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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華簡與吳起、鐸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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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
(首發)
吳起是中國歷史上的著名人物,無需過多介紹。據《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記載,吳起是衛人,初事魯,繼爲魏將,後又適楚,得到悼王重用,變法强兵,因此得罪了宗室貴戚,“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遂被殺。郭沫若先生對吳起的生平有詳細考辨,[1]足資參考。
吳起和清華簡扯得上關係嗎?這要從清華簡的內容談起。清華簡雖然剛剛出版了第一册,[2]但是其主要內容在李學勤先生的多次談話中已經透露:除了真正的古文《尚書》外,還有體裁類似《竹書紀年》的史籍,類似《國語》的史書,類似《儀禮》的禮書, 與《周易》有關的占書,前所未見的樂書,還有若干篇古佚《詩》。[3]根據這些內容,李學勤先生關于清華簡提出了一個推斷和一個問題,一個推斷是:
從書籍的收藏和愛好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猜想,這個墓主人對于古史一類的事情特別有興趣,也許他跟史官的職務有點關係。[4]
一個問題是:
楚地當時幷不是文化中心,爲什麽有這麽多的《詩》、《書》、禮、樂方面的文獻?這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 [5]
我們猜想,清華簡中所包含的書籍至少有很大一部分的底本最初可能是由吳起帶入楚國的,這個猜想可以對清華簡內容、字體等多方面的情况給出一個合理解釋。
古書記載吳起曾傳《左傳》,如杜預《春秋左氏傳序》孔穎達《正義》引劉向《別錄》叙述《左傳》在漢以前的流傳情况說:
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
自清代姚鼐到近現代章太炎、錢穆、童書業等學者皆支持此說。[6]又,《呂氏春秋·樂成》記魏襄王時有一位掘漳水以灌鄴田的鄴令“史起”,《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正義》引《呂氏春秋》此節“史起”作“吳起”,阮元《校勘記》認爲“吳”是“史”字之誤。郭沫若先生則認爲《正義》引文說明孔穎達所見《呂氏春秋》“魏襄王”作“魏文侯”,“史起”即“吳起”,“疑心吳起在魏文侯時曾經作過魏國的史官”,阮元的解釋是以不誤爲誤。[7]如果吳起曾爲史官,這和上引李學勤先生對清華簡主人“跟史官的職務有點關係”的推測相符合。即便吳起不曾爲史官,他既曾傳習《左傳》,應該也如李先生所説“對于古史一類的事情特別有興趣”,大概隨身會携帶一些史書以便研習。如果清華簡中很大一部分書籍的底本是由吳起帶入楚國的,其中何以偏多史書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更有意思的是,清華簡中有類似《竹書紀年》的史籍。大家知道,《竹書紀年》就出自戰國某位魏王之墓,既然吳起曾在魏國做官,那麽他隨身帶有類似《竹書紀年》的史籍也就沒什麽可奇怪的了。據《晋書·束晳傳》記載,汲冢《竹書紀年》“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8]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魏安釐王已經進入戰國晚期。據上引李先生的訪談介紹,清華簡中類似《竹書紀年》的史籍上起西周初,下至戰國前期,而吳起活動的時期正在戰國前期末段,其所携帶的史籍止于戰國前期是自然的。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記“吳起嘗學于曾子”,[9]《儒林列傳》又記吳起在魏時“受業于子夏之倫”。[10]如果清華簡中很大一部分書籍的底本是吳起帶入楚國的,上述李學勤先生關于楚地何以有這麽多《詩》、《書》、禮、樂類文獻的疑問也就可以解答了。因爲吳起的仕途始自魯國,魯國是儒學的發源地和中心,他又曾先後師事曾子、子夏等孔門高弟,子夏尤其是孔門傳經最著名的人物,[11]那麽吳起熟悉幷嗜讀儒家最重視的六藝經典是再正常不過的了。衆所周知,孔子與六經關係密切。[12]《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又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兩段記載都特別拈出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吳起受業于孔門,其入楚時隨身帶有《詩》、《書》、禮、樂之類儒家經典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禮記·雜記下》:“恤由之喪,哀公使褥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後儒多以《儀禮》十七篇就是孔子所修,“孔子所編定的用做教材的《禮》,就是《儀禮》的初本”。[13]清華簡中有類似《儀禮》的禮書,這和我們推斷其部分底本可能是吳起所携帶相合。
我們說清華簡中很大一部分書籍的底本可能是吳起帶入楚國的,幷不是說清華簡本身是吳起之物,也就是說,清華簡的主人幷非吳起。其一,清華簡的年代,學者“根據簡的形制和字的特徵,判斷其時代爲戰國中晚期,與郭店簡、上博簡相近似”,用科技手段測定的年代在公元前305±30年,兩方面結論相合。[14]吳起在悼王死後不久就被殺,時在公元前381年,距離清華簡的年代偏早。其二,清華簡有《楚居》一篇,內容主要叙述自楚國先祖季連開始到楚悼王共二十三位楚先公先王的居處與遷徙,內容與《世本》之《居篇》很相類。整理者根據《楚居》所記最後一位楚王是悼王,而不見肅王,認爲該篇可能作于肅王在位時,[15]這個推斷是有道理的。更確切地說,《楚居》的寫作不會早于肅王,其時吳起已死,所以清華簡不大可能是吳起之物。
