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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代居延甲渠河南道上塞走向與位置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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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歷史系暨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居延最早見于《史記》與《漢書》,具體位置的記述則初見于《漢書·地理志下》“張掖郡”條。古來記述地點只能靠方位與里程,無法精細化,居延的具體位置緣此亦難以確證。20世紀30年代中瑞科學考察團在這一地區開展系統考察,不僅對這一地區的古代遺址進行了挖掘與調查,于不同地點發現了上萬枚漢簡,幷出版了考察報告、繪製了相當詳細的地圖[1]。此後又有多次小規模的考察,幾代學者也根據這些考察與出土資料反復研究,特別是陳夢家的研究,對比、揭示了這一地區不少遺址的漢代名稱,從而對這一地區的漢代屯戍機構分布與職能可以開展更爲仔細而深入的研究。這方面的工作進展雖多,分歧與遺留的難點依然不少,大到居延城的位置,依然衆說紛紜,小到考古發現的烽燧對應的漢代名稱,同樣難獲共識。
上述疑難問題中的一個是關于居延甲渠河南道上塞的走向。甲渠河南道上塞之稱,僅見于居延新簡中“塞上蓬火品約”中的一枚(EPF16:3[2]),河南道所涉烽隧與郵路,西漢後期便已存在。這些烽燧與考古上發現的哪些遺址相對應,至晚從陳夢家就開始關注,迄今尚未取得一致意見。筆者最近因討論東漢建武六年(30年)三月不侵候長陳業起草的一份劾狀而涉及此問題,該劾狀提及的王閎等五人闌越塞的地點是甲渠候官不侵部的當曲隧[3],即屬該郵路北端的烽燧。茲嘗試對此郵路的走向與具體位置,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做些新探索。一、前人說法的檢討 陳業在給甲渠守候提交的劾狀中說王閎等“蘭越甲渠當曲隧塞,從河水中天田出”(EPT68:62、EPT68:63),然後就不知去向了。甲渠即是甲渠候官,其駐所就是貝格曼等1930年代在西北考察時發現的A8遺址,當地人稱爲破城子(坐標是東經100°56′56.71″, 北緯41°47′35.36″[4]),東北直綫距額濟納旗首府達來呼布鎮24公里。
當曲隧隸屬于甲渠候官不侵部。據研究,該候官下轄10部,最常見的有萬歲、第四、第十、第十七、第廿三、鉼庭、臨木、誠北、吞遠、不侵10部,70個隧左右。轄區分爲河北塞與河南道上塞兩個方向,總長近200漢里。其東北方向爲殄北候官,南方是卅井候官,東北方向是居延縣與居延都尉府所在地,也是居延屯田區的核心,縣與都尉府的駐地,討論了近一個世紀,分歧猶在。因諸遺址沒有全面挖掘,依靠考古調查與現有的資料,要坐實某說,尚有困難。不過位置所在的大致方位,結合近年來沙漠考古、遙感、地理學的研究,可以排除一些說法,縮小分歧[5]。下圖是根據陳夢家《漢簡綴述》中的額濟納河流域漢代亭障分布圖,由曾磊標注製作的轄區分布圖,這裏僅截取了卅井候官以北的區域:
圖1:漢代居延地區烽燧分布與隸屬關係示意圖(卅井候官以北區域)
甲渠河南道上塞之稱,僅見于 “塞上蓬火品約”中的一枚(EPF16:3),該品約的年代屬新莽或東漢初年[6],“河南道”之說見于記載較晚,該道所轄的部隧很早便存在。目前所見當曲隧最早的紀年簡是宣帝五鳳四年(前54年,EPT56:24)。圍繞文書本身,學者在不同主題的研究中涉及當曲隧,首先是甲渠候官或河南道上塞的部隧組織,其次是河南道上塞的所指,複次是關于行書與文書傳遞道路。儘管小的分歧猶存,總體上學界已取得一致的認識,即河南道上塞(吉村昌之稱爲“甲渠東部塞”)由四部構成,由南往北依次爲臨木部、誠(城)北部、吞遠部、不侵部。不侵部屬于甲渠河南道上塞中最北端的部,下轄不侵、當曲、止害、駟望、止北、察微、伐胡隧7個隧。不侵隧位于該部的最南端,而當曲隧在最北端,再北則是居延(縣)的收降亭[7]。
關于居延地區的郵路與道路,陳夢家最早整理,王北辰、李均明、徐樂堯、宋會群與李振宏、吳昌廉、初師賓、孫兆華與田家溧和鷹取祐司均進行過復原,冨谷至也有涉及[8],諸家中以鷹取祐司的研究最晚出且最爲系統[9],筆者亦稍有論及。鷹取復原的“收降—不今綫”從居延通到張掖太守府,中間雖有些部分可能還有現今無考的亭隧,相較其他學者的復原,依然是最爲完整的。其後,筆者考察了金關一帶的郵路,可以對鷹取的研究做些補充。茲在轉錄鷹取考證結果的基礎上,就可以坐實的部分略作補充,原綫路中虛綫部分兩點之間可能有不知名的亭隧存在。結果如下:
居延都尉府……居延收降亭—甲渠當曲隧—甲渠不侵隧—甲渠吞遠隧—甲渠誠北隧—甲渠臨木隧—卅井誠𠢕北隧……卅井南界隧……廣地北界隧……廣地破胡亭……橐佗橐佗隧……橐佗莫當隧—肩水騂北亭—沙頭亭—騂馬隧—不今界……張掖太守府[10]
這是由居延都尉府通往張掖太守府的文書傳遞主幹綫。按縣與候官來說,經過居延縣-甲渠候官河南道上塞-卅井候官-廣地候官-橐佗候官-肩水候官,最後通向張掖郡治觻得縣,綫路的主體是南北走向的,因而在郵書傳遞記錄上注明的均是南書或北書,而甲渠候官治所(A8)與河北道烽燧幷不在此主幹綫上[11]。從現存文書傳遞記錄看,李均明、徐樂堯與吉村昌之提出的這一判斷相當重要,也相當有道理。推斷河南道上塞與當曲隧的具體位置要立基于此一認識。這條路綫的走向大致如下:
圖2 :甲渠河南道上塞走向示意圖
河南道上塞對應于考古發現的哪些遺址,以及當曲隧又可能落實爲哪座烽燧遺址,開展遺址考察的中外學者們也做過不少推測,因爲很多遺址沒有做過發掘,也沒有出土過簡牘,缺乏內部證據,結論還是頗有分歧,需要結合郵路的位置、居延都尉府的可能所在以及河南道上塞中所謂“河”的走向與位置,綜合加以裁斷。現有推斷大致可分爲二種:
第一種看法認爲河南道上塞的位置更接近A8遺址,其中重要的遺址有F84,或可概括爲“西綫說”。最早提出者是徐樂堯,他推測:
這條伊肯河南岸的道上塞,似北起殄北塞的T28、A11、K681、A10,中經A12、F84、A14、T88、T105、T106、T108等,再由三十井塞西南端,出縣索關門,南接廣地塞。……甲渠河北塞基本上是以數目相排的序數隧,河南道上塞則多系專名隧。[12]
1993年,宋會群與李振宏也進行了考察,看法相近,只是北端沒有延伸到殄北塞附近。宋李說的推進之處在于與簡牘出現的隧名建立了對應關係。他們認爲北端起于F84城,南至T128、T129以北,西隔河與河北塞相望,東臨戈壁、山梁。幷認爲A14很可能是河南道上塞最北邊的一個郵站,或許就是不侵部的當曲隧。據相對距離推測,T106至T110之間應是城北部的範圍,T88至T106可能是吞遠部的範圍,吞遠隧接近T106,萬年隧接近T88,T88到F84之間是不侵部的範圍[13]。1990年代後期,羅仕杰對居延地區各遺址的位置坐標與之間的距離,通過GPS做過測量,在其報告中基本接受後一看法[14]。吳礽驤對河西地區的漢塞做過系統的調查,幷與出土簡牘進行過對照,他也參加過甲渠候官遺址的發掘,他指出:
在伊肯河東岸,自懸索關至居延都尉府,分布著一條西南-東北走向的漢代驛道,長約70公里(約合漢里168.4里),其中F84至T109的一段,正當A8(甲渠候官障)的河對岸,長約25公里,包括8個烽燧、1個障,大約也屬甲渠候官領屬。
其調查報告中這一目的標題爲“(甲渠塞)河南道上燧F84、A14、T85、T88、T105、T106、T107-109”[15],這些當是作者推斷屬河南道上塞的遺址。以上數家的看法大同小异,走向均偏西。對照額濟納河流域烽燧分布圖,按照吳礽驤的看法,將河南道上隧所在的各遺址用藍色實綫標注其範圍在地圖上,如下圖:
圖3:甲渠河南道上塞對應的考古調查發現的烽燧遺址(西綫說)
吳礽驤所推斷的河南道應該是基于一條綫狀分布的假設,實際據李均明等學者的考察,屬河南道的有4個部,29個隧。
第二種看法可稱爲“東綫說”。相對于前說,持此說者認爲郵路的主幹位置偏東。最早提出此說的是吉村昌之,他認爲“T85是收虜隧,A14是執胡隧,F84是吞遠候,K747是當曲隧,K749是居延收降亭。居延收降亭前面28里是K710的居延都尉府……T88a相當毋傷隧,……T106可能是卅井誠北隧”[16]。片野竜太郎認爲河南道上塞始于K749、A15,最南端是T106。片野的論文中對此幷無具體說明,只是在地圖上標出了河南道上塞所屬遺址的範圍[17],地圖詳下。大體應是基于吉村昌之的比對。
圖4:甲渠河南道對應的考古調查發現的烽燧遺址(東綫說)
[18]
以上兩說的問題是,學者推定的河南道南端的烽燧,無論是T108(西綫說)還是T106(東綫說)都距離現在所認定的卅井候官的烽燧過遠,與郵書傳遞記錄中的記載難以對應,無法相連。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多次考古調查已發現,T109以南到A21、A22之間的區域迄今幾乎沒有見到烽燧遺迹,郵路若由此經過,往南再沒有接應的烽燧,因此,需要向更東的方向去尋找甲渠河南道。二、甲渠河南道上塞位置與走向新探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9-2011年內蒙古阿拉善盟進行的長城遺址調查中,調查者也對居延屯田區的烽燧綫的分布做出了說明。調查指出:
(該區域)主要可分爲三條烽燧綫。在甲渠塞以東,與甲渠塞大致平行,有一條烽燧綫,由9座烽燧組成,從北向南依次爲:A12烽燧、A13烽燧、溫都格北1號烽燧、溫都格北2號烽燧、K778烽燧、陶來圖1號烽燧、A15烽燧、陶來圖2號烽燧、T106烽燧。
在居延候官(F84障)西南有一條烽燧綫,由7座烽燧組成,由北向南依次爲:A14烽燧、T85烽燧、T88烽燧、T105烽燧、T107烽燧、T108烽燧、T109烽燧。
綠城西南方向有一條烽燧綫,由5座烽燧組成,從東北向西南依次爲:A16烽燧、A17烽燧、A18烽燧、T111烽燧、T110烽燧。以上三條烽燧綫之間零散分布有3座烽燧,分別爲拉力烏素烽燧、陶來圖3號烽燧、陶來圖4號烽燧。[19]
調查者幷沒有將這些遺址與簡牘中出現的道路或烽燧名稱進行對應,但三條烽燧綫的觀察,對于判斷河南道上塞,依然是有幫助的。綠城西南方向的烽燧綫,更有可能是河南道。相對于前二說,這條綫更偏東,其最南端與宋會群、李振宏根據里程推測的南端重合[20]。關于最南端位置的推斷還可找到出土簡牘上的內證。
查地圖,T111東南不遠即是T128和T129(T111-T128=5.63公里,T128-T129=2.67公里),屬卅井候官,而其西南不遠處的T130(T129-T130=3.00公里,以上距離均據羅仕杰測量[21])在1976年調查時曾發現過156枚漢簡[22],釋文收在《居延新簡》中。據這批簡中一般不會移動的簽牌等,可知T130爲卅井候官下的次東隧與次東部(ESC:26、29、110A;ESC:10、63A),不過此處出土簡牘中出現的隧與部名很多,亦不無爲孤山部、孤山隧的可能(ESC:40、107、147),且還出土了兩枚出入記錄:
市就 葆作者池臨市里趙由年卌 十一月七日出十一月廿四日入 ESC:81
當隧□□□三泉里孫勳 十月丙子夕入 ESC:87
$$前一枚簡上下字迹的墨色與筆迹不同,明顯是分別書寫的,可惜上端與左側殘損。格式上與金關(A32)出土的出入關名籍頗爲相近。後者出土的如:
田卒居延富里張惲年三十五大車一兩用牛二頭 九月戊戌出丿 73EJF3∶371
就家酒泉濼官力田里公士馬適常年廿 九月庚午出丿車一兩牛二 73EJD∶7
官大奴苛壽 九月丁未出丿丿 73EJD∶10
高止隧長 守尉史李辟兵 七月辛酉出 73EJD∶54
收葆亭長紀尊 車一乘馬二匹 十月甲申出 73EJC∶337
右扶風平陵廣寧里陳贛小奴滿厨長五尺二寸六月庚午入丿 73EJC∶338
□觻得市陽里公乘楊禹 十月壬戌出丿 73EJC∶339
□月辛巳入 六月丁丑出 73EJT24:546
長安新里公大夫張駿年卅五長七尺三寸黑色 五月壬子出 73EJT9:98
都倉置佐程譚 葆屋蘭大昌里趙勤年卌八 十二月癸亥北嗇夫豐出 已入 73EJT37:129
董詡年卅 丿 用牛二 十一月辛丑北佐音出 十月乙卯南佐音入 73EJT37:808[23]
A32發現的出入關文書甚多,有一次書寫與二次書寫兩種,書寫格式亦不盡相同[24],不過均會注明出或入,時間多數會注明月份與干支,個別的僅寫月。還有一些會注明“北出”、“南入”,甚至有關口官吏的簽署。永田英正整理的“詣官簿”也會有類似的記錄,而ESC81記錄的不是戍吏,亦無“詣官”兩字以及詣官緣由的記錄(如寧、召、將部卒詣官廩、初除詣官等),也沒有具體記錄詣官的時刻[25],且兼有出與入的時間記錄,而一般的詣官簿也不會記錄戍吏的籍貫,只有出入名籍上才會要求。這兩枚簡儘管數量有限,對照類似的簡,提示我們或與關口保存的記錄有關,進而將我們引向一直苦于沒有內證而無法落實具體方位的卅井候官所轄的懸索關。
另值得注意的是,T130北面不遠便是T110和T111,結合“塞上蓬火品約”中提到的“匈奴人渡三十井縣(懸)索關門外道上隊(隧)”云云(EPF16:6),道上隧恐怕指的就應是從居延都尉通往張掖郡的大道沿途的烽燧,至于門外具體指的是門之南,還是北,參考金關的出入關記錄,或許指的關門以北。此說若不誤,道上隧應該就是上述河南道塞上隧吧。該品約的另一枚簡云“·匈奴人入三十井誠𠢕北隊縣索關門以內,舉蓬燔薪如故。三十井縣索關誠𠢕隧以南,舉蓬如故,毋燔薪”(EPF16:7),誠𠢕北隧與懸索關應相距不遠。T130甚至也不能排除是“懸索關”的所在[26]。
