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雲夢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司空》中的“方”和“版”難以理解。我們通過對故訓資料和考古實物的梳理、比勘，嘗試指出律文中的“方”是指戰國晚期秦國至秦代通行的尖角形書署，“版”則是指使用較少的長方形書署。至遲從西漢中期偏晚時開始，長方形書署成爲流行形式，這可能引起作爲書寫載體的“方”的概念向“版”靠攏，從而形成方、版互訓的局面。
　　關鍵詞：方；版；書署　　

　　《秦律十八種·司空》簡131～132記云：“令縣及都官取柳及木楘（柔）可用書者，方之以書；毋（無）方者乃用版。其縣山之多茾者，以茾纏書；毋（無）茾者以蒲、藺。以枲箾（𦂗）之。各以其〈獲〉時多積之。”[1]
　　這條律文相當費解。其中的“方”和“版”，就我們所見，大略有兩種意見：
　　（1）整理小組在前一個“方”字下注釋説：“方，動詞，製成書寫用的方。《史記·酷吏列傳》集解引《漢書音義》：‘觚，方。’王國維《流沙墜簡》考釋認爲‘幷則爲方，析則爲觚，本是一物’。”注釋“版”字説：“書寫用的木版，其形扁平，與方不同。”整理小組譯文將二者分別説是“木方”與“木版”[2]。李學勤先生寫道：“牘是長方形的木版，表面削治平滑，文獻或稱爲‘版’。秦律規定：令縣和都官用柳木或其他質柔可以書寫的木材，削成木方以供書寫；没有木方的，可用木版。這裏所説的‘方’是方柱或三楞柱形的書寫材料，漢代常稱爲‘觚’。”[3]李先生參與睡虎地秦簡整理，所云與整理小組注釋一致。
　　（2）何四維先生在《秦律遺文》中，將上揭律文中的“方”解釋爲方形（square）的用於書寫的木片，“版”則是書寫用木片的統稱。他引述大庭脩先生《木簡》一書的表述指“方是更寬的木片”[4]。《木簡》原書稱：“如果不斷擴展‘簡’的寬度，成爲正方形。這樣的物品叫‘方’。”[5]不過，《木簡》幷未説明這是否是針對秦律中的“方”而言。
　　作爲書寫載體，“方”通常訓爲“版（板）”或“牘”。《儀禮·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鄭注：“方，板也。”賈疏：“云‘方，板’者，以其百名以下書之於方，若今之祝版，不假連編之策，一板書盡，故言‘方，板’也。”《周禮·春官·内史》“以方出之”，鄭玄注引鄭司農云：“以方版書而出之。”又引杜子春云：“方，直謂今時牘也。”與此同時，觚之訓“方”的意境却值得推敲。《史記·酷吏列傳》：“漢興，破觚而爲圜，斫雕而爲樸，網漏於吞舟之魚。”集解引《漢書音義》曰：“觚，方。” 索隱引應劭云：“觚，八棱有隅者。高祖反秦之政，破觚爲圜，謂除其嚴法，約三章耳。”《後漢書·杜林傳》記杜林奏曰：“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雕爲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注云：“《史記》曰：‘漢興，破觚而爲圜，斲雕而爲樸，號爲網漏吞舟之魚。’觚亦方也。”在這些表述中，“觚”與“圜”或“圓”對言，可與“矩”換用，因而所謂“觚方”、“觚亦方”等注解當是着眼於特殊形體（觚有棱角即“方”）而言，而不是因爲觚、方屬於相同或類似的書寫載體[6]。因此，整理小組用“觚”解釋律文中與“版”相當、用於書寫的“方”，有欠確切。
　　李先生提出上揭觀點時曾指出：“戰國或秦代的觚，目前還没有實物發現。”《東周與秦代文明》1984年初版面世以來，這種情形有所變化。2002年發掘里耶古城1號井，出土簡牘中即有觚的存在，如8-159，正面是“上絡裙直”有關的文書，背面是文書傳遞方面的文字[7]。2010年，北京大學入藏秦簡牘，有一件木觚，記錄勞作和收入[8]。2021年雲夢鄭家湖274號秦墓出土一件木觚，記述《戰國策》式的游説文辭[9]。與律文中作爲首選的書寫材料相比，目前所見秦觚的數量過少，其中官府文書僅見里耶8-159一件。就此而言，律文中的“方”之與“觚”顯然幷不相當。
　　何四維先生看來幷不贊成整理小組的注釋。不過，他的意見及其依憑的大庭脩先生之説，也缺乏足够的説服力。首先，“方”指正方形的書寫載體，幷無明確的古訓支撑[10]。其次，把“方”看作正方形的“版”，與律文中“方”、“版”有別的意境不合。其三，目前秦簡牘出土已多，但罕見正方形的實物。　　

　　梳理文獻資料幷檢視出土文物，我們發現秦簡《司空律》中的“方”很可能是指在里耶秦簡中下端削尖、用作往來文書書署的木片[11]。
