劍鳴指出：“王莽以為姚、媯、陳、田、王五姓皆黃帝苗裔，為同族，故即真皇帝後，以妻為皇后，特定上述五姓為宗室。”[8]據此，此簡是新莽時期宗室名籍制度在邊郡落實的出土文獻證據。
　　 

[1] 謝坤，鄒蘇燕：《懸泉漢簡編聯八則》，《簡牘學研究》第18輯，上海：中西書局，2025年，第209-211頁；李羊：《〈懸泉漢簡〉讀札三則》，簡帛網2026年6月1日，https://www.bsm.org.cn/?hanjian/10097.html。
[2] 謝坤，鄒蘇燕：《懸泉漢簡編聯八則》，《簡牘學研究》第18輯，上海：中西書局，2025年，第209-211頁。
[3] 李羊：《〈懸泉漢簡〉讀札三則》，簡帛網2026年6月1日，https://www.bsm.org.cn/?hanjian/10097.html。
[4] 顧思宇：《讀懸泉漢簡札記四則（二）》，簡帛網2025年10月13日，https://www.bsm.org.cn/?hanjian/9786.html。
[5] 張俊民：《懸泉漢簡：社會與制度》，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21年，第156-157頁。
[6] 張俊民：《懸泉漢簡：社會與制度》，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21年，第156-157頁。
[7] 西北師范大學簡牘讀書班：《讀〈懸泉漢簡（叁）〉札記（一）》，簡帛網2024年11月15日，http://www.bsm.org.cn/?hanjian/9524.html。
[8] 林劍鳴：《秦漢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647頁。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26年8月19日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