清華簡的內容和吳起有關,然而其主人又不是吳起,那麽最有可能就是吳起的某位直接或間接的傳人,這個人我們懷疑可能是上文引到的從吳起之子吳期受《左傳》的楚人鐸椒。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說:“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司馬貞《索隱》曰:“鐸椒所撰。名《鐸氏微》者,《春秋》有微婉之辭故也。”《漢書·藝文志》有《鐸氏微》三篇,班固亦云“楚太傅鐸椒也”。從時代來看,鐸椒從吳起之子受業,又曾爲楚威王(公元前339~329年)的老師,其生活時代和學者對清華簡的時代判斷相合。從身份來看,鐸椒隨葬很多書籍,和他太傅的職業也是相合的。郭店簡的主人是“東宮之師”,即楚太子的師傅,[16]也隨葬有很多書籍,是同類的現象。因爲無論是太子的師傅還是王的師傅,讀書教書都是其本業,所以死後以生時所習之物隨葬是很自然的。包山二號墓主昭佗身爲左尹,職掌司法,死後即以自己處理過的司法行政文書隨葬,也是同樣的緣由。
鐸椒從吳起之子吳期受《左傳》,應該會對古史特別有興趣,這也符合李學勤先生關于清華簡主人“對于古史一類的事情特別有興趣”的推測,能够解釋清華簡偏多史書的特色。吳起是曾子和子夏的門人,鐸椒從吳起之子受業,也是儒家弟子,其輩分跟受業于子思之門人的孟子相當。如果清華簡是鐸椒之物,就能解釋何以其中偏多《詩》、《書》、禮、樂等儒家經典。值得注意的是,《國語·楚語上》記載楚莊王使士亹做太子的老師,士亹向申叔時請教如何教導太子,申叔時說:
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
這裏所提到的各種教育內容,多能在清華簡中找到對應的材料。如“教之《春秋》”,清華簡中則有類似《竹書紀年》的史書,即屬此類;“教之《詩》、禮、樂”,清華簡中也有這些內容;“教之《世》”,韋昭注“先王之世系也”,清華簡中則有《楚居》,內容與《世本》之《居篇》很相類,即屬此類;“教之禮”,清華簡中則有類似《儀禮》的禮書,即屬此類;“教之語”,韋昭注“治國之善語”,《國語》即屬此類,清華簡中也有類似《國語》的史書;“教之訓典”,韋昭注“五帝之書”,疑即指《尚書》的典、謨、訓、誥之類,清華簡中則有多篇《尚書》,僅剛發表的第一册就有《尹誥》、《保訓》等,即所謂“訓典”之類。由此可見,楚國王太子的老師用作教育材料的,大多能在清華簡中找到相對應的內容,而這些內容又正是清華簡的突出特色,這恐怕不是偶然的。太傅在施教內容方面與太子之傅總不會太相遠,上引《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其中正有《春秋》,和申叔時所說的第一項“教之《春秋》”相合。所以我們推測清華簡主人可能是太傅鐸椒,其身份職業和清華簡的主要內容類別可以說是相合的。
鐸椒既然是吳起之子的學生,他藏書中的儒家典籍,可能是間接繼承了吳起的部分藏書,或者是抄錄的副本。學者已經注意到清華簡中有些字的寫法只見于帶有齊系書寫風格的竹書,[17]如果這些書的底本是吳起自魯國帶出來的,這個現象也就好解釋了。
自郭店簡以來,楚墓出土了很多儒家典籍,儒學的南傳是很多學者關心的重要問題。郭沫若先生說過:“吳起……本質是儒。……據我看來,要他才算得是一位真正的儒家的代表。”[18]吳起入楚在戰國早期,而郭店簡、上博簡、清華簡都屬于戰國中期偏晚,楚地儒學的勃興和儒家典籍的傳播,大概和吳起入楚不無干係。如果本文所論符合事實,我們甚至可以說吳起入楚就是儒學入楚的一大關節。
(編者按:本文收稿日期爲2011年2月6日。)
[1]郭沫若:《述吳起》,《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506-533頁。
[2]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中西書局,2010年12月。
[3]《清華大學收藏一批兩千多年前的戰國竹簡》(記者李江濤),新華網2008年10月22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0/22/content_10234903.htm)。《“這次挖到了一個歷史學家”》(記者豐捷),《光明日報》2008年10月23日。李學勤:《初識清華簡》,《光明日報》2008年12月1日。劉國忠:《清華簡保護及研究情况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2009年第9期。陳致:《戰國楚簡重光——清華大學李學勤訪談錄》,《明報月刊·學術》2010年5月。
[4]陳致:《戰國楚簡重光——清華大學李學勤訪談錄》。
[5]陳致:《戰國楚簡重光——清華大學李學勤訪談錄》。
[6]參看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第391-392頁。章太炎:《春秋左傳讀序錄》,《章太炎全集(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第854頁。錢穆:《中國史學名著》,三聯書店,2000年9月,第30頁。童書業:《〈春秋左傳〉作者推測》,載氏著《春秋左傳研究》,《童書業著作集》第一卷,中華書局,2008年12月,第677-678頁。
[7]郭沫若:《述吳起》,第531-532頁。
[8]“三家分”下何焯認爲當有“晋”字,“殆當日諱而去之”。參看《晋書》,中華書局標點本,1974年11月,第1438頁。 [9]此“曾子”可能幷非曾參,而是其子曾申,參看郭沫若《述吳起》,第507-508頁。
[10]郭沫若《述吳起》,第506-509頁。
[11]參看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中華書局,1994年2月,第23-24頁。
[12]相關資料,可以參看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第3-23頁。
[13]楊天宇:《儀禮譯注》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第7-8頁。
[14]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前言”第3頁。
[15]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第192頁注釋八○。
[16]李學勤:《荊門郭店楚簡中的〈子思子〉》,載氏著《重寫學術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11頁。
[17]李守奎:《〈保訓〉二題》,《出土文獻》第一輯,中西書局,2010年8月,第85頁。
[18]郭沫若:《述吳起》,第5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