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班研究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
從竹簡帛書發展到印刷出版、再到今日的電腦與網路,雖然「載體」變化極大,但「閱讀」始終是人類文明傳承的唯一方式。在輝煌燦爛的出土文物面前,我們開始關心「書寫載體」的內容,關心《竹書紀年》提供另一種版本的歷史、關心睡虎地秦簡《日書》所描寫的古代宜忌、關心里耶秦簡所反映的古代行政管理。然而,隨著研究漸漸深入,歷史學家的研究開始觸及「書寫載體」本身,他們開始意識到:「書寫載體」本身也是一種歷史。
2016年4月22日,文化思想史研究室「新力初聲」工作坊、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駐臺北中心,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簡牘形制與物質文化——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四)」,邀請四位青年學者:肖芸曉(武漢大學國學院碩士、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博士生)、孫沛陽(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中心碩士生)、武致知Rens Krijgsman(牛津大學東方研究所博士候選人)與石昇烜(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生)主講,探討簡牘學界最前沿的課題——書寫載體。「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是聯合全球各地青年學者所成立的交流平臺,希望促進與會者共同思考古代中國研究的國際化與在地化問題。本次研習會的講者遍布兩岸、歐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書寫載體」已經逐漸成為各地學界共同關心的學術課題。
本次研習會邀請肖芸曉主講〈古代中國書籍的進化——以清華簡為例〉,孫沛陽主講〈從簡冊收卷論上博《周易》的卦序——兼談簡冊背劃線和飽水竹簡的一些問題〉,武致知主講〈張家山漢簡《引書》閱讀方式研究〉,石昇烜主講〈再探簡牘編聯、書寫姿勢與習慣──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四位講者所探討的主題與材料雖有區別,但皆著重分析「書寫載體」上的「非文字」遺存。本報導嘗試以「書寫」、「編聯」、「收卷」、「閱讀」四種相互關聯的角度切入,重新整合四位講者的研究成果,以期進一步說明「簡牘形制與物質文化」的關係,再現本次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的風華。
(一) 書寫:標尺簡與簡側墨線
文字是歷史學者的最愛。但文字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表格」就是其中一種重要的方式。這世上總有平鋪直敘的文字無法清楚闡明的事情,有些事情只能仰賴表格的排比、歸納、比較,才能清清楚楚、一目瞭然。然而在白紙上畫出表格容易,戰國秦漢人以竹木簡作為書寫載體,要如何製作表格?一枚一枚、分次書寫的竹木簡要如何繪製格線,才能保證每個欄位皆間隔相等、文字皆清楚分明?除了在竹木簡上直接刻痕劃線,石昇烜研究居延漢簡中的「標尺簡」與「簡側墨線」,使我們窺見古人在書寫簡牘、製作表格時所發揮的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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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昇烜主講〈再探簡牘編聯、書寫姿勢與習慣──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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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尺簡」簡面寫上「上、下」兩個字,兩個字恰巧將簡面從上到下大致均分為三部分,據林素清研究可作為編繩位置和分欄書寫時的參考,具有標尺的作用。[1]除了「標尺簡」外,編繩、簡面刻畫痕等,也有幫助分欄的功能。
居延漢簡又見「簡側墨線」,即書手在木簡側面畫上一道道墨線,具有指示書寫起始處或限制欄位範圍的功用,並使單簡編聯後的文字與段落能夠整齊美觀,是比「標尺簡」更直觀、更多元的輔助工具。石昇烜透過還原簡側墨線的製作過程,指出畫有簡側墨線、分欄書寫的木簡往往是先書寫再編聯成冊,因為一旦編聯,簡側墨線便會被遮蔽,失去參照的功能。此外,簡側墨線的位置亦可作為復原簡冊編聯的判準。
「標尺簡」與「簡側墨線」具有相似的功能,前者提供書寫者正面觀看的參照,後者提供側面觀看的參照,觀看視角的不同反映古人書寫姿勢與習慣的差別。「標尺簡」更可能使用於「伏几案而書」的情況[2],簡側墨線則適用於懸肘、腕書寫。最後石昇烜也強調,當時的書寫姿勢與習慣絕非一成不變,十分多元;而哪些人會使用這些書寫時的輔助工具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二) 編聯:簡冊背劃線與復原圖
簡牘「編聯」在概念上類似於今日的紙張「裝訂」。當書寫內容超過一枚簡牘時,如何保證最後簡牘編聯時的先後順序正確無誤?即使最初的編聯無誤,亦須面對長久使用後編繩老朽鬆脫,必須重新編聯的問題。更有甚者,簡牘出土於地下,在漫長的光陰中編繩往往先於簡牘而腐朽。考古學者發掘簡牘時看到的不是一捆捆的簡冊,而是真正的「斷簡殘編」。因此現代研究者幾乎無法依賴最直觀的編繩來進行簡牘編聯的復原,成為簡牘整理工作的一大問題。近年「簡冊背劃線」的發現便成為學者復原簡牘編聯時的重要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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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沛陽主講〈從簡冊收卷論上博《周易》的卦序——兼談簡冊背劃線和飽水竹簡的一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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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冊背劃線」顧名思義是簡冊背面的斜劃線,簡冊上有時會有好幾道背劃線。