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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清華簡的文獻學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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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浙江師範大學)
內容摘要:清華簡自2008年入藏以來,得到了海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這批材料以經史類文獻為主,具有很高的文獻學價值。本文認為清華簡的文獻學價值可以分成五個方面,即推進對同一文獻、不同版本而轉抄流傳的認識,多方位地反映一種文獻的早期流變,保存較早的《書序》或《詩序》,提供研究古書來源的綫索,豐富歷史人物的事跡流變材料。
關鍵詞:清華簡 文獻學 文本 傳播
2008年7月,經校友捐贈,清華大學入藏了一批戰國竹簡。10月,清華大學邀請了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吉林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國家文物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上海博物館、荊州博物館的專家對這批竹簡進行鑒定。經專家們鑒定,這批竹簡以書籍為主,內容豐富多樣,對探索中國古代歷史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2009年3月,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對這批竹簡做了初步的編聯、通讀工作。從數量上看,這批竹簡包括殘斷在內一共是2388枚;如果完好,簡數可能在1700—1800枚之間。從內容上看,當時預估這批竹書有70篇。[1]但隨著研究的推進,篇數還會有所變化。為了稱說的方便,現在一般把這批竹書叫作“清華簡”。
經過初步的研究,清華簡基本上以經史類文獻為主。大體上說,已經涵蓋了傳統所謂的“五經”,比如《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皇門》《祭公》等。《繫年》《楚居》兩篇文獻則含有很髙的史料價值。此外,清華簡中尚帶早期小說性質的文獻,比如《赤鳩之集湯之屋》。如此豐富多樣的書籍種類,使得我們可以不由地推想這很可能就是戰國中期楚國某貴族的個人圖書館。今將目前已經公佈的清華簡列於下表:圖表 1 2010年~2018年清華簡已公佈篇目一覽表 根據已經公佈的清華簡,研究者已經從古文字學、語言學、歷史學、哲學等多個角度切入來挖掘其意義。本文將著重談談清華簡的文獻學價值。限於篇幅,既便是談文獻學價值也只能有选擇地來談談。
一 推進對同一文獻、不同版本而轉抄流傳的認識
多數學者根據研究對象以及所需知識的不同,將戰國秦漢簡帛文獻分出簡帛古書這一大類,以與文書檔案類文獻相區別。簡帛古書的發現,印證了余嘉錫先生在《古書通例》中提出來的“古書單篇別行”這一精彩論斷。眾所周知,今本《禮記》中有《緇衣》一篇,但目前已經發現兩個戰國簡本。其一為郭店簡本,帶有楚文字書寫風格;與之同時出土、筆跡相近的還有《五行》《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等。其二為上博簡本,帶有齊文字書寫風格;與之同批次的還有《孔子詩論》《曹沫之陣》《容成氏》《周易》《從政》《景公瘧》《天子建州》等。由此可見,古書本來多以單篇流傳,其間或經過不同的學者根據不同的目的或興趣進行轉抄編纂。
