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䞣）弩令綻故游衛特將則卒廿六年七月屬 五百穨引未引□081
　　〼張成故公主誕舍人廿六年七月屬 將常使□□□蕃禺人091
　　（䞣）弩拱都嚴故潭侯舍人廿六年八月屬 五百穨引未引一096
　　按：081、091、096三簡簡文中的“廿六年”是南越木簡中少有的紀年，對推測南越木簡的年代意義重大。麥英豪、黎金認爲：“這批南越簡的年代，其上限在趙佗21年，或稍前若干年，下限在趙佗26年(前178年，即西漢文帝二年)，或稍後數年。這批木簡的時間跨度不少於6年，屬於趙佗的早年。”[1]黃展嶽指出“廿六年，指南越王即位的紀年而不是漢朝皇帝的紀年”，並指出有三種可能：漢文帝前元二年（前178年）、漢文帝前元九年（前171年）、漢文帝後元六年（前158年），認爲漢文帝前元二年的可能性較大。[2]
　　整理者指出“因為未發現完整的紀年紀月干支，‘廿六年’對應的公元紀年尚無法確定。如以趙佗据嶺南自立的高祖四年（前203年）起計，‘廿六年’應爲文帝前元二年（前178年）；如從趙佗於漢高祖十一年（前196年）接受漢王朝冊封起計，‘廿六年’則應爲漢文帝前元九年（前171年）……無法確定該年是文帝前元二年還是前元九年。”[3]也即整理者對簡文中的“廿六年”有文帝前元二年以及前元九年兩種說法，前說從趙佗自立“南越武王”算起，後說則從漢高祖冊封“南越王”算起，基本沿襲了黃展嶽的前兩種觀點，但排除了黃展嶽漢文帝後元六年的第三種觀點。
　　從“廿六年”本身的排序看，此年號的傳承十分穩定。我們懷疑趙佗公元前203年自立“南越武王”時就有了獨立紀年。早在趙佗自立的三年前，由於子嬰投降，秦王朝已經覆滅，已無法再傳承秦王年號。鑒於趙佗“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實際上已經叛逆秦國，也不可能再用秦王年號。此時楚漢相爭，鹿死誰手尚未可知，趙佗也不太可能採用漢或楚的紀年。
　　趙佗對漢廷也並非真心歸附，“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的行為也說明他有獨立稱帝之心，對“南越王”的冊封並不滿足。趙佗對漢廷也常有提防之心，如他對南越後世君臣的告誡，“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説好語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4]由於缺乏對漢廷的忠誠，趙佗在紀年問題上，不太可能從冊封“南越王”時算起。一旦從冊封算起，實際上就是承認自己“南越武王”的非法以及從屬地位，這影響到趙佗統治的合法性問題。而且趙佗對“武”字很熱衷，從自立爲“南越武王”，自號爲“南越武帝”看，他的志向也很遠大，不太可能自損地位去採用劉邦冊封的“南越王”的紀年。
　　這種割據地區的地方紀年問題，不是漢廷最爲看重的，當時的諸侯國也都有自己的王國紀年，[5]漢廷也不會因此糾察趙佗的過失。趙佗也是看出了此點，只要做到“事天子期無失禮”即可。故趙佗自立“南越武王”後，南越應當就有了獨立紀年，且順序延承下去。趙佗志向遠大，有裂疆稱帝之心。他在公元前183年曾自號“南越武帝”，雖然在公元前179年“去帝制黄屋左纛”，但“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存在使用帝王紀年的可能性（趙佗自己說是“聊以自娱”）。此外，第二代南越王趙眛墓出土了“文帝九年樂府工造”的銘刻，文帝九年是趙眛的紀年，説明南越國確實用帝王號作紀年。[6]
　　綜上，趙佗可能使用了兩套紀年。第一套紀年是趙佗的“武王紀年”，從趙佗自立“南越武王”（前203年）開始算起，直到他自號“南越武帝”（前183）結束，共用20年；第二套紀年是趙佗的“武帝紀年”，從他自號“南越武帝”開始算起，直到他在建元四年（前137）死去，共用47年。由於“武王紀年”只使用了20年，便不會存在“廿六年”，所以我們推測簡文中的“廿六年”是“武帝紀年”，指趙佗自號“南越武帝”的第26年，也即黃展嶽提出的第三種——漢文帝後元六年（前158年）可能性最大。
　　 

[1] 麥英豪、黎金：《南越木簡發現的聯想》，《廣州文博》，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0頁。
[2] 黃展嶽：《先秦兩漢考古論叢》，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446頁。
[3]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南越木簡》，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年，第86頁。
[4] （漢）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971頁。
[5] 李洪財：《從走馬樓西漢簡歧異干支談漢初曆法混用問題》，《社會科學戰綫》2022年第4期，第131頁。
[6]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西漢南越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11頁。
　　 
　　（編者按：本文收稿日期為2023年5月28日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