　　里耶秦簡中有較多書署。其形制，整理者指出：“大多數下端削尖。長8.0至23厘米。”[12]姚磊博士曾點檢《里耶秦簡（壹）》包含殘件在内的355枚書署，其中圭形（長方形，底部兩面修削成尖角）158枚，半圭形（長方形，底部一面修削成尖角）23枚，近似圭形（長方形，底部兩面修削但不呈尖角）4枚，三類合計185枚，而長方形的只有36枚[13]。在秦封泥背部，也可看到尖角書署的印痕。如上海博物館藏“即墨太守”、“琅邪都水”、“衡山發弩”、“麗山飼官”封泥[14]，西安含光門遺址博物館藏“任城丞印”、“具園”封泥[15]。可見這種形態的書署，在當時普遍存在。
　　將律文中的“方”理解爲這種尖角的書署，基於以下三方面的考慮：
　　(一)“方”有棱角一類涵義。《禮記·儒行》：“舉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鄭注：“去己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孔疏：“方，謂物之方正有圭角鋒鋩也。”《漢書·賈山傳》“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顔注：“方，道也。一曰方謂廉隅也。”廉隅即棱角。四方形有四角，這大概是“方”既指方形、也指棱角的緣故。用來指尖角的書署，恰如其分。古書和漢簡中的“有方”，作爲一種兵器[16]，大概也是因爲帶有圭角形刀刃而得名。
　　（二）尖角書署的數量，遠多於長方形書署。這與律文優先使用“方”、“毋方者乃用版”的規定可相吻合。
　　（三）律文屬於司空律，大概是要求司空官署利用所管轄的徒隸充分獲取這些材料。用“方”或“版”以書的場合律文未曾涉及。由於律條後一部分是講用草和麻繩纏綁往來文書，前一部分極有可能也是在講同一主旨。在這種情形下，把“方”或“版”理解爲尖角書署與長方形書署，場景相當適切[17]。
　　因此，用里耶秦簡和秦封泥所見的尖角書署來理解《秦律十八種·司空》中的“方”，認爲戰國晚期秦國至秦代將尖角書署那樣的木板稱爲“方”[18]，應該是適宜的。　　

　　上文在討論“方”的時候，實已涉及到“版”。如果“方”、“版”分別指戰國晚期至秦代書署所用的尖角木片和長方形木片的分析大致無誤，不免進一步要問，“方”與“牘”差异何在？
　　《説文》：“牘，書版也。”段注：“木部云：‘槧，牘樸也。’然則粗者爲槧，精者爲牘。”《周禮•天官•宮伯》：“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孫詒讓正義：“《論衡•量知篇》云：‘斷木爲槧，㭊之爲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然則版即牘之未甚刮削者也。”如果“版”用作書署，背面貼靠文書主體，不存在書寫的需要；正面記寫受書方等内容，字數有限。與作爲文書主要書寫載體的牘相比，確實應該毋須作同樣精細的加工。這一推測是否屬實，尚待對較多實物的觀察、比較。
　　秦漢時的書署通常小於其所關聯的牘類文書[19]。里耶秦簡中簡牘長度大多爲23厘米[20]，而據對《里耶秦簡〔壹〕》中書署的測量，它們的長度大多在20厘米以内[21]。荊州高臺M18是西漢早期的墓葬，隨葬的告地書由4件木片組成，出土時基本叠壓在一起，幷且有象徵官印的“江陵丞印”四字和封緘的繩痕，是官府文書的模擬之物，且大致保持封緘原貌。最上一枚是長方形書署，長14.8厘米，寬3.15厘米。上部書“安都”二字，爲文書接受地。下部書“江陵丞印”四字，代表發件方。另外三枚是文書主體，長23～23.2厘米，寬度分別是3.7、4.5和5.5～5.7厘米，内容是遷徙文書、墓主及隨從名字、隨葬物品等[22]。這裏的書署以及文書主體所用的木片，大概可以分別看作“版”與“牘”的代表。這啓示我們，“版”、“牘”的主要區別很可能是在形體方面，前者較小而後者較大。　　

　　秦代書署以尖角爲主的情形，在漢代大變，書署改而以長方形木片爲主。程帆娟女史統計漢簡中長方形書署共403枚，其中所帶年代信息有公元前60年、公元前31年和公元93年、108年、110年以及王莽時期，因而認爲這種書署在西漢、王莽、東漢時連續使用。她寫道：“縱觀秦漢文書檢形態的特點與變化發現，函封由秦朝下端削尖的函封逐漸轉變爲漢代下端没有削尖的長方形木板。”[23]魏振龍博士指出：“Ⅰ型‘文書署’，下部多削治爲尖狀，此種形制的‘文書署’多見於里耶秦簡，肩水、居延等漢代鄣塞遺址出土漢簡中則較爲少見，肩水塞出土簡牘中僅有 11 枚。Ⅱ型‘文書署’下端齊平，呈平板狀牘形。這類‘文書署’在肩水塞出土封檢中占有很大比重，數量最多。”[24]可見至遲從西漢中期偏晚時開始，尖角形狀的書署已較少看到。
