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布時間:2007-12-20 00:00:00 瀏覽次數:5455
- 《漢簡研究四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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駢宇騫
(中華書局)
二十世紀初,英國人斯坦因在敦煌、酒泉西北部的漢代烽燧遺址中獲得一批簡牘;1930年—1931年時,中國和瑞典聯合組織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在額濟納河流域居延(“居延”爲西漢縣名,屬漢代張掖郡管轄,在今甘肅北部、內蒙古額爾濟納旗東南,是河西通往北漠之要衝,也是漢代防禦匈奴南進的屯兵要地。)烽燧遺址中又獲得大批簡牘;這就是學界素稱的“敦煌漢簡”和“居延漢簡”。這些出土簡牘在形制上主要有簡、牘、觚、楬、封檢等,其內容多爲當時官、私文書。它記錄了這些地區當時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諸多方面的情况,舉凡邊塞之烽燧方式、戍卒來源、俸錢口糧、日常生活、邊地物價、屯田狀况等等,都有詳盡記述。有些內容可補傳世文獻記載上的不足,有些內容可糾正傳世文獻記載上的錯誤。因此,它在學術研究上有著重要的意義,是研究漢代歷史彌足珍貴的第一手出土文獻史料。
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有勞幹的《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手稿、張鳳的《漢晋西陲木簡彙編》、陳邦福的《漢晋木簡義證》手稿和陶元甘的《居延漢簡箋證》手稿四種。爲讀者方便,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將以上四種書合印出版,名之爲《漢簡研究四種》。其中:
《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是勞幹繼1943年在四川南溪以石印出版《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後,于1944年再度出版的對居延漢簡進行的考釋之著作,1946年他又續出了《居延漢簡考證補正》,這些都是有關居延漢簡較早的釋文和考證書籍。勞幹在撰寫《釋文之部》時將居延漢簡按內容分爲文書、簿錄、簿籍、信札、經籍、雜類等六大類,《考證之部》則是對居延漢簡做的進一步的研究,是沿用王國維、羅振玉在《流沙墜簡》中所創立的“二重證據法” 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寬了研究領域,在居延漢簡和漢代歷史研究兩個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貢獻。
《漢晋西陲木簡彙編》,張鳳撰。 張鳳,字天方,浙江嘉善人。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秀才,民國6年(1917年)執教于浙江第一師範,深得省教育廳長馬叙倫賞識。民國11年公費留學法國。民國13年獲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業餘雅好考古,曾爲盧浮宮博物院考古組的學生。1913年至1915年4月間,斯坦因在第三次中亞探險中,在中國敦煌漢代邊塞烽燧遺址、安西、酒泉兩縣境內采掘得一批漢代簡牘,法國人馬伯樂(Henri Maspero)在爲斯坦因整理這批簡牘文書時,曾雇用旅法中國學者張鳳協助。張回國後,就依據馬伯樂寄給他的有關斯坦因第三次所得的木簡的照片編輯成《漢晋西陲木簡彙編》,該書雖然未加考釋,但亦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漢晋木簡義證》,陳邦福著。稿本一册。1934年作爲“億年堂叢書”出版。據書末附記云該書成書于“辛未七月”(1931年7月),校印時間爲“甲戌三月”(1934年3月)。張鳳《漢晋西陲木簡彙編》第二編成書于1931年6月,書中考釋了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所獲敦煌和尼雅等地的簡牘文書。葉恭綽的序寫于同年七月,這也是陳邦福著成《漢晋木簡義證》之時。考陳書之簡文,均采自張書,實際是對1906 年至1908 年間出土于敦煌附近漢代邊塞遺中的木簡內容做的《義證》。陳先生之《漢晋木簡義證》間或有异于張書者,對漢代的屯戍、烽燧等制度也做了一些考釋,可備一家之說。
《居延漢簡箋證》,陶元甘著。全稿共一册,鋼筆書寫,現藏國家圖書館。陶元甘先生是一位研究古代歷史和四川地方史的著名專家,早在1942年就擔任了四川通志館采訪組組長,主持編寫了《四川方志簡編》,但他在簡牘學上的研究成果則不爲人所知。1944年,勞幹的《居延漢簡考釋·考釋之部》在四川南溪石印出版後,陶先生得地勢之利,先睹爲快。在讀勞幹的《居延漢簡考釋·考釋之部》時,“時有所獲”,于是就撰寫了《居延漢簡箋證》一書。凡有新意者,則徵引簡文,加以考釋;凡勞幹已考證者,倘無新意則不再置詞。陶先生的《居延漢簡箋證》以往不見簡牘書目的著錄和研究者的徵引,這次爲首次公布于衆,它的出版,對後世學者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以上四種書籍的內容,雖然受當時作者的研究水平和參考文獻的局限,在釋文和考釋方面都還存在有不少缺點或錯誤,但它們都屬于敦煌漢簡、居延漢簡的早期考釋文本,對今天研究漢簡的學者來說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編者按:本文收稿日期爲2007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