背劃線可分刻線與墨線兩種,一般為左上向右下斜行。其研究由孫沛陽於2011年首倡,[3]他全面整理了當時可見的岳麓秦簡第一卷、清華簡第一卷,證實了「簡冊背劃線」的現象,並指出過去出版的包山楚簡、郭店楚簡、上博簡、睡虎地秦簡、張家山漢簡、銀雀山漢簡等資料亦有「簡冊背劃線」存在。學界目前對「簡冊背劃線」的功能已有共識,相信「簡冊背劃線」是為了避免簡冊的編聯順序錯亂而刻劃而成。肖芸曉對清華簡的研究,便充分證實了「簡冊背劃線」對竹簡編聯與分篇所起的作用。她研究清華簡第一冊的《尹至》與《尹誥》,和清華簡第三冊的《赤鵠之集湯之屋》的「簡冊背劃線」,並將這三篇的內容與傳世文獻《呂氏春秋•慎大》比較,最終得出結論:這三篇竹書原來應是同卷,排列順序為《赤鵠之集湯之屋》在前,其次為《尹至》,《尹誥》殿後。[4]
不過「簡冊背劃線」雖有助於學者復原簡冊編聯順序,但也常發生學者復原的編聯次序與「簡冊背劃線」不符的情況。孫沛陽為此提出兩種可能的解釋:第一、書手抄寫錯誤或竹簡損壞,形成廢簡。書手取用其他的空白簡繼續抄寫,簡冊編聯後「簡冊背劃線」自然無法連成一氣。第二,「簡冊背劃線」其實先於竹簡的製作,也就是在竹筒上先行劃線,其後修治竹簡削去了部分劃線,導致各竹簡之間的背劃線不能緊密吻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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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藏西漢竹簡《老子》「簡冊背劃線」製作示意圖(韓巍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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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沛陽又進而推測劃線、書寫與編聯三者的先後關係可能有三種:「劃線→編聯→書寫」、「書寫→劃線→編聯」、「劃線→書寫→編連」,無論哪種順序,劃線都先於編聯。但據游逸飛轉述周鳳五(臺大中文系已故特聘教授)的意見,書手書寫時有可能先將數枚竹簡編成「草編」,方便握持書寫,寫完後再劃線於簡背,避免簡序錯亂,最後才將所有草編編成一卷。孫沛陽則認為他所見的「簡冊背劃線」都屬於同一竹節單元,先編聯後劃線的可能性較低。但岳麓秦簡《質日》的「簡冊背劃線」劃線有重合的現象,確實可能是竹簡製作完成之後再劃線的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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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冊背劃線」(岳麓秦簡《三十四年質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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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冊背劃線」並非復原簡冊編聯的唯一線索。石昇烜嘗試根據簡側墨線復原居延漢簡的簿籍。而孫沛陽另闢蹊徑,復原上博《周易》簡冊的方式發人深省。上博《周易》簡由於每卦單獨抄寫、部分竹簡缺失、出現前所未見的紅黑符號等因素,其編連順序一直為學界爭訟不已:整理者濮茅左根據紅黑符號安排了一套新的卦序;李零、李尚信、姜廣輝等學者則認為今本卦序不能輕易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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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今本《周易》的卦序復原的上博簡《周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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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沛陽以實驗考古學切入,證明若以今本卦序為上博《周易》簡排序,則現存簡與缺失簡相互間隔,呈現片狀集中分布,缺失簡在簡冊卷起時大體是相連的,存在著一定的規律。透過對上博《周易》簡冊的復原,孫沛陽認為上博《周易》的卦序應與今本《周易》一致。
然據孫沛陽的復原,上博《周易》自簡26起,外層的現存簡與缺失簡的分布不再規律,存在明顯的滑動錯位。孫沛陽不滿足於將錯位的原因歸咎於盜掘簡的層位錯亂,大膽地在簡26之前增添四枚空白簡,如此一來復原的簡冊便徹底規律化。而簡26號的內容為咸卦,正好位於今本《周易》下篇之首,空白簡位此恰好有著標示分篇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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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周易》簡冊收卷復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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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為現存簡,黑色為缺失簡。自外側第三層開始有明顯的滑動錯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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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添四枚空白簡後,現存簡與缺失簡的分佈完全符合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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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沛陽進一步指出過往出土的無字空白簡並不罕見:既有簡冊先編後寫,對於篇幅的估計超過實際書寫的需要所導致的贅簡;亦有居延出土《永元器物簿》這種先寫後編,卻仍於簡冊之中與末端留下空白簡的例子。