　　尖角書署與平底書署自秦至漢的消長，是否影響到相關概念内涵的改變，值得關注。比如，有没有可能在尖角書署被平底書署取代的過程中，“方”的概念向“版”靠攏，同樣可以用來指稱長方形的書寫載體，因而形成方、版互訓的局面。
　　 
　　附記：本文刊於武漢大學長江文明考古研究院主辦《長江文明研究》2024年第1輯，武漢大學出版社2025年。作者陳偉，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雲夢睡虎地77號西漢墓出土簡牘整理與研究”（16ZDA115）。〕
　　 

[1]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釋文 注釋”第50頁。標點依黃浩波博士改，見氏撰《蒲封：秦漢時期簡牘文書的一種封緘方式》，《考古》2019年第10期。
[2]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平裝本），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83～84頁；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釋文 注釋”第50～51頁。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綫裝本）第四册，文物出版社，1977年，第57～58頁注釋無上述內容、無語譯。
[3] 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337頁。
[4] A.F.P.HULSEWE何四維， REMNANTS OF CH＇IN LAW（秦律遺文）, Brill,1985年，第76頁。
[5] 大庭脩：《木簡》，學生社，1979年，第21頁。這一表述後來改作：“如果寬度增加，縱橫尺寸相當，這便是‘方（方板）’。”（大庭脩：《木簡》，大修館書店，1998年，第23頁）。
[6] 類似訓釋還有一些，亦皆如此。如《文選·陸機〈文賦〉》：“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 李善注：“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書，猶今之簡也。”《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唐高宗總章二年“其基八觚”，胡三省注：“觚，方棱也。”
[7]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簡〔壹〕》，文物出版社，2012年，“前言”第1頁、“圖版”第38頁、“釋文”第20頁。
[8]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秦簡牘概述》，《文物》2012 年第6 期。
[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雲夢縣博物館：《湖北雲夢縣鄭家湖墓地2021年發掘簡報》，《考古》2022年第2期。
[10] 孫機先生也曾指出：“嚴格地說，方特指接近方形之版。《孔子家語·哀公問政篇》王注：‘方，方板。’是其證。”（氏著《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24頁）《經籍籑詁》（中華書局據阮氏琅嬛仙館原刻本影印，1982年，第640頁）、《故訓匯纂》（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987頁）如此，但“上海涵芬樓借江南圖書館藏明翻宋本景印”的四部叢刊初編本（卷四第17頁）、清光緒二十四年“貴池劉世珩以家藏汲古閣舊本付刻於武昌黃岡陶子霖鐫”本（卷四第16頁）、（日）太宰純增注、宋立林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刊本（第146頁）、高尚舉、張濱鄭、張燕校注、中華書局2021年刊本（第260頁）《孔子家語·哀公問政》“布在方策”句下王肅注均作“方，板”，明隆慶六年徐祚錫刊本（卷四20頁）作“方，板也”，孫氏所引及《經籍籑詁》《故訓匯纂》所錄不能無疑。