上博簡目前已經出版了九輯,其中存在不少“甲乙本”現象——兩篇內容非常相似的文本。這種現象最早在馬王堆帛書中出現。當時的整理者發現馬王堆漢墓中存在兩個《老子》抄本;為稱引之便,將字體較古的一種稱為“甲本”,另一種則為“乙本”。[2]其中存在不少通假異文,虛詞的使用亦存在差異。郭店簡中也有《老子》抄本,整理者將之分為“甲、乙、丙”三組,各組內容有所不同,故而這種情況不屬於“甲乙本”現象。目前,上博簡中出現“甲乙本”現象的文本有《從政》《天子建州》《鄭子家喪》《君人者何必安哉》《凡物流形》《成王為城濮之行》。李孟濤先生曾根據《天子建州》甲乙本的字跡特征,指出兩者不僅內容相同,而且還存在直接的底本抄本關係。[3]具體來說,《天子建州》甲本是乙本的謄清本。李松儒先生在其說基礎上,通過單字與篇章的比較,指出《天子建州》乙本是由兩個抄手完成的,而甲本則是謄抄乙本而成。[4]這種情況還見於《鄭子家喪》《凡物流形》等篇。[5]但《從政》甲乙本則字體風格統一,顯然為同一抄手完成。據此,我們可以總結出上博簡中所見的兩種文獻轉抄流傳模式(鑒於學界本身對“甲乙本”之名並無特別的深意,下面以A、B來表示同一底本的不同抄本):
圖表 2 上博簡中兩種已知的文獻轉抄流傳模式
清華簡則推進了我們對這種文獻轉抄流傳的認識。馬楠先生指出,《鄭文公問太伯》甲乙本存在同一抄手轉抄不同底本的情況。[6]比如,“康樂”之“康”、“商湯”之“湯”甲本用“庚”,乙本則寫作“康”;地名用字甲本“邑”旁皆在左邊,乙本則多在右邊;甲本之“爭”,乙本寫作“請”。
圖表 3 清華簡中所見的文獻傳抄流傳模式
不難發現,這種傳抄流傳模式和上面提到的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本情況相似,但在時間上卻遠遠早於後者。這不僅深化、豐富了我們對同一文獻、不同版本而轉抄流傳的認識,同時也啟發了我們探討先秦文獻流傳問題時候應該對多底本問題給予應有的重視。
二 多方位地反映一種文獻的早期流變
過去在出土文獻中已經發現了很多可與先秦兩漢古書對讀的簡帛文字材料,研究者可以據之做一些校勘、訓詁上的工作以及探討先秦的文本流傳情況。然而,這些簡帛古書往往只能反映文獻流變的一鱗半爪。清華簡《厚父》的出現,打破了這一現狀。關於這點論述,本文將從文字形態與文本內容兩方面著眼。以下先談第一方面。
首先,《厚父》保留了明顯的非楚文字特徵。通過對用字習慣以及字形特點上的考察,我們發現《厚父》帶有濃厚的晉系文字色彩。在用字習慣方面,《厚父》簡8“皇天之政工”之“工”用為功勞、事功的“功”,這正是晉系文字的特點。中山王器有多處用“工”為功勞、事功的“功”的例子,如方壺“昭假皇工”之“皇工”即“皇功”,圓壺“以追庸先王之工烈”之“工烈”即“功烈”,鼎“克有工”即“克有功”。研究者一致認為,中山國文字當歸屬為晉系文字。楚系文字多以“”“攻”表示功勞、事功的“功”。以郭店簡為例,如《老子·丙》簡2“成事遂(功)”、《太一生水》簡12“故(功)成而身不傷”、《窮達以時》簡9“子胥前多(功)”、《老子·甲》簡39“攻(功)遂身退”。齊系文字多以“攻”為“功”,秦系文字則以“攻”“紅”為“功”。[7]因此,《厚父》簡8“皇天之政工”之“工”用為功勞、事功的“功”顯然是晉系文字的用字習慣。在字形特點方面,《厚父》的晉系文字特點更為直觀。[8]限於篇幅,略舉數例;為便觀覽,特製下表(左側數字為《厚父》例字簡號):《厚父》 晉系文字 其他系文字 說明 7 晉系寫法來源於西周金文 3 从“又”的寫法來源西周金文 9 “敬”之省體僅見於晉系文字 3 晉系文字“夕”往往多出一撇 3 晉系文字“嚴”中間筆畫略異 5 晉系文字“邦”之“丰”在左
圖表 4 清華簡《厚父》與其他系文字比較表
此外,《厚父》中尚有一些在地域上難以明確歸類的字形,如簡1“”、簡2“”、簡4“”、簡8“”、簡13“”等。雖然我們無法完全排除它們是秦系、齊系或燕系文字的可能性,但它們與晉系文字直接相關也是可以肯定下來的。如果從《厚父》的用字情況以及字形特點上作一個整體考量,這些難以明確歸類的字形仍然可以說是晉系文字,或者說是受到了晉系文字的影響。
既然《厚父》主體文字是用楚系文字抄寫,又帶著強烈的晉系文字色彩,那麼其底本來源很可能就是晉系文獻。
其次,《厚父》中還保留一些突出的古體特徵。
《厚父》簡7 之“”寫作“”,其右旁“隹”形的寫法與同篇其他“隹”形的寫法不同,如同簡之“隹”寫作“”“”。“”“”屬於戰國文字的一般寫法,而《厚父》“”可能就是承襲早期文字而來。《合集》36565寫作“”,《合集》36567寫作“”,可資比較。
《厚父》簡8之“憲”作“”,與西周金文如“”“”“”“”等結構相同,下部並不从“心”。从心寫法的“憲”,一般從春秋金文開始。戰國文字中“憲”則往往从心,如新蔡簡甲三25“”、新蔡簡乙四145“”。
《厚父》簡3之“聞”作“”,與清華簡《筮法》簡13“”寫法相同。這雖然與《金縢》簡10“”、《芮良夫毖》簡3“”、《楚居》簡13“”在形體上有相似之處,但仔細觀察之後便不難發現,其上部偏旁存在著細微的差別。追溯其源,這種寫法實際上直承春秋金文“”“”而來。
