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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懸泉漢簡》札記(五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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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陽師範大學)
(首發)〼受廣至倉嗇夫輔 以食使者金宗〼
□□□Ⅱ90DXT0112④:32
按:上列釋文是《懸泉漢簡(貳)》的整理者再核對完紅外照片後給出的。對於該簡釋文,較早整理者卻是釋作:[1]
受廣至置嗇夫輔 以食使者宋宗
柱□□
對比後可以發現《懸泉漢簡(貳)》整理者的變動有三處,一是“置”改作“倉”;二是“宋”改作“金”;三是刪除了“柱”。經核對圖版,前兩處改動都是適宜的,但“柱”不應該刪除,此字圖版作:,當“柱”字無疑。我們閱讀漢簡,也找到了近似辭例,如下:
出粟四斗 鴻嘉二年五月甲午平望令史臨付效穀假佐徐充以食使者柱馬 泉Ⅱ90DXT0114③:412
出茭卌束 閏月乙卯以食送使者葉君柱馬八匹壹宿南EPT51:85
張俊民認爲:“如果是‘柱□’就應該是‘柱馬’二字。”[2]可從。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前後兩批整理者所釋“宗”字,圖版作:,十分不清晰,懷疑是“君”字。
對於使者文書寫作問題,張俊民曾有過系統研究,他認爲:“經過對懸泉漢簡的檢索,其中出現的‘使者’全部敬稱‘君’,沒有稱‘卿’者。”[3]我們核查懸泉漢簡,張俊民的這一發現無疑是正確的。懸泉置對使者的姓名一般不提及全名,確系以“姓氏”+“君”的方式進行文書寫作,摘錄部分簡文如下:
使者公孫君(Ⅰ90DXT0110②:11),使者王君(Ⅰ90DXT0110②:14/Ⅰ91DXT0309③:134),使者董君、趙君(Ⅰ90DXT0111②:3/永光三年),使者索盧君(Ⅰ90DXT0112②:141),使者卜君(Ⅰ90DXT0114③:8),使者師君(Ⅰ91DXT0309③:143),使者樂君、副杜君(Ⅰ91DXT0309③:205),使者吳君(Ⅱ90DXT0111①:101/綏和二年),使者韋君(Ⅱ90DXT0111①:149/鴻嘉四年),使者段君(Ⅱ90DXT0113④:54/甘露元年),使者趙君(Ⅱ90DXT0114③:141),使者宏君(Ⅱ90DXT0114④:386)。
不僅是懸泉漢簡,在其他漢簡材料中,也發現了類似的情況,如下:
使者楊君(居延漢簡74.17)、使者張君(居延新簡EPT50:207)、使者葉君(居延新簡EPT51:85)、使者周君(居延新簡EPT51:96)、使者陳君(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387)、使者王君(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19)、使者段君(玉門關漢簡DB:237)。
綜合以上的漢簡材料,在廣闊的漢廷西北地區,存在稱謂使者以“姓氏”+“君”的文書寫作範式。
爲何會單獨出現稱呼“使者”爲“君”的情況,原因可能比較多元。一是“君”表敬稱,[4]用這個字以示對使者的尊重;二是“君”還表示“以下對上”,[5]有文書寫作時等級稱謂的考量。懸泉漢簡I 90DXT0116②:53號簡便有“自今以來,非使者、丞相、御史毋得乘用新車,如律令”的簡文,説明使者的地位十分之高;第三是使者從事任務之特殊性。依據廖伯源研究,使者往往還會從事一些機密性的工作,[6]故而不能也不必向來往驛站及關卡作詳細交代。爲了保護使者或方便工作,使者具體姓名也不一定會在文書中講的很明白。由於使者的權威不容侵犯和挑戰,沿路驛站及關卡只需要做好保障服務工作即可,沒有權限或勇氣對使者再進行詢問盤查,懸泉漢簡ⅡT0216③:133號簡有“侍使者、丞相、御史、長史、守丞及具有譴,適千里。”的簡文,可知“接待不周,‘適’千里”,[7]懲罰及其嚴重。從這個角度看,驛站及關卡在接待使者時也是小心謹慎,以免受到“適千里”的罪罰。
爲了方便沿路驛站及關卡做好保障服務,一般由上級機構提前發文告知一個大概的人數以及車馬情況。比如:
使者一人,吏八人;假司馬一人,廄御一人;騎士廿九人,民四人;·凡卌四人;官馬卌五匹,傳車二乘,馬七匹,軺車五乘,候臨;元康二年七月辛未嗇夫成佐通內 73EJT3:98
各有數,今使者王君將于闐王以下千七十四人,五月丙戌發祿福,度用庚寅到淵泉Ⅰ91DXT0309③:134
據此,我們認爲此字當不是“宗”而是“君”字。訂補釋文作:
〼受廣至倉嗇夫輔 以食使者金君〼
柱馬……Ⅱ90DXT0112④:32
另有Ⅰ90DXT0112①:3號簡,《懸泉漢簡(壹)》整理者釋文作:
出穬麥小石二石
時爲使者堂仲君
柱魚離馬十二匹
元始三年六月庚戌縣泉嗇夫並付遮要佐齊相Ⅰ90DXT0112①:3
參考使者以“姓氏”+“君”方式進行文書寫作的範式,簡文中得“堂仲”可能也是復姓,這是我們以前所不清楚的。張俊民曾研究過懸泉漢簡中的復姓問題,“我們發現了明顯屬於復姓的姓氏有22個。其中除了史書曾經記錄,大家熟知的復姓如‘公孫’、‘司馬’外,還有一些未曾知道的復姓,如‘陽垣’和‘車成’。”[8]可見懸泉漢簡中確實存在一些我們未知的復姓,今通過使者稱謂文書寫作範式,又新增復姓“堂仲”。
[1] 張俊民:《敦煌懸泉置出土文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79頁。
[2] 張俊民:《敦煌懸泉置出土文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79頁。
[3] 張俊民:《敦煌懸泉置出土文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449頁。
[4] 劉敏:《〈史記〉的謙敬詞研究》,《洛陽師范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第77頁。
[5] 范董平:《〈敦煌漢簡〉謙敬詞的修辭特點》,《蘭州學刊》2008年第3期,第206頁。
[6] 廖伯源:《使者與官製演變:秦漢皇帝使者考論》,台北:文津出版社,2006年,第20-21、32、332頁。
[7] 張俊民:《敦煌懸泉置出土文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497頁。
[8] 張俊民:《簡牘學論稿:聚沙篇》,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78頁。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23年12月7日2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