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布時間:2020-11-19 08:53:58 瀏覽次數:1914
- 新見楚“秦客銅量”考
-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
(首發)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三編》公佈的1673號大府量[1],現收藏於武漢九州藝術博物館,其上刻有銘文。原書對這件量器的有關情況作了介紹,并且對銘文的釋讀、國別及時代的斷定提出了意見。
量的形制,呈圓筒形,直壁平底,通體光素,腹部有一高一低兩個環形把手。通高15厘米,口徑14.5厘米。銘文位于外壁,共三行三十六字。現根據原書釋文及所附照片,重新將銘文釋寫于下:
秦客張義(儀)?(蹠)楚之歲,□月丙戌之日,□都宰尹邘□、競(景)獻爲安昜(陽)鑄冶㝅(觳)於大?(府),其(胡)少(筲)。安昜(陽)
這件量器的出現,對於探討楚國監造制度、量制等問題都有很重要的意義。本文擬在吳文的基礎上,談一點不成熟的意見,作爲補充。
“?”字原文从辵从石,楚文字中多見。整理者釋“狟”,當誤。“?”句中作動詞,可讀爲“蹠”[2],《淮南子·原道訓》:“自無蹠有,自有蹠無”,高誘注:“蹠,適也。”表示往、適的意思。
“宰”原釋“宛”,蒙侯瑞華先生告知當改釋“宰”,甚確。“宰尹”是治膳官,見於曾侯乙墓楚簡等材料[3],此處作監造者的職官名。
“獻”爲人名,原書未釋。照片此字模糊,其基本部件與楚文字“獻”的寫法相近。
“爲”吳文未釋,句中表其目的。
“安”銘文兩見,辭例均爲地名“安陽”。吳文一釋“集”,一作未釋字處理。楚官璽中有“安陽水璽”(《璽考》177),與此或爲一地。據銘文“□都宰尹邘□、景獻爲安陽鑄冶觳於大府”的内容,安陽可能是□都下轄之地,地望待考。銘文末的“安陽”是其置用之地。
“”原書未釋。字上部从“老”,下部从“古”聲。此字亦見楚簡,多假借爲“胡”[4]。
下面討論“秦客張義?楚之歲”“㝅”“少”的含義。
楚文字材料中常見大事紀年的方式,内容包括與楚有關的戰爭、外國使者聘問等。這樣的例子有:
1.大司馬昭昜敗晉師於襄陵之歲 鄂君啓車節《集成》12110
2.郾客臧嘉問王於?郢之歲 郾客銅量《集成》10373
3.宋客盛公邊聘楚之歲 包山楚簡第15號簡
4.楚孝敓之年 仰天湖簡第40號簡
5.甘固之爨月 包山楚簡第125號簡
前三例是完整的大事紀年,後兩例是減省的形式。量銘中的“秦客張義?楚之歲”,與第二、三例相近,“秦客”是秦國所來的賓客,“張義”即張儀,魏國人,後兩相於秦。關於張儀使楚,見于文獻記載者共兩次:
1.《史記·楚世家》:“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詐許楚懷王商於之地六百里,令楚閉關而絕秦;
2.《史記·楚世家》:“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儀遂使楚。”張儀因靳尚請楚夫人鄭袖進言,懷王赦張儀。
事又見于《史記》其他篇章中,《戰國策》等書也有大致相同的記述。銘文既尊張儀爲“客”,未指明是再蹠楚,則其所紀之年當是楚懷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年)。
吳鎮烽先生定秦客銅量爲戰國晚期時器,據銘文紀年應偏晚了一些,其鑄作時間當在戰國中期晚段。□都宰尹是這件器物的監造者,吳良寶先生指出,“目前所見楚國器物監造者的出現不早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時”[5],量銘顯然也符合這一規律。
我們再來看“㝅”“少”的釋讀問題。
銘文云“□都宰尹邘□、景獻爲安陽鑄冶㝅於大府”,“鑄冶”同義連用,指鑄造、冶煉,《漢書·貨殖傳》:“邯鄲郭縱以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文獻中還有“冶鑄”的説法。大府是掌管財務的機構,見于《周禮·天官·大府》。據銘文,楚國的大府應該也掌有一定的規範度量衡的職能。
□都宰尹在大府處鑄造“㝅”,“㝅”的詞性爲名詞,應該就是量器的自名。郢大府量(《集成》10370)在外壁、外底刻有銘文,分別作:
外壁銘:郢大?之㝅?