值得注意的是,《厚父》簡5之“”寫作“”,卻當“治”講。這種用法見於簋,寫作“”。戰國文字中與“治”相對的“亂”一般寫作“”,省作“”、“”。同時也有寫作“”“”“”的情況,但一般不表示“治”。“”表示“治”應是一種較早的用字習慣或詞義用例。
再次,《厚父》保留了一些非常獨特的寫法。
《厚父》篇幅在戰國簡帛古書中屬於中短篇,但卻出現了許多首見的寫法,對研究漢字字形的歷史演變富有意義。比如,簡6之“彝”寫作“”,簡2、3之“命”寫作“”“”,簡3之“?”寫作“”,簡3之“”寫作“”,簡3之“折”寫作“”等。
從簡2、3之“命”寫作“”“”中亦可看出,抄手是有書法藝術追求的。這體現在抄手在保證書寫力求整飭的前提下,筆法上富於變化。簡2之“啟”寫作“”“”;簡4之“政”寫作“”,簡8之“政”寫作“”;簡10之“民”寫作“”,而簡11之“民”寫作“”。這就達到了書法上所謂的“違”與“和”的有機統一。為直觀起見,我們將《厚父》簡2做了一些基本的處理,如下:
圖表 5 處理後的清華簡《厚父》簡2書法局部圖[9]
我們曾經指出,《厚父》是抄寫者非常重視的一篇珍貴文獻,它成書很早且有古本流傳;現在見到的本子是在晋系文本基礎上用楚系文字轉抄而來的;抄寫者具有很高的權威性和很强的自主性,非一般泛泛抄手可比,很可能是主人自抄的作品。這些是從文字形態上得出的認識。
在文本內容上,《厚父》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話:“古天降下民,設萬邦,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下民。”類似的話古書有見,如《孟子·梁惠王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趙岐注:“《書》,《尚書》逸篇也。”《尚書·泰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現在一般認為《泰誓》乃偽篇,此處文句當從《孟子·梁惠王下》而出。比較可知,《厚父》與《孟子》的文句存在一定的差異。其中“設萬邦”一語之有無,關涉到文義的完整性乃至更深的文化層面。天降下民之後,為之立君立師,似乎只是在強調“人民”與“政府”這兩個要素。我們知道,政治地理學上所謂的“國家”還有“領土”這一要素,這甚至是一個首要條件。一般認為“邦”“封”具有同源關係,其含義本就實實在在的封樹劃界而言,這與“領土”直接相關。《厚父》“古天降下民,設萬邦,作之君,作之師”可謂是“領土”“人民”“政府”三要素齊全。由此可見,“設萬邦”一語至關重要,而《孟子·梁惠王下》竟然遺漏不見,說明文本在傳抄過程中已經發生了變化,《厚父》文句當更接近原貌。雖然目前不敢絕對肯定《厚父》就是《尚書》佚篇,但這種可能性仍然存在。[10]
三 保存較早的《書序》或《詩序》
清華簡這批材料在內容上最大的特點就是經史文獻較多,其中與《尚書》文體性質相似者不在少數。習慣上,研究者把這類與《尚書》文體性質相近者稱為《書》類文獻。眾所周知,先秦古書在正文主體內容前往往有一段交代時間、背景等的話,亦即“序言”或“序辭”。雖然其言不過數十數百,然而對了解寫作背景、具體內容與思想主旨皆不無裨益。
我們曾欣喜地發現,清華簡《書》類文獻中保存了較早的《書序》。
清華簡第三輯中的《説命》,整理者分為上、中、下三篇。之所以有這樣的劃分,是因為三篇內容相對獨立完整。上篇7枚簡,中篇7枚簡,下篇本應10枚簡,但卻缺了首簡;三篇各自在最後一簡上題有“傅説之命”。值得注意的是,上篇開頭“惟殷王賜說于天,庸為失仲使人。王命厥百工像,以貨徇求說于邑人。惟弼人得說于傅巖”這幾句話與《書序》頗類。《書序》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岩,作《說命》三篇。”從整體上看,《説命》上篇主要叙述武丁求說得說的過程、武丁與說初次見面的細節、說伐失仲的情形以及說的形貌特徵、說邑所在的位置等,像是一個勾廓式的介紹。而中篇和下篇才是真正命說的內容,是《說命》的正文。中篇開頭說:“說來自傅岩,在殷。武丁朝于門,入在宗。”交待了人物、地點,緊接著就是武丁對說的命詞。這種結構和《尚書》中多篇誥命訓類文獻相似。在武丁的命詞裏,有三處內容和《國語·楚語上》《禮記·緇衣》《墨子·尚同中》所引古本《說命》相同。下篇通盤都是“王曰:‘說……’”這類形式,與傳本《尚書》誥命訓類相合,最末一簡也有“傅說之命”篇題,是《說命》正文也是可以肯定的。中篇提到說來自傅巖,在殷,乃受帝命,而上篇說“得說于傅岩”“說來,自從事于殷”“殷王賜說于天”等,在表述上顯然是重複的。因此我們推斷,這有可能就是《說命》的《書序》。[11]