《永元器物簿》並非一次性編聯書寫而成,而是數份不同的簡冊最終被綴合成一冊。因此《永元器物簿》簡冊之中的空白簡,原來可能是其他簡冊末端的贅簡。當諸簡冊編聯成《永元器物簿》後,贅簡自然而然成為不同內容之間的「分隔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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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漢簡《永元器物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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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收卷:卷軸與摺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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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芸曉主講〈古代中國書籍的進化——以清華簡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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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牘編聯成冊後,便成為人類文明不可或缺的物品——「書」。
中古時代的敦煌卷子中,所見書籍裝幀千姿百態,「梵夾裝」、「經折裝」、「旋風裝」、「蝴蝶裝」不勝枚舉。回溯到戰國秦漢的簡牘時代,學者對書籍裝幀的認識卻往往只有「卷軸型」一種。唯六十年前錢存訓先生提出「古書收卷有折頁型」,但一直並無實物例證。近年肖芸曉對清華簡的收卷進行復原,發現簡冊收卷的多種方式,其中《算表》卽是這種特殊的「折頁型」,爲以往所未見,此後亦被其他學者證實。[6]肖芸曉進一步指出同樣作為卷軸型簡冊,又分成「圓形卷軸」與「扁型卷軸」兩種,而且這種區別也在敦煌卷子中存在(如下圖所示)。[7]
除了上述的簡冊背劃線與復原圖,肖芸曉的簡冊復原研究還依循兩條線索:第一、反印文。埋於地下的竹簡,放置疊壓時墨跡難免會浸染到相對或相鄰的竹簡上,從而形成反印文。因此反印文是判斷竹簡疊壓的相對位置的重要線索。第二,受損痕跡。由於簡冊收納後竹簡排列緊密,相鄰或相對位置的竹簡受損時極可能形成相似的受損痕跡。故受損痕跡也是判斷竹簡疊壓的相對位置的重要線索。更有甚者,簡冊收納後,越靠外側的竹簡越容易受到傷害。因此我們可根據竹簡的殘損情況,判斷哪些竹簡在簡冊收納時位於外側、哪些位於中心。
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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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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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印文」(清華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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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損痕跡」(清華簡《芮良夫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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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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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1上有簡5的反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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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損痕跡均勻地分佈於整篇竹書,而非集中於卷首或末端。收捲時當非卷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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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上述諸種線索的交叉比對,肖芸曉指出清華簡《繫年》、《筮法》、《湯在啻門》、《湯處於湯丘》諸篇的收卷方式屬於圓卷軸型;《芮良夫毖》的收卷方式屬於扁卷軸型;[8]《算表》的收納方式屬於二次折頁型,詳見下圖。[9]此後,賈連翔先生發現《殷高宗問於三壽》也當是這種特殊的「折頁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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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簡《算表》收捲復原圖
(二次折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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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簡《芮良夫毖》收捲復原圖
