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胡郡
　　自嶽麓秦簡揭示秦有江胡郡後，學界對其討論頗多。[1]目前主流的觀點認為它位於江東地區，與會稽郡有關。[2]但筆者梳理完材料完後，認為應重新定位該郡。
　　《嶽麓書院藏秦簡（柒）》出版後，關於江胡郡的簡文全部刊佈，今列於下：
　　·尉议：中县有罪罚当戍者及阳平吏卒当戍者，皆署琅邪郡；属邦、道当戍东故徼者，署衡山郡（0689/001）
　　〼它如令。绾请，许。而令中县署东晦（海）郡，泰原署四川郡，东郡、参（叁）川、颖（颍）川署江胡郡┗，南阳（0194-1/002）
　　河内署九江郡，南郡、上党、属邦、道当戍东故徼者，署衡山郡〼（0383/003）
　　绾请，许。而令郡有罪罚当戍者，泰原署四川郡┗，东郡、参（叁）川、（颍）川署江胡郡┗，南阳、河内署九江郡，南郡、上（0707+C3-5-2/004）
　　者，署衡山郡。它如令　一（0373/005）[3]
　　鄭威、李威霖先生根據整理者的編聯順序，直接連讀001、002、003（第七冊內編號）討論簡文的形成年份及江胡郡的相關問題。[4]筆者認為從002中的“綰請許而令中縣…”和004“綰請許而令郡…”來看，這是兩條不同的令文。再仔細看過圖版後，認為從文字特徵來看，001與002不可連讀。唐強先生也注意到這一點，並具體對比了這幾枚簡中“署”“川”“江”“參”“道”的字形，認為應將簡004調至001後連讀，與002及003別為一條令文，可從。[5]上述令文應分成兩條，但文字內容很相似，不詳細對比的話，容易串讀。
　　其中002＋003這條令文，大致記錄了秦國將中縣、諸郡及屬邦、道的有罪之人遣送至東晦（海）、四川、江胡、九江、衡山五郡。目前，這五郡中，除了江胡郡外，其餘四郡可據《中國歷史地圖集》秦代圖組的研究成果大體定位，都是楚地，皆在江北。[6]筆者認為這條令文的形成背景，或與始皇二十四年時王翦伐楚，全佔楚江北地有關，據《史記》載：
　　（负刍）五年，秦将王翦、蒙武遂破楚国，虏楚王负刍，灭楚名为郡云。[7]
　　岁馀，虏荆王负刍，竟平荆地为郡县。[8]
　　負芻五年即始皇二十四年，而“歲餘”是指王翦從始皇二十三年領兵伐楚，經過一年多的戰鬥後俘虜楚王，指向的也是始皇二十四年。另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載：
　　王翦遂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9]
　　根據以上引文，我們可知，在始皇二十四年時，秦國俘虜楚王，佔領楚江北地後，並未倉促渡江，而是在江北設立了一批郡縣，消化鞏固已有戰果。始皇二十五年，王翦軍經過了一段時間修整，才渡江平定楚江南地，置立為會稽郡。至於秦國就在楚國的江北地置立的新郡，當即東海、四川、江胡、九江、衡山五郡，它們當同時置立於始皇二十四年。
　　有了以上認知，筆者認為江胡郡地處江北，且與會稽郡無涉。陳偉先生曾敏銳觀察出東海、四川、江胡、九江、衡山五郡排列的大規律自北向南，自東向西，甚確。[10]這麼一種排列方式，既體現了古人看輿圖時目光掃視的慣性，又合乎行政文書傳遞的順序，而江胡名居最中，則必然位於五郡中的東南角，即四川郡以南，九江郡以東這一區域。符合以上條件的，只有《漢書·高帝紀》中記載的“東陽郡”：
　　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為荊王。[11]
　　周振鶴先生在《西漢政區地理》考證東陽郡位置，並繪製圖示，認為其必在淮東江北之間，甚確。[12]東陽郡北界淮河、南界長江、東靠大海，戰國時為吳國地，後併入楚國，秦漢之際，郡名為東陽，漢初為荊國三郡之一。秦江胡郡與漢初東陽郡的位置相同，二者必定是沿革關係。
　　“江胡”被陳松長先生讀為“江湖”，[13]此觀點目前已成共識。觀其位置，地處江淮間，臨東海，連江帶湖。春秋末期，吳王夫差為了北上伐齊，開鑿了一條連通江、淮的運河，途經這一地區包括射陽湖在內的諸多湖泊水系。《史記》謂之“通渠三江、五湖”。[14]《漢書》中亦載荊吳之地“東帶江、湖，薄會稽”。[15]而東陽郡在吳楚之亂後改為廣陵國，漢景帝、漢武帝皆以此封子，《史記·三王世家》中有記錄了武帝封廣陵王的策文，褚先生觀覽策文後，徑稱廣陵國位居“江湖之間”，有“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16]
