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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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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竹書《繫年》第三章曰:“周武王既克殷,乃設三監於殷。武王陟,商邑興反,殺三監而立錄子耿。成王踐伐商邑,殺錄子耿,飛廉東逃於商蓋氏[1]。成王伐商蓋,殺飛廉,西遷商蓋之民於邾吾,以御奴[虘又]之戎,是秦之先[2],世作周□。周室既卑,平王東遷,止於成周。秦仲焉東居周地,以守周之墳墓,秦以始大。”[3]
郭永秉先生最近接受《東方早報》採訪,談清華簡的整理與研究。其以為:“《系年》出乎意料之處在於,它告訴我們被迫西遷成為秦先人的乃是商奄之民。這一點,過去只有一種文獻裏提到過,就是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蘇秦謂燕王章》蘇秦所謂‘秦將不出商閹(奄)’[4],可惜因為《戰國策》的編者已經不知道這個歷史背景,把那個地方的內容做了不恰當的改寫(《燕策》蘇代章)。關於秦人起源問題,《系年》的新知實際上主要在於“商奄之民”這個身份和西遷的地理上。”[5]
郭說甚是。若“秦仲焉東居周地,以守周之墳墓”,此亦故籍所未見而為《繫年》所揭示者。按經籍與金文所載,其時從三叔、祿父畔周者,有東夷、淮夷、徐夷(戎)、奄、豐伯、薄(蒲)姑。《書序•大誥》孔安國傳:“淮夷,徐、奄之屬”;《書序•成王征》鄭玄注:“奄國在淮夷之北”;《費誓》孔安國傳:“淮浦之夷、徐州之戎”;《左傳•昭公元年》杜預注:“(徐、奄)二國,皆嬴姓”。《水經注》引《地理志》云:“齊地,殷末有薄姑氏,至周成王時,薄姑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高青陳莊所出豐啟簋,乃為祖甲齊公作鑄[6],可知豐為齊之附庸。陳夢甲據西周晚期豐伯車父簋,云其若出在濟寧,“則古豐國在今曲阜西南方”[7]。按《左傳•昭公九年》王使詹伯辭于晉曰:“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故金文言東夷者,概舉之也[8]。淮夷、徐夷、奄、豐伯、薄姑者,分言之也。按《逸周書•作雒》,有熊盈亦從於畔;“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劉師培云:“案朱(右曾)釋云:‘徐,嬴姓國;奄,熊姓國;熊盈謂徐奄之同姓國’。其說近是。盈、嬴古通,偃、嬴亦古通。嬴為益姓,偃為皋陶姓,而《潛夫論•志氏姓篇》則以伯翳為皋陶子,伯翳即益。又《意林》引仲長統《昌言》云益即皋陶子。是嬴姓即偃姓也。古代江淮之間均皋陶後裔所封,如舒及舒蓼、舒鳩、英氏、六、蓼、桐是也。紂黨又多嬴姓,如飛廉、惡來是。徐、奄亦然。徐、奄為廉、來同族,故助役拒周。熊者嬴之轉,則熊、盈、嬴三文通用。此文熊、盈蓋兼皋、益後裔言,即熊、盈族十有七國也。”[9]劉說甚是。然則,泰沂之南,海上淮浦,多皋、益後裔之國。
《滕文公下》云:“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由田野考古可知,淮夷、徐夷、奄、豐伯、薄姑,其地皆在嶽石文化或其輻射所至之區。殷商經略泰沂南北,致嶽石文化易俗。按《左傳•定公四年》稱“因商奄之民”封伯禽於少皞之虛,使帥輯殷民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等宗族。《括地志》云:“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其民易俗,遂在殷民之列,此其尚殷甚深而從畔也。
然嶽石文化之後繼珍珠門文化,尚分佈於魯北瀰河以東至膠東半島,年代自殷虛早期綿延至西周早期晚段、中期早段,甚或有更晚者;淄河以東、瀰河以西地區與淮河以北之蘇北地區,則參有商周文化遺存,珍珠門文化不為主導,其年代延續至西周中晚期[10]。又有大辛莊第二類文化遺存,亦為受嶽石文化影響而異於殷商者[11]。是知泰沂之地,尚有土著而未為殷商經略所致竟者。飛廉往依商奄,以其同族之故[12]。既言驅飛廉於海隅,則宜在瀰河以東至膠東半島及其南之海上也。若地屬商蓋氏,則亦在其邊鄙耳。既言以商奄之民封伯禽,則《繫年》所謂“西遷商蓋之民於邾吾,以禦奴[虘又]之戎”者,乃其一脈而已。
《繫年》稱秦之先為周禦戎,又言秦仲守周之墳墓,是秦雖出於伯翳,然非尚族甚明。按史遷《世家》,秦、楚俱為帝顓頊之苗裔。《楚世家》云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與秦先人相類。然季連苗裔鬻熊,子事周文王。其孫熊繹,周成王以子男之田封於楚蠻,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是楚入周已列在尚族,非秦之先所得比擬。《繫年》此章,貌似縷述成王踐奄而及於秦之先。然其文辭之間,自有貶薄之意流露。秦起於微末,猶清之先也。故秦始皇焚書者,亦為銷滅六國此類文字。史遷之為《秦本紀》而不及於西遷、守陵之事,殆已無可按者矣。
商奄西遷所止,或以《禹貢》朱圉當之。余以為誠若其說,而遠至宗周邊地,非但應有古遺址可據,亦當有類泰沂地區殷商晚期文化特征之遺物,方可證成其說。且蜚廉之父中潏,《秦本紀》稱其已“在西戎、保西垂”。其官屬所治,必有殷商器物遺焉。故甘肅清水李崖遺址出土殷商風格之方唇分檔鬲、帶三角紋陶簋[13],豈能徑為西遷之確證乎?且“戎”者,亦未必為猾夏之在西者,如《費誓》“徐戎”,又豈在西乎?