(扁卷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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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簡《繫年》收捲復原圖
(圓卷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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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的收卷形式,顯示了古代簡冊形式的多樣化。但簡冊形式緣何多樣?為何有「折疊」、「捲軸」之別?孫沛陽懷疑所謂扁卷軸與折頁型簡冊,會不為只是卷軸型簡冊深埋於地底時承受重壓,原先「圓形」的形狀遂被壓扁之故?肖芸曉則認為簡冊捲成圓形的卷軸後被壓扁,與同一簡冊摺疊成長方形的摺頁,看似形狀相同,但簡冊裡每一竹簡的相對位置大抵皆不同。只要縝密研究每一竹簡的相對位置,不難判別出兩者的差異。武致知則懷疑扁卷軸與折頁型簡冊,或許只是一種隨機行為?肖芸曉則回應:《算表》的收卷方式可能與竹書必須完整攤開方可計算的功能有關,此後賈連翔先生證明《殷高宗問於三壽》也是這種收捲方式,兩例重出,這便減小了《算表》收捲是隨機例外的可能。但不得不承認,目前扁卷軸與折頁型簡冊究竟是一種製作者的「個別差異」所導致的「隨機行為」?還是一種「廣泛且成熟的制度」?一時無法辨明。尚須更多材料加以證明或證偽。更有甚者,如果簡牘製作背後存在一種「廣泛且成熟的制度」,也就昭示了一個成熟、專業、且分工明確的圖書工業。[11]這些問題都需要利用不斷湧現的新材料,進一步論證。游逸飛則推測收卷是一種比較嚴謹的收納方式,折疊則是一種較為隨意的收納方式。分工明確的簡牘生產線固然可能存在,但清華簡、北大漢簡這類高級貴族隨葬的簡牘,未必是來自於工廠生產線的批量製造,反而可能是高級貴族特有的高級專業作坊製作而成。高級專業作坊可能只為高級貴族製作產品,產品數量可能很有限,生產流程卻可能極其精緻。引入「高級貴族專用作坊」的概念,可能有助於解決「簡冊背劃線」的爭議。目前確切可知的簡背刻畫線似乎僅見於隨葬簡、書籍簡上,里耶秦簡、居延漢簡、走馬樓吳簡等遺址簡、文書簡背面都不見「簡冊背劃線」。「簡冊背劃線」有無的原因,不只要考慮簡牘內容與性質的差異,更要考慮製作簡牘的作坊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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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高震寰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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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閱讀:誦讀符號與理想閱讀模式
無論書寫、編聯還是收納,書籍的存在終究是為了「閱讀」。為了流暢與便利地閱讀,標點符號是書籍不可或缺之物。透過斷開字句、標出重點,作者的意思能夠更精確而完整地傳達給讀者。簡牘常見的標點符號有墨點、勾識符號、重文符號、合文符號等種類:墨點通常可表示「下文獨立成段」,勾識符號代表「前後兩字分別閱讀」、重文符號意謂「前字再重覆一次」、合文符號則是「前字為兩字疊合」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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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點」
男丗人與史謝具獄
•女五百一十人付田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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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識」
童•思(分隔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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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文」
夬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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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文」
淺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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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除了一般由作者所提供的標點符號,當代許多人習慣在閱讀時用筆尖輕點紙面,標示重要文句,或斷開重要的字詞,這種下意識的動作有助於閱讀者提高專注力,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閱讀者的思考痕跡。線裝書密密麻麻的句讀符號正是此習慣的具體呈現。但這種閱讀習慣是否古今中外皆然呢?武致知認為,「閱讀」這種行為具有超越時空的共通性,因此古今中外的閱讀模式必有相合之處。而張家山漢簡《引書》中除了墨點、勾識符號等常見的簡牘標點符號,還有大量一般簡牘未見的符號,無法以一般標點符號的功能去理解,學界至今仍無解答。