然而,有一個問題卻無法迴避,即上篇篇幅稍顯冗長。但是我們應充分考慮到,《禮記》中的《文王世子》《學記》《緇衣》三篇所引的《說命》文句並不見于清華簡《說命》。雖然不排除是《說命》傳本有异,但更可能是這些佚文爲原《說命》另一篇的內容,而這一篇正好是清華簡《説命》所無。因而清華簡《説命》上篇篇幅雖然稍顯冗長,但所占比例本並不大。退一步講,即便清華簡《説命》足本無缺,而上篇《説命》所占比例即為三分之一左右,實亦不可作為它不能作為《書序》的反證。這是因為,《毛詩序》中就有《大序》《小序》之分;一般將《關雎》篇前面的大段文字作為《大序》,有的學者直接名之為《詩大序》。以彼例此,我們也未嘗不可將清華簡《説命》上篇叫作《書大序》或《説命·大序》。
在此之後,姚小鷗先生對《芮良夫毖》進行了深入研究,指出開篇四十來字交代了寫作背景,當是《小序》,後面則為主體內容;由其中代表周代禮樂制度的術語“終”以及主體用韻來看,這篇文獻當屬於《詩》類文獻,開篇幾句可視為《詩序》。[12]這一意見基本上是可信的。
我們之前曾將《芮良夫毖》定為《書》類文獻,主要是基於其與《書》類文獻中的訓誥之辭相合的認識,並且《逸周書》正好有《芮良夫》一篇。但姚小鷗先生將之視為《詩》類文獻也是可行的。這似乎也在啟示我們,《詩》類文獻與《書》類文獻的界線有時候並不非常清晰。舉個例子,《戰國策·秦策四》載黃歇說秦昭王語:“《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史記·春申君列傳》:“《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逸周書·大武》有句話作“远宅不薄”,與《戰國策》《史記》當屬一語異說。《逸周書》屬《書》類文獻,而《戰國策》《史記》乃言稱《詩》,這就產生了矛盾。清人盧文弨校語:“《詩》必是‘《書》’字之誤。”[13]但古人引說,《書》《詩》二名往往混用。[14]仔細分析便不難想見,如果訓誥之辭用韻,那麼孰《書》孰《詩》就難以說清了。
《毛詩序》的作者問題,是《詩經》學史上的一樁疑案。歷來有“子夏說”“子夏、毛公說”“衛宏說”等不同的說法。現在一般認為《毛詩序》並非一人一時之作,但東漢衛宏在編纂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比較而言,清華簡《説命》與《芮良夫毖》為我們保存了較早的《書序》或《詩序》。其意義之重大,可想而知。
四 提供研究古書來源的綫索
李零先生很早就提出過非常值得注意的關於古書的兩個問題,即中國最早的古書可能產生于何時以及最初是什麼樣子。雖然缺乏直接的證據,但是他仍認為早期古書可能與“史官文化”亦即與史官典守的各類文書關係很大。年代較早的傳世古書諸如《詩經》《尚書》《周易》等等,就是直接選自古代的記府、樂府,來源為文書檔案。[15]
現在結合清華簡來看,這個推斷很可能是接近事實的。
傳統認為,甲骨卜辭與西周金文屬於文書檔案。西周金文中有大量的冊命金文,格式較為統一,一般開篇說時間與地點,然後依次介紹冊命的儀式、賞賜物,最後受封賞者答謝王恩。以七年趞曹鼎為例,銘文曰:“唯七年十月既生霸,王在周般宮。旦,王格大室;邢伯入右趞曹,立中廷,北嚮;賜趞曹緇韍、冋衡、鑾。趞曹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用作寶鼎,用饗朋友。”而在新近公佈的清華簡《攝命》結尾(簡32)中,可以看到類似的話:“唯九月既望壬申,王在鎬京,各于大室,即位,咸。士疌右伯攝,立在中廷,北嚮。王呼作冊任冊命伯攝:‘。’”通觀《攝命》全篇,多次出現“王曰:‘攝……’”這類套語,在內容上屬於《書》類訓誥體文獻。如果將《攝命》簡32作為首簡看待,那麼《攝命》就和冊命金文極為相像,只是缺少了賞賜物與答謝之言。眾所周知,西周冊命金文並非都如上舉七年趞曹鼎一般套話完備,著名的毛公鼎就直接以“王若曰”開篇。因此,將《攝命》與冊命金文相類屬當無疑義。這裡需要指出一點,《攝命》簡32後面有明確的簡號,因而它不可能是首簡。但從冊命金文的格式來看,這類話要麼不出現,一出現必然在開頭。所以我們有理由得出這樣一個看法:作者對原始文件是做過改寫工作的。這就意味著原本作為文書檔案的“書”已經開始向典籍古書的“書”轉化。