　　此外，出土秦封泥中，有“江左鹽丞”“江右鹽丞”，[17]孫慰祖先生認為印文中的“江”為“江東郡”之省，[18]如今看似不妥，觀其印文格式，類于秦印“琅左鹽丞”，裘錫圭先生指出“琅”即“琅邪”的省文。[19]秦既有江胡郡，則“江”應為“江胡”之省文。江胡郡背靠東海，又有魚鹽之利，當置鹽官，所以這兩枚封泥都是江胡郡鹽官的遺物。漢東陽郡既承于秦江胡郡，這說明江胡郡自成立後存續至秦末，當為秦“三十六郡”之一。
　　二、浙江郡
　　里耶秦簡9-1444中出現了“在所者移折江”一語，校釋者認為“折江”可讀為“浙江”，[20]晏昌貴先生認為此即指折（浙）江郡，[21]得之。此前，已有學者根據上海博物館藏的“浙江都水”銅印，論證秦有浙江郡，[22]里耶秦簡中的“折江”當指浙江郡。另外，“浙江都水”的印面格式和秦封泥中的“東晦（海）都水”“琅邪都水”，[23]里耶秦簡中的“洞庭都水”等一致，[24]而“東晦”“琅邪”“洞庭”都是秦郡，多相印證，“浙江”為秦郡的觀點很有道理，關鍵要弄清其地望在何處。其實浙江郡在史籍中是有跡可循的，《漢書·高惠高後文功臣表》載：
　　（堂邑侯陳嬰）以自定東陽為將，屬楚項梁，為楚柱國。四歲，項羽死，屬漢，定豫章、浙江，都浙，定自為王壯息，侯，六百戶。復相楚元王十二年。[25]
文中的“豫章、浙江”，目前來看應是郡名，似指陳嬰有定二郡之功，但後文的“都浙，定自為王壯息”晦澀難懂，顏師古注曰：
　　浙，水名。在丹陽黝縣南蠻中。嬰既定諸地而都之，時又有壯息者，稱僭王，嬰復討平也。[26]
但筆者認為這是顏氏在沒引入其他根據的情況下，望文生義的強行注解，參考意義不大，還是要結合漢初史實重新梳理此段“侯功”。
　　自漢六年十二月甲申起，高帝始封功臣，此後一個月內，連封二十餘人，全都是在漢帝國的建立過程中立有大功的人，如蕭何、曹參、樊噲、張良、陳平、灌嬰、酈商等。但值得注意的是，項羽死後才降漢的三位西楚國高級別官員，項伯、陳嬰、呂青也在其中，此三人雖然封侯時間雖早，但功次卻很低，其中陳嬰為八十六，呂青為八十七，項伯的功次無載。如果陳嬰封侯時，有定豫章、浙江的大功勞，不可能位次如此低，而呂清的侯功欄中更是無任何軍功，僅說“功比堂邑侯”，且二人的封戶少的可憐，陳嬰六百戶，呂青千戶，這遠不能和與其同時封侯的其他功臣相比。
　　筆者認為之所以上述反差，最合理的解釋就是陳嬰、呂青封侯時並無軍功，只是靠西楚柱國、令尹身份投降被封侯，從呂青“功比”陳嬰也能看出這一點，因為呂青無功，“比”的是他們在西楚國相似的地位，二人皆已降漢，劉邦封侯以示安撫。所以陳嬰侯功中的“定豫章、浙江”當另有他事，而且陳嬰平定此二地後不但增加了戶數，[27]還受到劉邦的信任，使其“復相楚元王十二年”，所謂“復相”，蓋因其在西楚時已為柱國。其後至陳嬰死，其官職再無變動。據《功臣表》載，他在位十八年，死于呂後四年（前184），向前數十二年，是高帝十一年（前196），所以陳嬰建功當在此年，而當年發生的最重大政治事件是淮南王英布反漢，《史記·黥布列傳》清晰記載了淮南國的轄域，其中豫章為其屬郡：
　　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28]
所以陳嬰應是參與平叛淮南國之亂，故而有定“豫章、浙江”之功，如此，則文中“浙江”必為郡名。在當時，諸將徇地的行軍路綫都是連貫的，如果在文字上“豫章、浙江”連書，則表明二郡必然接壤。引文已揭，淮南國初置時，下轄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其後劉邦封其子劉長為淮南王，仍領此四郡，可知英布時的淮南國沒有析置過新郡，所以浙江郡不屬淮南國之地。而英布起兵之初就殺荊王，“東並荊地，劫其國兵”。[29]如此，則浙江郡應是荊國之地。滿足這些條件的區域，只有《漢書》中所謂的“鄣郡”地區。周振鶴先生在《西漢政區地理》中曾對鄣郡地望做過詳細論證並繪有圖示，[30]其位置在荊國西部，與淮南國豫章郡相鄰。而浙江郡位於這一區域不只有此綫索，同樣出自于《功臣表》：