而以往被認爲是“懸索關”的A21遺址,雖然也出土了通關記錄,但根據迄今爲止的實地調查,只在T140與A20西北方向2.7公里處發現了一個烽燧,命名爲“川吉淖爾烽燧”[27],沿河幹流向東北近30公里均未再發現烽燧與塞墻或天田遺迹[28],且若在A21或A22,均與誠𠢕北隧相距較遠,無法實現相互直接傳遞敵情或文書。再加上前述居延通往張掖太守府的主要交通綫應偏東,而不是靠近甲渠候官一帶,因此,懸索關應位于卅井候官中更偏東的塞墻間恐怕更與簡文所述相合,不應該位于其最西端。考慮到A21出土的出入記錄,也不能排除縣索關的位置發生過變化,至少到了塞上蓬火品約出現的王莽時期以及東漢初年,則移到更偏東處,或許就在T130附近。
如果上述推斷不無道理,當曲隧也就應該在A16/A17附近南北方向的郵路上,具體對應于哪座烽燧,恐怕也還要繼續研究[29]。此路正是在衛星地圖所顯示的漢代弱水河道的南側[30](具體走向的推測見文末附圖)。前述推測的東、西兩綫說均更爲靠近A8遺址,尤其是以F84爲中心,實際在西漢時期的河道以北,也與簡牘中所說的“河南道上塞”的稱呼相違,儘管羅仕杰提出一種新解釋,認爲所謂“河”實際指的是“甲渠”這一人工開挖的溝渠[31],當地人恐怕很清楚天然河與人工渠之別,不會混爲一談。
圖5:筆者推定的甲渠河南道走向與考古調查發現烽燧的對應(地圖據貝格曼所繪地圖。圖中藍色實綫是大致可以確定的走向,虛綫則沒有發現烽燧遺址)
籾山明繼承市川任三1961年提出的看法,認爲河北塞(甲渠中的番號隧)是防禦匈奴的前綫,實名隧(沿著河南道上塞)承擔傳遞文書工作是郵亭[32],大致存在這種分工,額濟納漢簡99ES17SH1:7所說的“當曲隧以南盡臨木,道上行書,不省”,就是因“道上行書”,人手緊張而免除了“省卒”抓差。當然,在隧名上,河北道依然有一些實名隧,主要位于最南端的萬歲部,這或是後來增置的。承擔傳遞文書任務的諸隧,也有天田。現存不侵部候長與候史的日迹記錄:
候長尊
候史長秋,丁未詣官不迹 閏月己卯從當曲隧北界迹南盡不侵隧南界盡丁未積廿九日毋城塞出入迹 EPT56:28
這是對不侵部的候長尊與候史長秋兩人閏月日迹的記錄。全月29天中,尊應該是每天都巡視了整個轄區,而候史長秋則在閏月最後一天丁未這天去了甲渠候官治所(A8),沒有巡視天田,其餘的28天都從最北端的當曲隧北界開始到最南端的不侵隧南界,巡視了整個不侵部的轄區。在居延屯戍活動的時間範圍內,根據閏月朔晦日的干支推知可能的年份只能是甘露四年(前50年)閏二月[33],而同探方出土不少甘露四年月迹簿的正文(EPT56:22、25、26)或標題(EPT56:282)[34],當是其殘文,年份應是甘露四年。此外,還有候長個人的月迹記錄,如下簡:
候長鄭赦 七月己卯盡丁未積廿九日日迹從不侵隧南界盡當曲隧塞天
田EPT48:6
這是不侵候長鄭赦某年七月巡視轄區範圍內天田的記錄。候長鄭赦又出現在著名的册書“永光二年(前42年)予候長鄭赦寧册”(57.1/A8)中,還見于145.30+145.37/A8,這是一份建昭二年(前37年)關于甲渠候長鄭赦的功勞案,三件出現的鄭赦應是一人。此簡的年份可大致推定在元帝朝,按月朔干支與小月,對應的是元帝永光四年(前40年)。不過不清楚建昭二年時他是否還任不侵候長。當曲隧旁邊有天田,且據EPF22:529:“當曲隧 舉堠上一蓬,燔一積”,遇到匈奴人入塞,當曲隧也要按照烽火品約來報警或傳遞信息,換言之,在傳遞郵書任務之外,也要承擔一般烽燧的警戒任務。儘管附近也有天田,也需要戍卒、候長與候史每天巡視,但附近應沒有塞墻之類的設施。按照吳礽驤的調查,認爲居延地區只是開挖壕溝,將挖出的沙礫向兩側堆成壟,在壕溝內鋪細沙做天田,而幷無塞墻。新近的調查亦只是記錄了各候官轄區內天田的長度,僅在肩水候官部分提及塞墻[35]。
地理學家結合文獻、考古調查、實地考察與遙感衛星資料,對黑河下游特別是古居延綠洲一帶歷史時期人類活動的遺迹進行了比較系統的研究,對河道與人工開挖的渠道遺迹亦進行了整理和標注。指出漢代古綠洲南北均見人類活動遺迹,但以北部區域遺址分布較南部密集,且北部區域漢代重要城址也多于南部地區[36],整體上看,漢代的遺址遠遠多于西夏-元時期,後一時期集中在黑城(K799)、綠城周圍。這位作者還根據前述資料繪製了灌渠與遺址叠合的分布圖,作者後來在一篇英文論文中繪製了一張彩色的分布圖,便于分辨,承作者惠示,轉錄如下:
圖6:漢代弱水河道、幹渠與主要城址位置圖
[37]
如果作者的分析屬實,居延縣與居延都尉府,以及尚存疑的居延候官的駐所,都應該在作者所說的綠洲北部區域內,而不會坐落在南部地區,綠城作爲居延縣城的說法,當排除[38]。而應在K789、K749、K710與K688中確認。K688偏北,距離匈奴更近,作爲都尉府或民政中心的縣城危險性更高,我推測更可能是在餘下三城中[39]。