《封許之命》是周初封建許國的文件。除了訓誥之言,其中出現了大量的賞賜物,多數可以和冊命金文對讀。不過賞賜物的羅列穿插在訓誥之言中間,這可能是作者有意的編排。程浩先生還從用字的角度,認為《封許之命》有從金文轉寫而來的痕跡。[16]在一定程度上,《封許之命》也可以作為“文書檔案——典籍古書”這一轉化的一個例證。
此外,《説命》“我其殺之?我其已,勿殺”與甲骨對貞卜辭頗類。[17]但若細究起來,又不完全一樣。與《説命》文句最為相似的甲骨對貞卜辭是“其已……勿已”式,但這與《說命》的“其……其已,勿……”存在明顯的差異,我們認為這可能是作者見到了商代的語言材料但又不完全理解,故而進行了改寫。[18]
總而言之,李零先生認為文書檔案的“書”轉為典籍古書的“書”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不過,這種看法倒是早已有之。郭沫若先生曾在1931年寫作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序文》中已經有過樸素的認識,他指出:“傳世兩周彝器,其有銘者已在三四千以上,銘辭之長幾及五百字者,說者每謂足抵《尚書》一篇……《尚書》為最古金文之著錄。”所謂“銘辭之長幾及五百字者”,當指毛公鼎銘文而言。保利博物館收購的豳公盨,銘文內容沒有絲毫的套語,與古書實無二致。我們藉助這些長篇銘文與清華簡中的特殊《書》類文獻,當不難推知早期古書的來源。
五 豐富歷史人物的事跡流變材料
《論語·八佾》載孔子曾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目前已公佈的清華簡中,有大量的關於商湯重臣伊尹的材料,為探討這一歷史人物的事跡流變提供了豐富的文獻材料。
過去,學者們多從傳世古書中研究伊尹,代表性的論著有崔述的《商考信錄附伊尹》、陳奇猷的《伊尹的出身及其姓名》、杜正勝的《戰國時代伊尹身分的三種型態》等。[19]但畢竟文獻有限,前賢對其事跡的探討自然難窺全豹。甲骨文中有一些關於伊尹的祭祀卜辭,但仍然屬於吉光片羽。清華簡帶來了研究曙光,相關篇目有《尹至》《尹誥》《湯處於湯丘》《湯在啻門》《赤鳩之集湯之屋》,有些學者稱之為“伊尹五篇”。藉此契機,學界這幾年陸續出現了一波伊尹研究的熱潮,成果斐然。[20]
就目前而言,我們已經能大致描寫出殷商時期、西周時期、春秋戰國時期的伊尹形象流變情況。荊玲玲先生曾作《春秋戰國時期伊尹形象一覽表》,頗可參考。[21]今具引如下:庖廚 私臣/女師僕 小臣 酒保 相/輔/三公 *神祖[22] *甲骨卜辭 *√ *√ 叔夷鐘 √ √ 《墨子·尚賢上》 √ 《墨子·尚賢中》 √ √ √ 《墨子·尚賢下》 √ √ √ *《尹至》 √ *《尹誥》 √ 《湯處於湯丘》 √ √ √ 《湯在啻門》 √ √ 《赤鵠之集湯之屋》 √ √ *《良臣》 √ 《莊子·庚桑楚》 √ 《鹖冠子·世賢》 √ 《楚辭·天問》 √ √ 《楚辭·惜往日》 *√ 《呂氏春秋·尊師》 √ 《呂氏春秋·本味》 √ 《呂氏春秋·知度》 √ √ 《呂氏春秋·具備》 √ 《呂氏春秋·求人》 √ √ 《韓非子·難言》 √ 帛書《九主》 √
圖表 6 商周時期伊尹形象一覽表
從這個表中可以看出,商周時期伊尹形象有庖廚、私臣、小臣、酒保、良臣、神祖等,可以稱得上是“立體多面”。這與以往對歷史人物往往單一臉譜化的記述相比,其實是很進步的。清華簡“伊尹五篇”以及《良臣》正好印證了傳世古書的說法,合乎王國維先生提出來的“二重證據法”。
據《尚書·書序》及《史記·殷本紀》,與伊尹相關的訓誥之文有《伊訓》《肆命》《徂后》《咸有一德》以及《太甲》三篇。清華簡《尹誥》與《咸有一德》文句有相合之處,有的學者直接認為《尹誥》就是《咸有一德》。據《漢書·藝文志》,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小說家《伊尹》二十七篇。如此看來,古代關於伊尹的文獻可謂數多不鮮,目前見到的僅僅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如果時機成熟,將來完全有必要做一個有關伊尹的原始文獻與研究論著的集成。
小 結