[11] 書署，一般稱“檢”、“封檢”或“檢署”，我們曾推測應即秦簡之“署”。見拙著《秦簡牘校讀及所見制度考察》，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48～58頁。吳方基先生有補充論證，詳看氏撰《里耶秦簡“檢”與“署”》，《考古學集刊》第22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岳麓書院藏秦簡〔陸〕》簡222（1175）：“令曰：書當以郵行，爲檢令高可以旁見印章，堅約之，書檢上應署，令幷負以疾走。不從令，貲一甲。”簡223（1160）：“封書毋勒其事於署。書以郵行及以縣次傳送行者，皆勒書郡名於署，不從令，貲一甲。”（陳松長主編：《岳麓書院藏秦簡（陸）》，上海辭書出版社，2020年，第169～170頁）“書檢上應署”，是說在檢上書寫與署上對應的文字。“幷負”，是說將檢、署（與文書一體）一同背起來。可見檢、署爲二。“封書毋勒其事於署”，顯示署位於所封之書的表面。將二令對照起來看，還可見檢用於以郵行的文書，署則在“以郵行及以縣次行”的文書上都要使用。
[12]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簡〔壹〕》，文物出版社，2012年，前言第2頁。
[13] 姚磊：《〈里耶秦簡〔壹〕〉所見“檢”初探》，簡帛網2015年12月28日，http://www.bsm.org.cn/?qinjian/6568.html。
[14] 孫慰祖：《中國古代封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0、43、44、46頁。參看孫慰祖：《封泥：發現與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7頁；程帆娟：《秦漢文書檢研究》， 西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年，第27～28頁。
[15] 李超：《秦封泥與封檢制度》，《考古與文物》2019年第4期。
[16] 參看張小鋒：《“有方”考論》，《歷史教學》2008年第12期。
[17] 在這種情形下，以“方”爲觚之不確，益發可見。
[18] 睡虎地11號秦墓出土的《秦律十八種》等簡册，書於秦王政時期的可能性最大。參看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壹〕》，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年，“序言”第1～3頁。
[19] 書署大概也用於簡册類文書。有學者探討過書署在簡册上的使用，如馬驥：《秦漢封泥封檢方式模擬實驗》，王玉清，傅春喜編著：《新出汝南郡秦漢封泥集》，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李超：《秦封泥與封檢制度》。本文對此不作涉及。
[20]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簡〔壹〕》，文物出版社，2012年，“前言”第1頁。
[21] 姚磊：《〈里耶秦簡〔壹〕〉所見“檢”初探》，簡帛網2015年12月28日，http://www.bsm.org.cn/?qinjian/6568.html。
[22] 湖北省荊州博物館：《荊州高臺秦漢墓》，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222～229頁。
[23] 程帆娟：《秦漢文書檢研究》，西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年，第14、15、20頁。
[24] 魏振龍：《肩水塞出土漢簡整理與研究》，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1年，第174頁。振龍撰寫博士論文時，整理有《肩水塞出土漢簡分類集成》，詳列各類簡牘的編號。據他提供的這一文檔計數，下部平齊的長方形書署共227枚。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25年12月03日0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