　　（費侯陳賀）以舍人前元年從起碭，以左司馬入漢，用都尉屬韓信，擊項羽有功，為將軍，定會稽、浙江、湖陽，侯。[31]
在這條侯功中，會稽與浙江並列。在已知曉二者為郡的情況下，二郡連書說明它們也必然接壤。再結合前文，則浙江在會稽、豫章之間，其區域位置明矣。另外，侯功中的“湖陽”應該是個錯誤地名，前揭，漢東陽郡即秦江湖郡，其位置與浙江郡相鄰，而“浙江江湖”連寫時，會使用文字重疊符“=”，這是當時簡牘文書書寫之通例，出土簡牘中有大量例證，其中與地名有關的，比如岳麓秦簡中常見的“清河=間”即“清河河間”，[32]而“陽”字的繁體為陽，此字恐為“功”字之訛。頗疑“定會稽浙江湖陽侯”的最原始記錄是“定會稽浙江=湖功侯”，當釋為“定會稽、浙江、江湖，功侯”，其含義為陳賀平定三郡有功，被封侯。“功侯”的書寫體例在《功臣表》中有大量例證。如此，則三郡的相對位置就更明確了。
　　至於浙江郡的郡界和設立原因，《越絕書》中的相關記載或許能為我們提供答案：
　　（秦始皇）以其三十七年，東遊之會稽。……以正月甲戌到大越，……是時，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故鄣。因徙天下有罪適吏民，置海南故大越處，以備東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陰。[33]
據此，我們可知秦始皇在其晚年東巡會稽時，把“大越民”，也就是山陰附近的越民，遷移到會稽郡西部的余杭、故鄣，同時將天下的罪人遷入到越人的故地大越（山陰）。這樣一來，就將會稽郡南部的越民，即“內越”，與海外的“外越”隔斷，秦始皇之所以這樣做，必是防止他們相互勾結，危害帝國。其後的漢武帝平定閩越後遷移當地民眾到江淮地的做法，應是參考了這次行動。所以筆者認為增強對越民的分化管理，更好的控制“內越”，鞏固已有的戰果，是秦分會稽郡西部置浙江郡的最根本原因。而余杭和故鄣應該就是浙江郡的屬縣。此外，《越絕書》中還記載：
　　烏程、余杭、黝、歙、無湖、石城縣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秦始皇帝刻石徙之。[34]
由此我們可知，烏程、余杭、黝、歙、無湖、石城及其以南都有從大越遷徙過來的越民。其中無湖、石城二縣在長江南沿岸，黝、歙二縣在浙江水北沿岸。它們應該都是浙江郡屬縣，再加上余杭和故鄣，浙江郡的轄域大體清晰，在會稽郡西部，北界為長江，南至浙江水以南。這大略是《漢志》記載的丹陽郡區域，故鄣、黝、歙、無湖、石城縣都是丹陽郡下屬縣。而丹陽郡的前身是吳國的鄣郡，所以浙江郡與鄣郡是沿革關係，其或置於始皇三十七年正月後。
　　 

[1]關於“江胡郡”的研究學術史，參見吳桑：《〈嶽麓書院藏秦簡（柒）〉第一組集釋及相關問題研究》，武漢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2年，第15-16頁。
[2]詳參陳偉：《“江胡”與“州陵”—嶽麓書院藏秦簡中的兩個地名初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0年第1期，第117頁；何慕：《秦代政區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第62-67頁；鄭威、李威霖：《嶽麓簡中的江胡郡與秦代江東的地域整合》，《江漢考古》2022年第6期，第89頁。
[3]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柒）》，上海辭書出版社，2022年，第61-62頁。
[4]鄭威、李威霖：《嶽麓簡中的江胡郡與秦代江東的地域整合》，《江漢考古》2022年第6期，第89頁。
[5]唐強：《〈嶽麓書院藏秦簡（柒）〉研讀札記》，《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二十輯）》，巴蜀書社，2024年，第113-116頁。
[6]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圖7-8、11-12。