當曲隧的具體位置應在綠城南北的烽燧綫上,如上圖,這裏恰好處在當時流經K789與K710的弱水河道以南。西漢時期這一地區尚未得到大規模的開發,處于綠洲的邊緣。三、結論 以上從考察當曲隧的位置出發,對甲渠河南道上塞的走向,特別是與哪些考古遺址對應,在前人基礎上,結合居延新簡中公布的T130采集的簡牘,重新推定了懸索關的位置,認爲T130可能在西漢末年到東漢初年或是關址所在,因而河南道上塞的位置應該比前人所推定的西綫說與東綫說均更偏東,這一推定與居延新簡“塞上蓬火品約”提供的信息更相吻合。
寫作中先後得到胡寧科、游逸飛與郭偉濤先生惠助;初稿完成後請孫兆華、田家溧君審正,兩位仔細核對文字,提示高見與論文;幷呈請邢義田先生,蒙示下意見與資料;2022年10月6日將此文提交清華大學第133次簡牘研討班討論,得到張琦、屈濤、郭偉濤、張官鑫、冉艶紅、曹天江、趙爾陽、華迪威、梅笑寒、陳韵青、文若萱、梁睿成、蔣曉亮、陳陶然、肖石長、鄒晟、成鵬等的指教,謹此一幷致謝!2022年12月定稿
本研究是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 “中國文書簡的理論研究與體系構建”(G1424)的前期成果。
本文收入《朱紹侯先生逝世周年紀念文集》,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23年5月,頁360-374。
[1] 關于西北科學考察團的情况,可參王新春《西域考古時代的終結:西北科學考查團考古學史》,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8年。
[2] 居延新簡均據張德芳主編《居延新簡集釋》七册,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年,下同。
[3] 侯旭東《亭長王閎等逃往何處?——從東漢初年的一份劾狀說起》,《西域文史》第17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23年,第49-70頁。
[4] 據邢義田《全球定位系統(GPS)、3D衛星影像導覽系統(Google Earth)與古代邊塞遺址研究》表2提供的數據中邢義田測定的,其餘四位的數據略有差別,應與測定地點位置不同有關,收入所著《地不愛寶:漢代的簡牘》,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41頁。
[5] 有关各家说法以及分歧所在的梳理,具体有四说:K710、K688、黑城(K799)与绿城,详参石昇烜《何处是居延?——居延城建置反映的汉代河西经营进程》,《史原》(复刊)第5期(2014年),第3-10页,此文承游逸飞君下载并寄下,谨此致谢!此外,籾山明除了1999年的书之外,2001年初刊,后收入《秦漢出土文字史料の研究—形態·制度·社会—》(东京:创文社,2015年)第八章的《汉代エチナ=オアシスにおける開発と防衞缐の展開》,也是赞成居延县为K710,都尉府为K688,第316页。
[6] 甘肅省居延考古隊簡册整理小組《“塞上烽火品約”釋文》,《考古》1979年第4期,第360頁及圖版捌-拾壹;徐蘋芳《居延、敦煌發現的〈塞上蓬火品約〉——兼釋漢代的蓬火制度》,《考古》1979年第5期,第445-451頁;何雙全《〈塞上烽火品約〉詮釋》,《考古》1985年第9期,第843-847頁;以上均贊成東漢初年說。王莽或東漢初說,見薛英群《居延〈塞上烽火品約〉册》,《考古》1979年第4期,第361-364頁;李智令、安忠義《居延所出〈塞上蓬火品約〉性質再探》,《魯東大學學報》第27卷第4期(2011年),第56-60頁。鷹取祐司亦圍繞這些簡討論了“品”與“品約”的含義,見冨谷至主編《漢簡語彙考證》“品”“品約”條,第238-241頁。
[7] 李均明《漢代甲渠候官規模考(上)》,《文史》34輯,中華書局,1992年,第35頁、《漢代甲渠候官規模考(下)》,《文史》35輯,中華書局,1992年,第86-87頁;宋會群、李振宏《居延甲渠候官部燧考》、《居延地區郵驛方位考》,1994年、1993年初刊,收入李振宏《居延漢簡與漢代社會》,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157-181頁;吉村昌之《居延甲渠塞的部隧設置》,《古代文化》7(1998年),楊振紅譯,收入《簡帛研究2001》下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715-718頁;孫兆華、田家溧《說“甲渠河南道”》,收入曾磊、孫聞博、徐暢、李蘭芳編《飛軨廣路:中國古代交通史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238頁。