清華簡的研究價值是多方面的,以上我們只是從五個方面粗淺地討論了其中的文獻學價值。上述清華簡反映出來的多底本現象,雖然亦見於馬王堆帛書,但在時間上大大提前;同一文獻的流傳,可以通過用字習慣、文字形體以及文本內容等多方面特點來考察,對研究古代文獻的流傳問題提供了多元視角。在文體形體方面,清華簡有保存迄今為止最早的《書序》或《詩序》。更值得注意的是,像《攝命》《封許之命》《說命》等篇章對探討早期古書的來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綫索或證據。在歷史研究上,除了《繫年》這種純歷史文本,還有“伊尹五篇”一類對考證歷史人物的事跡流變十分有用的材料。因此,清華簡的文獻學價值怎麼拔高都並不為過。當然,本文所論僅僅只是九牛一毛。我們相信,等將來全部簡文公佈以後,對清華簡的價值應該還會有更為全面而深刻的認識。
本文爲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先秦兩漢訛字綜合整理與研究》(批准號:15ZDB095)和清華大學自主科研計劃課題《新出簡牘帛書與古文字疑難解讀》的階段性成果。
原文載《東洋古典研究》第74輯,【韓】東洋古典學會,2019年3月,第9—28頁。
[1]李學勤:《清華簡與古代文獻》,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編:《燕京論壇2013》,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收入《清華簡與古代文明》,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238頁。
[2]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馬王堆漢墓帛書[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說明”第1頁。
[3]李孟濤:《試探書寫者的識字能力及其對流傳文本的影響》,《簡帛》第4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00—402頁。
[4]李松儒:《戰國簡帛字跡研究——以上博簡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16頁。
[5]李松儒:《戰國簡帛字跡研究——以上博簡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51、491頁。
[6]馬楠:《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與鄭國早期史事》,《文物》2016年第3期,第84頁。
[7]以上可參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綫裝書局,2012年,第193—194頁。
[8]具體可參趙平安:《談談戰國文字中值得注意的一些現象——以清華簡<厚父>為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6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收入《文字·文獻·古史——趙平安自選集》,中西書局,2018年,第231——238頁。
[9]為適應現代出版格式以及閱讀習慣,我們將原簡豎排改成了橫排,並且做了去底的工作。
[10]趙平安:《<厚父>的性質及其蘊含的夏代歷史文化》,《文物》2014年第12期;收入《文字·文獻·古史——趙平安自選集》,中西書局,2018年,第318——325頁。
[11]趙平安:《試析清華簡<説命>的結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2013年5月7日;收入《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續集》,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267——269頁。
[12]姚小鷗:《<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芮良夫毖·小序>研究》,《中州學刊》2014年第5期。
[13]黃懷信、張懋熔、田旭東:《逸周書匯校集注》(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0頁。
[14]徐仁甫:《古書引語研究》,中華書局,2014年,第114—128頁。
[15]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增訂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第53頁。