外底銘:少
“㝅”舊釋“爲”[6]“鬴”[7]“拳”[8]“?”[9]等字,恐不可信。《阜陽博物館文物集萃》公佈這件量器的清晰圖片[10],據字形實際當釋“㝅”。秦客銅量與郢大府量銘中的“㝅”,均應是器物的自名。裘錫圭先生據郢大府量容五升,認爲“?”當讀爲“筲”,并引《説文·竹部》:“?,飯筥也,受五升”爲證[11],是很可信的意見。郢大府量外壁銘可釋讀爲:
郢大府之㝅,筲
壁銘與底銘的“筲”,是這件“㝅”所能容納的容量單位,而非器物自名。
郢大府量由安徽阜陽地區展覽館徵集,原已殘碎成十二塊,後經上海博物館協作修復。根據測算,郢大府量内徑10.5—11厘米,内深11.5—11.7厘米,用水測其容積爲1110毫升[12]。目前所發現與郢大府量容積相當的量器,另外還有四件:
其一,王量。形制與郢大府量相同,外壁有兩處刻銘,分別爲“王”,“□楚□□陈郢□□□之□以得”,1957年於淮南市廢品站徵集,現藏安徽淮南市博物館[13],因此又稱“陳郢量”“淮南銅量”。內口徑11.15、內腹高11.35,內口徑11.2cm,水測容量1125毫升[14];
其二,楚幽王銅量(兩件)。1933年,於安徽壽縣朱家集李三孤堆楚墓出土三件量器,兩大一小。其中一件大量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另外兩件藏于安徽省博物館。據殷滌非先生測量,歷史博物館所藏大量高11.7、深11.4、內口徑11.8厘米,容量1120毫升。安徽博物館所藏大量,據胡悅謙先生介紹,水測容積爲1140毫升;
其三,鑄大閻銅壺。器現藏納爾遜美術陳列館,著錄于陳夢家《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商周青銅器集錄》一書(器形見《劫掠》1024頁;銘文拓本見《劫掠》259頁)。原書記其其高18.7厘米,口徑7.1厘米,寬8.8厘米。董珊先生認爲其“應與上述那些筲的容積在同一個級別上”。
安徽省博物館所藏楚幽王墓較小的一件量器,據胡悅謙先生介紹,其水測容積爲216毫升,與商鞅方升、秦方升的容積接近,可定爲升的量器。容量爲筲的五分之一,筲爲五升之量。
筲的容值相當於五升,在銘文中作爲容量的單位。秦客量銘的“少”,與郢大府量“筲”所處的位置基本相當,也應爲容量單位。“少”或作“”,又見於郾客銅量(《集成》10373)銘:
郾客臧嘉問王於?郢之歲,享月己酉之日,羅莫敖臧師、連敖屈上,以命工尹穆丙,工佐景之、集尹陳夏、少集尹龔賜、少攻佐孛癸鑄廿金半以賹,。
“”從劉波先生所釋[15]。“”字从斗少聲,馮勝君先生讀“筲”[16],李零先生讀爲“爵”[17]。秦客銅量相同位置既作“少”,與郢大府量底銘的“少”用法相近,因此我們傾向于馮勝君先生的觀點,“少”“”均當讀爲“筲”。
郾客銅量通高13厘米,口徑15厘米,容積2296毫升[18]。此外,淅川下寺春秋楚墓中出土一件斂口鼓腹杯形量,[19]容積2300毫升,數值也很接近。這件秦客量的内徑、内深及容量原書雖未作出測定,僅從已公佈的數據測算,其容積約爲2476毫升,除去器身所占空間,與燕客銅量、下寺銅量處於同一級別應該是很明確的。
關於“筲”的解釋,董珊先生認爲是指“舊的量器筲”[20]。秦客銅量的“其筲”指明容量,那麽就不太可能是以舊的量制鑄造新的量器,其說恐存在問題。筲的容值是筲的兩倍,即十升,當是一級容量單位名。楚文字中“”常借爲“胡”,筲之“”,似可訓爲大,《逸周書·諡法》:“胡,大也”,《廣雅·釋詁》:“胡,大也”,胡筲可理解爲大筲。
上文談到,秦客銅量與郢大府量一樣,自名爲“㝅”。就目前所見材料來看,㝅的容量有筲(五升)、胡筲(十升)兩種。我們懷疑“㝅”很可能當讀爲“觳”,兩字所从聲符相同,古音相近。《説文》角部:“觳,盛觵卮也。一曰射具。从角㱿聲。讀若斛。”又《説文·鬲部》:“鬲,鼎屬。實五觳。斗二升曰觳。”在用字習慣上,與朱德熙先生所釋燕文字中的“㝅”[21]一致。
“觳(斛)” 除用爲容量單位之外,也可作爲量器名,如《韓非子·二柄》:“故田常上請爵禄而行之羣臣,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莊子·胠篋》:“爲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即其用例。
值得注意的是,文獻中的筲除“受五升”之外,也有容一觳的記載。如《儀禮·既夕禮》:“筲三,黍、稷、麥。”鄭玄注:“筲,畚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一觳也。”或許也反映了筲與觳的密切關係。如果所論不誤的話,則這類器物即楚國的量器觳。