武致知相信這些符號並非由作者所加,而是讀者閱讀時添加的符號,他稱之為「誦讀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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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致知主講〈張家山漢簡《引書》閱讀方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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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山漢簡《引書》的特殊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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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論證張家山漢簡《引書》的特殊符號是「誦讀符號」,武致知指出《引書》中存在兩種不同的筆跡,因此《引書》的書寫並非由一人完成;但特殊符號在《引書》裡的分布卻十分規律,無法反映書手之別。因此他傾向認為《引書》的特殊符號是在兩名書手完成《引書》後,才被統一標上的。既然如此,特殊符號是「誦讀符號」的可能性就增加了。而特殊符號經常出現在字距極窄之處,亦可證實至少某些特殊符號應是書寫之後才被標上。
為了進一步驗證「誦讀符號」的假設,武致知參考西方寫本研究(Codicology)的方法,分析《引書》的書寫布局、分章方式、筆跡特徵,嘗試建立一種「理想閱讀模式」。他將《引書》分成五個單元:
(一)敘述性的季節性日操(簡1-7)
(二)導引體操、病名(簡8-98)
(三)起居日操(簡99-102)
(四)敘述性的季節與氣候病原(簡103-110)
(五)敘述性的利身之道(簡111-112)
武致知認為《引書》的不同單元各自有不同的文體,因此不同單元的閱讀方式也不同。如第二單元以病名替不同的導引體操分類,明顯起了目次的作用。對讀者而言,目次的功能是為了查閱資料,查閱資料的閱讀方式則是以瀏覽為主。細究第二單元「誦讀符號」的標示位置,確實帶有瀏覽的性質。
武致知嘗試透過「誦讀符號」與「理想閱讀模式」的相互論證,來解釋張家山漢簡《引書》中的特殊符號之謎。他力圖根據「書寫載體」上的蛛絲馬跡,重建古人的閱讀方式,其研究無疑極具啟發性與前瞻性。但相對於其他三位講者的研究,武致知的論證力度似乎有所不足。「誦讀符號」固然可能,「理想閱讀模式」必然存在,但要如何確定是「誦讀符號」,面對個人閱讀習慣的差異,建立普遍性的「理想閱讀模式」的追求,似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五) 小結
肖芸曉、孫沛陽、武致知與石昇烜四位青年學者爬梳戰國秦漢簡牘文字以外的痕跡,透過標尺簡、簡側墨線、簡冊背劃線與復原圖、卷軸式收納與摺疊式收納、誦讀符號與理想閱讀模式等現象與概念,引領我們設身處地懷想古人書寫、編聯、收卷、閱讀的歷史,其研究扣緊了簡牘形制與物質文化的課題,無疑位於簡牘學界的前沿。而肖芸曉對清華簡「伊尹三篇」編聯的復原、孫沛陽對上博簡《周易》卦序的復原、石昇烜對居延漢簡簿籍文書的復原乃至武致知對「理想閱讀模式」的復原,在在揭示了簡牘形制的研究足以影響到我們對簡牘內容的理解。要想理解簡牘內容,必須瞭解簡牘形制。簡牘形制與內容的相互參照,必然是未來簡牘研究的前景所在。這也是日本學者從古文書學角度研究秦漢簡牘孜孜追求的方向。[12]本次研習會希望能夠「預流」,成為二十一世紀「新簡牘學」的先聲。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16年6月3日14:11。)
[1]參林素清,〈居延漢簡補編識小二則〉,收入簡牘整理小組編,《居延漢簡補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頁58-65。除了以「上、下」二字均分簡面為三欄的「標尺簡」外,不排除還有其他種形式。
[2]參邢義田,〈伏几案而書──再論中國古代的書寫姿勢〉,《故宮學術季刊》第33卷第1期(2015,臺北),頁123-168。
[3]參孫沛陽,〈簡冊背劃線初探〉,收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四輯)》(上海:上海古籍,2011),頁449-462。
[4]參肖芸曉,〈試論清華竹書伊尹三篇的關聯〉,收於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編,《簡帛(第八輯)》(上海:上海古籍,2013),頁471-476。
[5]韓巍曾依據北大《老子》簡提出類似的看法。他將北大《老子》簡221枚依照背劃線復原為十四組,發現每組首簡與末簡的刻線皆可相互連接,則每組恰好能復原為一個竹筒,每個竹筒上都有一環完整的劃線。他並據此推斷,書簡的背劃線應為製簡前便已刻劃於竹筒。北大《老子》製作工序應為:「刻畫線→製簡→書寫→編聯。」但新出版的北大漢簡卷一、三、五的背劃線或長或短,皆難以復原出完整的竹筒,韓巍的說法似非製作竹簡的通則,背劃線的製作方式究竟何種較為普遍,尚待進一步研究。參見韓巍,〈西漢竹書《老子》簡背劃痕的初步分析〉,宣讀於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主辦,「簡牘與早期中國--第一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2012,北京),頁225-231。
[6]參肖芸曉,〈清華簡〈算表〉收卷方式小議〉,簡帛網2014年6月12日,後收入《簡帛(第十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賈連翔,〈反印墨迹與竹書編聯的再認識〉,《出土文獻(第六輯)》(上海:中西書局,2015)。
[7]參肖芸曉,〈清華簡收卷研究舉例〉,《出土文獻》第七輯(上海:中西書局,2015)。本文中作者曾將《繫年》與《芮良夫毖》的收捲形態命名為「卷軸型」與「四分卷軸型」,在此結論未變,僅將其重新命名為「圓形卷軸」與「扁型卷軸」。
[8]肖芸曉,〈清華簡收卷研究舉例〉。
[9]肖芸曉,〈清華簡〈算表〉首簡簡序及收卷方式小議〉。
[10]賈連翔,〈反印墨迹與竹書編聯的再認識〉。
[11]參[德]雷德侯(Lother Ledderose)著,張總、鍾曉青、陳芳、韋正、趙州譯,《萬物:中國藝術中的模式化和規模化生產》(北京:三聯書店,2005)。
[12]參[日]籾山明著,顧其莎譯,〈日本居延漢簡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以古文書學研究為中心〉,收於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編,《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九輯)》(北京:社科文獻,2015),頁154-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