郵書傳遞記錄寫的只是“居延收降(亭)”,這裏的居延所指爲何?學者討論不多。籾山明认为属于居延县,见《汉代エチナ=オアシスにおける開発と防衞缐の展開》,收入《秦漢出土文字史料の研究—形態·制度·社会—》,第312页。此說可從。而非居延都尉府的收降亭。在居延地區出土的漢簡中可以見到不少居延縣亭長的記錄,居延候官則存在時間甚短。
[8] 陳夢家《漢簡考述》,1963年初刊,後收入所著《漢簡綴述》,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2-33頁;王北辰《古代居延道路》,《歷史研究》1980年第3期,第107-122頁;李均明《漢簡所見“行書”文書述略》,1984年初刊,後收入所著《簡牘法制論稿》,第213-219頁;徐樂堯《居延漢簡所見的邊亭》,收入《漢簡研究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9-319頁;宋會群、李振宏《居延地區郵驛方位考》,第170-179頁;吳昌廉《甲渠“當曲隧”至“臨木隧”里程重考》,《簡牘學報》第19期(2006年),第489-520頁;孫兆華、田家溧《說“甲渠河南道”》,第233-246頁;冨谷至《木簡竹簡述說的古代中國——書寫材料的文化史》增補新版,上海:中西書局,2021年,第130-134頁。
[9] 鷹取祐司《秦漢官文書の基礎的研究》第二部第五章“漢代居延·肩水地域の文書傳送”,第331-370页。
[10] 鹰取祐司《秦漢官文書の基礎的研究》第二部第五章“漢代居延·肩水地域の文書傳送”,第336-343页;橐佗莫当隧与不今之间原为虚线,据笔者的研究,改为实线,见侯旭东《西汉张掖郡肩水候官骍北亭位置考》,《湖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页32-37及插页、封三。李均明此前也做過整理,得到的結論基本一致,僅個別隧沒有出現,見所著《漢簡所見“行書”文書述略》,第216頁。
吳昌廉注意到郵書傳遞記錄中“當曲”至“臨木”之間有三種距離:80漢裏、95漢裏和98漢裏,見《甲渠“當曲隧”至“臨木隧”里程重考》,第491-496頁;李均明則認爲南書與北書的起止點不同,導致出現不一樣的里程,見《漢簡所見“行書”文書述略》,《簡牘法制論稿》,第219頁;吉村昌之對李均明的計算有疑問,認爲“行書文書中書寫的裏數不一定是實際的距離數,而應該是規定的必須行駛的距離”,見《居延甲渠塞的部隧設置》,第719頁;孫兆華、田家溧認爲原因是多種郵路,見《說“甲渠河南道”》,第245頁。筆者認爲郵路應該只有一條,的確是起算的起止點不同所致,但幷非源于南書與北書的不同,而是實際傳遞文書時郵卒拿到文書或轉交文書給下一站的地點有所不同,導致了實際由甲渠候官所屬亭隧負責傳遞的里程不同。如果分別是在臨木隧與當曲隧完成交接,應該對應于80漢裏,若臨木卒是在卅井誠𠢕北隧拿到的文書,而當曲卒又是送到了收降亭才交給了收降卒,那就應該是最遠的98漢裏,若兩端中有有一端是在自己的烽燧拿到的文書,應該對應于95漢裏。考慮傳遞文書的郵卒的實際工作狀態,就不難理解里程長短的伸縮。
[11] 李均明認爲“居延郵路中北從居延收降隧,南至肩水不今隧的一段,顯然是沿額濟納河東岸南北走向的主幹郵路”,見《漢簡所見“行書”文書述略》,第217頁;徐樂堯指出“‘甲渠河南道上塞’乃是居延北部的主幹郵路”,見所著《居延漢簡所見的邊亭》,《漢簡研究論集》,第311頁;吉村昌之亦指出“卅井塞的北邊是甲渠塞,其中心甲渠候官不在張掖太守府向北延伸至居延都尉府的主要幹綫上。甲渠塞的北面是殄北塞,東北是在主幹綫上的居延塞”,吉村昌之《居延甲渠塞的部隧設置》,《簡帛研究2001》下册,第710頁。
[12] 徐樂堯《居延漢簡所見的邊亭》,《漢簡研究論集》,第311頁。
[13] 見李振宏《居延漢簡與漢代社會》,第180-181頁。
[14] 羅仕杰利用GPS做過測量幷歸入河南道上塞的遺址有F84、A14、T85、T88和T109等,見《漢代居延遺址調查與衛星遙測研究》,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89、98頁,相關討論見第135-136頁。
[15] 吳礽驤《河西漢塞調查與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41頁。