[16]程浩:《<封許之命>與冊命“書”》,《中國典籍與文化》2016年第1期,第4——6頁。
[17]李學勤先生曾較早發現這一點,詳李學勤:《論清華簡<説命>中的卜辭》,《華夏文化論壇》第8輯,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年;收入《初識清華簡》,中西書局,2013年。
[18]王挺斌:《<說命>“生二牡豕”與<洹寶>238號甲骨合讀》,《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4期,第128頁。
[19]崔述:《崔東壁遺書》,中華書局,2013年,第142——144頁。陳奇猷:《伊尹的出身及其姓名》,《中華文史論叢》第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11——117頁。杜正勝:《古代社會與國家》,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第897——900頁。
[20]田旭東:《尹摯與伊尹學派——以出土文獻爲考察中心》,《清華簡研究》第1輯,中西書局,2012年,第31——39頁。黃庭頎:《論古文字材料所見之“伊尹”稱號——兼論<尹至>、<尹誥>之“尹”、“執(摯)”》,《東華中文學報》2012年第5期。劉國忠:《清華簡<赤鶴之集湯之屋>與伊尹間夏》,《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宋鎮豪:《談談商代開國名臣伊尹》,《楚簡楚文化與先秦歷史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52——259頁。趙珊珊:《清華簡〈尹至><尹誥)相關歷史問題研究》,天津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夏大兆、黄德寬: 《關於清華簡<尹至><尹誥>的形成和性質——從伊尹傳説在先秦傳世和出土文獻中的流變考察》,《文史》第108輯,中華書局,2014年,第213——233頁。杜勇:《清華簡與伊尹傳説之謎》,《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2期。温皓月:《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之伊尹材料整理及相關問題研究》,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李爽:《清華簡“伊尹”五篇集釋》,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荊玲玲:《先秦時期伊尹形象的演變》,《出土文獻》第11輯,中西書局,2017年,第184——193頁。
[21]荊玲玲:《先秦時期伊尹形象的演變》,《出土文獻》第11輯,中西書局,2017年,第188——189頁。按,打星號的地方表示是我們新加的,其中“《楚辭·惜往日》”一欄原漏打符號,今一併補出。此外,表題另擬。
[22]伊尹的神格問題複雜,參陳夢家:《殷虚卜辭綜述》,中華書局,1988年,第363頁。張光直:《商王廟號新考》、《談王亥與伊尹的祭日並再論殷商王制》,《中國青銅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第197、233頁。張政烺:《釋它示——論卜辭中没有蠶神》,《古文字研究》第1輯,中華書局,1979年,第68——70頁。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中華書局,1985年,第64頁。肖良瓊:《卜辭中的伊尹和伊尹放太甲》,《古文字研究》第21輯,中華書局,2001年,第14頁。常玉芝:《商代宗教祭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399——408頁。王挺斌:《說“伊賓”》,《中國文字》新41期,藝文印書館,2015年,第243——247頁。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19年5月6日1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