[7]《史記》卷40《楚世家》，中華書局，1959年點校本，第1737頁。
[8]《史記》卷73《王翦列傳》，第2341頁。
[9]《史記》卷6《秦始皇本紀》，第234頁。
[10]陳偉：《“江胡”與“州陵”—嶽麓書院藏秦簡中的兩個地名初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0年第1期，第116-117頁。
[11]《漢書》卷1《高帝紀》，中華書局，1962年點校本，第60-61頁。
[12]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4-35頁。
[13]陳松長：《嶽麓書院藏秦簡中的郡名考略》，《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第10頁。
[14]《史記》卷29《河渠書》，第1407頁。
[15]《漢書》卷14《諸侯王表》，第393-394頁。
[16]《史記》卷60《三王世家》，第2116頁。
[17]任紅雨：《中國封泥大系》，西泠印社出版社，2018年，第126頁
[18]孫慰祖：《官印封泥中新見秦郡考--關于浙江、江東、江南、豫章四郡始置年代》，《美術報》2011年2月26日，第35版。
[19]裘錫圭：《嗇夫初探》，《裘錫圭學術文集》第5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66頁。
[20]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2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311頁。
[21]晏昌貴：《里耶秦简牍所见郡县订补》，《歷史地理研究》2019年第1期，第56頁。
[22]孫慰祖：《官印封泥中新見秦郡考--關于浙江、江東、江南、豫章四郡始置年代》，《美術報》2011年2月26日，第35版；章宏偉：《秦浙江郡考》，《學術月刊》2012年第2期。
[23]任紅雨：《中國封泥大系》，第65、148頁。
[24]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2卷）》，第186頁。
[25]《漢書》卷16《高惠高後文功臣表》，第537-538頁
[26]同上注，第538頁。
[27]《史記》《漢書》中對於陳嬰的封戶數記載不同，《史記》卷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載為“千八百戶”（第888頁），筆者認為之所以出現這種偏差，是因為陳嬰初封時為600戶，其後有功又增封至1800戶。
[28]《史記》卷91《黥布列傳》，第2603頁。
[29]《史記》卷106《吳王濞列傳》，第2821頁。
[30]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第34-37頁。
[31]《漢書》卷16《高惠高後文功臣表》，第552頁。
[32]參見嶽麓秦簡0864+2193及0863，圖版參見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伍）》，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年，第20頁；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柒）》，第45頁。
[33]袁康、吳平輯錄，樂祖謀點校：《越絕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4-65頁。
[34]袁康、吳平輯錄，樂祖謀點校：《越絕書》，第14頁。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25年3月7日1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