[16] 吉村昌之《居延甲渠塞的部隧設置》,第718、719頁。附图中译文未载,见《居延甲渠塞における部隧の配置について》,第378页第4图。
[17] 片野竜太郎《漢代辺郡の都尉府と防衞缐》,籾山明、佐藤信编《文献と遺物の境界—中国出土簡牘史料の生態的研究—》,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研究所,2011年,第47页图4。冨谷至亦認爲“K749遺址被認爲即是收降燧,這裏幷列設置著收降燧、收降部以及收降亭等多個機構”,見所著《文書行政的漢帝國》第三編第一章,2010年初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5頁注釋①,亦是遵從了吉村昌之的看法。
[18] 此图据片野竜太郎《漢代辺郡の都尉府と防衞缐》,籾山明、佐藤信编《文献と遺物の境界—中国出土簡牘史料の生態的研究—》,第47页图4。这种看法在日本学者中大概是得到普遍认可的,角谷常子《エチナ川流域の関について—肩水金関を中心に—》所附的图1(《シルクロ-ド学研究紀要》22(2005年),第96页)中标出的河南道上塞的位置与此基本一致。
[19] 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廳(文物局)、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內蒙古自治區長城資源調查報告·阿拉善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8、114頁。地圖見第238-239頁“地圖四”,引文原爲一段,爲醒目,分爲三段。可惜圖幅太小,分辨不易,且無經緯度坐標,無法與衛星地圖對照。
[20] 見李振宏《居延漢簡與漢代社會》,第178-179頁。
[21] 羅仕杰《漢代居延遺址調查與衛星遙測研究》,第96、100頁。
[22] 該遺址的情况,《述要》與1976年調查的描述不同,吳礽驤有解釋,見《河西漢塞調查與研究》,第144頁。
[23] 以上金關簡,據甘肅省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等編《肩水金關漢簡》五册,上海:中西書局,2011-2016年。
[24] 有关研究可参青木俊介《肩水金關漢簡の致と通關制度》,《日本秦漢史研究》12號(2014年),第36-64页;田家溧《汉简所见“致籍”与“出入名籍”考辨——以肩水金关简为中心》《史学集刊》2014年第6期,第112-117页;郭伟涛《汉代的通关致书与肩水金关》,《丝路文明》第2辑,2017年,第21-44页。
[25] 詳參永田英正《試論居延漢簡中所見的候官——以破城子出土的“詣官”簿爲中心》,收入所著《居延漢簡研究》下册,1989年初刊,中譯本,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71-395頁;新近的研究見廣瀨熏雄《談小方盤城出土漢簡中的“詣府”簿與“詣府”文書》,收入所著《簡帛研究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56-169頁。
[26]縣(懸)索關的位置,若干學者做過推測,基本看法差別不大,一說在A21,一說在A22布肯托尼附近。前说1979年徐苹芳提出,但未见论述,见所著《居延、敦煌发现的〈塞上蓬火品约〉——兼释汉代的蓬火制度》,第448页;李均明详加论证,见所著《汉简所见出入符、传与出入名籍》,《文史》第19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35页;冨谷至亦赞同此说,见《汉代边境的关所》,1990年初刊,后收入所著《文书行政的汉帝国》,第263-268页;角谷常子赞同此说,见所著《エチナ川流域の関について—肩水金関を中心に—》,第84页;王蕾亦持此说,见《中古丝路交通视野下的河陇关津研究》,博士论文,冯培红指导,兰州大学,2018年,第65-75页。持後說的有李幷成,認爲在額濟納旗駐地達來呼布鎮西南70公里,黑河下游的布肯托尼一帶,見所著《漢懸索關考》,《敦煌研究》2004年第4期,第86-87頁;吳礽驤的意見相近,推測大約在A22附近的驛道上,見《河西漢塞調查與研究》,第146頁;張俊民《“懸索”與“懸索關”》,收入所著《簡牘學論稿——聚沙篇》,第164-166頁。
[27] 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廳(文物局)、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內蒙古自治區長城資源調查報告·阿拉善卷》,第113頁。