另戰國金文所見楚王名,皆作“酓某”,而經籍則俱作“熊某”。秦《詛楚文》,亦作“熊”。“酓”可假借為“檿”,“酓”、“檿”雙聲[14];“厭”可假借為“弇”、“掩”[15];“黶”可假借為“奄”[16];“[酓欠]”可聲訓、聲轉為奄[17];《古今人表》“狐黶”,或作“偃”[18]。是知“酓”、“奄”、“偃”、“猒”其聲可通。《說文》“猒”字,其篆形或從厶、從肰。“能”與“猒”或體,其篆形部分相同,且《左傳•昭公十二年》楚成熊,於《公羊傳》作“然”。此或為金文作“酓”,而經籍作“熊”之緣由也。然則,楚先人亦當屬東土“熊盈”之族。
余嘗先後為文,以論《繫年》商奄西遷云云。今得李松儒女士《清華簡〈繫年〉集釋》,竟援引鄙說,頗感惶恐。蓋數年前舊論,縱有偶得,亦乏有力之證。恐為學界訕笑,故今重加考訂,深以為辨,并拓而論其餘。
按《說文》“殂”字古文從“作”,朱允倩以為“乍”聲[19];《大雅·蕩》“侯作侯祝”,朱氏云“作”假借為“詛”[20];《釋名·釋言語》“助,乍也”,朱氏以為聲訓[21]。“箸”字亦作“筯”,或假借為“慮”[22]。《說文》“者”字得聲,為古文旅字。《釋名·釋言語》“慮,旅也”,朱氏以為聲訓[23]。《鄭風·出其東門》“藘”、“且”協韻。是知“助”、“慮”,其聲可通。故余疑竹書“奴[虘又]”字讀若“慮”。按《爾雅·釋詁》有“勴”字,即《說文》從非、勴意為助之字,郭璞注:“勴,謂贊勉”。《說文》有[虘邑]字,為沛國縣名,漢後改為鄼,“與南陽之鄼縣,同字異音”[24]。其改易,蓋由“勴”之贊勉而來。《地理志》顏師古注:“此(鄼)縣本為[虘邑],讀皆為[虘邑]。”“凡下賤之稱,皆曰奴”[25],又朱氏以“茹蘆”為疊韻連語[26],則“奴[虘又]之戎”即[虘又]戎,其地宜在《地理志》沛郡鄼縣。若然,則商奄西遷尚不謂遠。此亦文字通假而幸得牽合者,姑附于末,以待他日驗證。
乙未仲冬廿一日子時稿
(編者按:本文到達收稿信箱時間爲2015年12月31日01:21。)
[1]李學勤《三代文明研究》第12葉,商務印書館,2011年。
[2]李松儒《清華簡〈繫年〉集釋》第88葉,中西書局,2015年。
[3]《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第一四一葉,中西書局,2011年。
[4]《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第一四二、一四三葉,中西書局,2011年。
[5]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5/12/20/1323383.shtml。
[6]李學勤《三代文明研究》第97葉,商務印書館,2011年。
[7]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第18葉,中華書局,2004年。
[8]《書序•賄肅慎之命》孔安國傳:“(東夷),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貌之屬”。若如孔說,則為特指。
[9]黃懷信、張懋镕、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第五一五、五一六葉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10]劉延常《珍珠門文化初探》,《華夏考古》,2001年第4期。
[11]徐基《從濟南大辛莊遺址的第二類遺存探索嶽石文化的發展去向》,《遼海文物學刊》,1990年第1期。
[12]李學勤《三代文明研究》第12葉,商務印書館,2011年。
[13]http://www.gscn.com.cn/tourism/system/2012/03/28/010027961.shtml。
[14]《說文通訓定聲·臨部第三》第二十五葉。
[15]《說文通訓定聲·謙部第四》第三十六葉。
[16]《說文通訓定聲·謙部第四》第三十六葉。
[17]《說文通訓定聲·臨部第三》第二十五葉。
[18]《說文通訓定聲·臨部第三》第二十五葉。
[19]《說文通訓定聲·豫部第九》第九十葉。
[20]《說文通訓定聲·豫部第九》第一二三葉。
[21]《說文通訓定聲·豫部第九》第九十三葉。
[22]《說文通訓定聲·豫部第九》第九十七葉。
[23]《說文通訓定聲·豫部第九》第十一葉。
[24]《說文通訓定聲·豫部第九》第九十四葉。
[25]《說文通訓定聲·豫部第九》第七十七葉。則竹書稱“奴”,或亦有鄙意。
[26]《說文通訓定聲·豫部第九》第十五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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