根據前文所説,新見楚秦客銅量所紀之年爲楚懷王六年(公元前313年),是□都宰尹在大府爲安陽鑄作的。秦客銅量自名“㝅”,與郢大府量一致,疑可讀爲“觳”。銘文所記容量單位是“胡筲”,與郾客銅量一致,可理解爲大筲。胡筲容值爲十升,是筲的兩倍。以上是我們的一點粗淺認識,不當之處,祈請方家批評指正。
2020年11月附記:
蒙滕勝霖博士告知,侯瑞華先生在待刊稿中也將郢大府量中的“㝅”字釋出。拙文得到徐在國師、侯瑞華先生的批評指正,在此謹致感謝!
[1]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三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8月,第338、339頁。
[2] 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12月,第710頁。
[3] 參程燕:《戰國典制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8年8月,第621頁。
[4] 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第342、343頁。
[5] 吳良寶:《羕陵攻尹戈及相關問題研究》,《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5年第1期。
[6] 胡悅謙:《試談安徽省出土的楚國銅量》,《中國考古學會第二次年會論文集 1980》,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91頁。
[7] 殷滌非:《安徽近年來的考古新發現與研究》,《江淮論壇》1981年第3期,第112頁。
[8] 董珊:《楚簡簿記與楚國量制研究》,《考古學報》2010年第2期,第184頁。
[9] 陳治軍:《安徽出土青銅器銘文圖錄考釋》,安徽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第42頁。
[10] 阜陽博物館編:《阜陽博物館文物集萃》,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8月,第36頁。
[11] 裘錫圭:《關於郢太府銅量》,《文物》1978年12期。
[12] 安徽阜陽地區展覽館文博組:《安徽鳳臺發現楚國“郢大?”銅量》,《文物》1978年第5期,第96頁。
[13] 殷滌非:《楚量小考》,《古文字研究》第七輯,中華書局,1982年,165~174頁。
[14] 此數據引自董珊:《楚簡薄記與楚國量制研究》。
[15] 劉波:《釋楚郾客銅量中的“故”字》,《江漢考古》2012年第1期。
[16] 參馮勝君:《論郭店簡〈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語叢〉一~三以及上博簡〈淄衣〉爲具有齊系文字特點的抄本》,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后出站報告,2004年,第26頁。
[17] 李零:《鑠古鑄今——考古發現和復古藝術》,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年4月,第51頁。
[18] 周世榮:《周客銅量銘文試釋》,《江漢考古》1987年第2期。
[19]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淅川縣博物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35頁。
[20] 董珊:《楚簡薄記與楚國量制研究》,《考古學報》2010年第2期,第184頁。
[21] 朱德熙:《戰國記容銅器刻銘考釋四則》,《朱德熙文集》第5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9月,第24、25頁。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20年11月17日2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