[28] 見《額濟納河流域障隧述要》,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下册,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303、305、309頁;吳礽驤《河西漢塞調查與研究》T21引述前說,第141頁。
[29] 森谷一樹利用居延新简EPT22:187-195对当曲隧、收降亭、河之间的相对关系进行过复原,并绘制了示意图,见所著《漢代のエチナ・オアシス――簡牘資料からわかること》,收入《オアシス地域研究会報》第5卷第1号(2005年),第10-12页。可參,但他總體上是依據吉村昌之的復原,屬前述的東路說,幷將收降亭與當曲隧的走向認定爲東西向的,與郵書記錄中所說的南書、北書不相吻合。
[30] 河道的具體走向,可參羅仕杰《漢代居延遺址調查與衛星遙測研究》附圖一與附圖二,第141頁。
[31] 羅仕杰《漢代居延遺址調查與衛星遙測研究》,第135頁。
[32] 籾山明《秦漢出土文字史料の研究—形態·制度·社会—》,第301-302页,徐乐尧亦持此说,见《居延汉简所见的边亭》,《漢簡研究論集》,第311页。蔣丹丹、孫兆華的看法則更謹慎,見所著《早期中國邊塞防禦組織再認識——以甲渠候官的實名燧、序數燧爲中心》,《南都學壇》35卷第5期(2015年9月),第1-6頁。
[33] 朱桂昌編著《太初日曆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12頁。
[34] 參胡永鵬編著《西北邊塞漢簡編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4-159頁。作者亦將此簡系于甘露四年,見第156頁。
[35] 見吳礽驤《河西漢塞調查與研究》,第135頁;《內蒙古自治區長城資源調查報告·阿拉善卷》,第87-144頁,肩水候官的塞墻見第135-137頁。
[36] 見景愛《額濟納河下游環境變遷的考察》,《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年第1期,第60-65頁;胡寧科《黑河下游歷史時期人類活動遺迹的遙感調查研究》,博士論文,李新、劉勇指導,蘭州大學,2014年,第45頁。至于造成這一分布特點的原因,景愛歸結爲沙漠化,見第65頁,耿建偉等通過對比黑河古河道與今河道的縱比降,發現額濟納盆地主要過水河道的整體地形特徵爲東南高、西北低,地形因素控制著水系向現代額濟納綠洲方向轉移,見所著《歷史時期額濟納盆地水系與綠洲演變過程及其機制研究》,《第四紀研究》第36卷第5期(2016年9月),第1204-1215頁,這也就解釋了漢代爲何灌溉與屯田區主要集中在河道的左岸,因爲這一方向地勢略低,便于水的自然流動與灌溉。
[37] 本圖據Ningke Hu, Xin Li, Lei Luo and Liwei Zhang,“Ancient Irrigation Canals Mapped from Corona Imager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in Juyan Oasis along the Silk Road.” Sustainability.9.7(Jul,2017),1283, p.7.感謝陝西師範大學地理與旅游學院胡寧科老師惠示此文!
[38] 據齊烏雲等對綠城遺址東南疑似古耕地遺迹一處(采樣地點的GPS數據爲N 41°43′38″、E 101°18′ 05″)出土炭化農作物和田間雜草的鑒定和分析,出土小麥的年代測定,樹枝狀分布的引水渠之間分布有多處西夏的房址,引水渠與上覆沙丘之間紅柳葉的測年分析數據,以及古土壤發育及其橫向延伸、具有較大範圍和地形平坦開闊等特徵,綜合判斷綠城遺址東南一帶應爲西夏時期的古耕地遺迹。這些引水渠和農田歷經西夏和元代,一直被沿用至明代初期。見所著《居延地區綠城遺址東南古耕地遺迹》,《農業考古》2019年第6期,第45-50頁。感謝胡寧科先生示知此文!可惜作者只是根據一處地點進行了植物的鑒定與測年,值得進行更多地點的系統研究。
[39] 居延都尉府與居延縣城的關係,多認爲分處兩城,但從簡文看,一段時間裏有可能共處一處,此問題別詳另文。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23年12月8日2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