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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4日至6日,由北京大學、北京市教育委員會和韓國高等教育財團聯合主辦的第十三届北京論壇在釣魚臺國賓館和北京大學英杰交流中心隆重舉行。“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分論壇由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承辦,涵括“出土文獻研究的國際視野”、“青銅器與古文字研究”、“戰國秦漢簡帛研究”和“秦漢魏晋隋唐出土文獻研究”四場學術交流會,來自10個國家和地區的27位學者相繼發表了精彩講演。
香港中文大學張光裕教授,以《從上博竹書<孔子詩論>“猗嗟”談射禮文化的意義與內涵》爲題,認爲上博竹書《孔子詩論·猗嗟》文本文句與今本《詩經·齊風·猗嗟》對應,兩者文辭訓詁可以互爲發明。張教授從“四矢”一詞之使用,明確顯示先秦射禮之嚴謹,論證射禮文化源遠流長,蘊藏之傳統文化深意與內涵,有移風易俗之功用。
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夏含夷先生,發言主題爲《<鄭文公問太伯>與中國古代文獻抄寫的問題》。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載有《鄭文公問太伯》一文的兩個文本,按照清華大學編者認定,此兩個文本的書法和樣式基本一樣,所以兩個抄本應該都是一個抄手抄所爲。然而夏教授認爲,兩個抄本之間也顯現出某些重要差別,特別是兩個抄本對含有“邑”旁字的寫法:一個抄本系統地將“邑”旁置于字的左邊,一個抄本則系統地將“邑”旁置于字的右邊,這顯示抄手利用了兩個不同的底本來進行抄寫,其中一個底本可能出自楚國的書寫習慣(即“邑”旁置于左邊的抄本),而另一個抄本則可能出自秦國抑或另外一種北方國家的書寫習慣(即“邑”旁置于右邊的抄本)。夏教授此論文對說明中國古代文本製作的問題,提供了非常寶貴的新思路。
日本東京大學小寺敦教授的發言主題爲《關于清華簡<系年>的女性》。清華簡《系年》有關女性的記錄不多,但在《左傳》等傳世文獻裏出現很多女性,小寺敦教授通過與《左傳》、《國語》、《史記》等傳世文獻的對勘,討論了清華簡《系年》中所見的女性形象;幷指出《系年》中出現的女性人物,雖然有在故事中存在的意義,但是幷沒有影響到故事演進推移的力量,這種現象可能代表了《系年》作爲一部文獻的叙事特點。小寺敦教授的這篇報告在把握《系年》裏女性人物的記述方式與特點的基礎上,希望更深入地挖掘《系年》關于女性記述這一側面的史料特點。
香港大學單周堯教授的發言主題爲《從出土文獻看高本漢<左傳真僞考>之方言說》。《左傳》的作者,一直以來都有爭論,瑞典漢學家高本漢在《左傳真僞考》中曾嘗試運用助詞的比較來及證明《左傳》不是魯國人所作;《左傳》的語法,與《論語》、《孟子》所代表的魯語的語法有極大不同,從而證明《左傳》不是孔子所作,也不是 “魯君子左丘明”所作。單教授認爲近數十年出土的文獻顯示,傳世的典籍幾乎都已不是先秦文獻的本來面貌,經過漢以後的翻寫,因此高本漢根據《十三經注疏》本《左傳》、《論語》和《孟子》所使用的助詞比較來證明“左語”不同于魯語,從而證明《左傳》的作者不是魯國人,是不可靠的;高本漢《左傳真僞考》雖然在中國曾引起一陣哄動,被認爲是一種新穎而重要的貢獻,其實幷未能徹底解决《左傳》的作者問題,只是提供了一些研究方法和學術觀念的嘗試,供學界參考而已。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分論壇負責人、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朱鳳瀚先生,發表了題爲《曾國墓地大墓之墓主人身份與曾侯與鐘銘文》的報告。朱先生言,湖北隨州葉家山墓地的發掘是近幾年中國考古的大事件,對商周考古和先秦史研究有著重要作用,他通過分析墓葬排序、出土銅器器形以及銘文內容等方面,對葉家山墓地墓主人的身份進行了細緻的考辯,就幾座大墓墓主人之間的相互關係提出了三種可能。朱教授詳細分析了這三種可能的優缺點,進而又分析了曾侯與編鐘銘文所載的史實,幷結合其他相關西周銅器銘文資料對西周早中期西周王朝與淮夷的戰爭進行了系統的分析,論證嚴密而整飭。
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學術委員、北京大學中文系李零教授主題發言,宣講的主題爲《北大秦簡<禹九策>》。李零教授介紹了北京大學藏秦簡《禹九策》的內容:《禹九策》共五十一支簡,全篇內容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爲序說,主要講吉凶;第二部分爲禹九策,是全書的主體;全篇用韵文寫成,借助大禹行九州等圖像,卜問疾病、出行等內容,大概是一種民間流行的占卜;第三部分包括善、惡等內容。稱《禹九策》屬數術類文獻,內容十分重要。
德國慕尼黑大學夏玉婷教授,發言主題爲《青銅器銘文裏反映的克商及文、武王的記憶與早期中國的紀念政策》。夏教授從社會學記憶理論的視野,探討“武王克商”這一重要歷史事件作爲當時周人集體記憶中的重要事件,如何進行傳承與以何種媒介進行傳承的問題。言武王克商幷不是自然形成的文化記憶和歷史傳統,而是周王室有選擇的記憶策略作用的結果。通過分析宜侯夨簋、何尊、大盂鼎等銅器銘文,發現這樣一種文化記憶傳承的過程以禮儀、格式化的語言等媒介表達,幷且保存在青銅器銘文記錄中,對集體記憶塑造和控制的權力目前看來是掌握在周王手中。
韓國檀國大學沈載勛教授,發言主題爲《淺論大河口霸國墓青銅禮樂器所見的“逾制現象”的兩面性》。沈教授的發言首先討論倗、霸的淵源問題,其次對二者在當時的政治地位進行了討論,在此基礎上,沈教授指出對大河口墓地的“逾制”現象需要放在西周喪葬禮儀的框架中進行研討;而晋侯的作用則在于對霸、倗等小邦進行監視。
韓國成均館大學李裕杓講師,發言主題爲《多友鼎銘文所見軍事領導關係》。他的發言首先探討了多友鼎銘文所見戰爭過程,以及其軍事領導關係,認爲貴族接受周王之册命,成爲周王之臣,貴族家臣以“策名委質”與貴族結成主從關係,周王對貴族、貴族對家臣要求“勿廢朕命”之態度,貴族爲周王、家臣爲貴族堅持“不知二命”的態度。指出周王與貴族的家臣之間,沒有册命關係,因此,周王對貴族家臣不能要求“勿廢朕命”,貴族家臣也不必爲周王“不知二命”。指出這種重層性私屬關係,從西周戰爭銅器銘文所見的戰爭命令、把握戰况、戰功賞賜、蔑曆和對揚等關係中,可以得到驗證。周王不能直接控制貴族的私屬將領的原因,李裕杓認爲來源于周王朝發展的歷史過程與由此建構的西周國家結構。
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學石安瑞講師,發言主題爲《西周金文日名、謚號研究綜述——兼論使用兩種稱謂的銘文所反映的銘刻行爲模式的异同》。他的發言主要對祖先成爲衆使用日名使用謚號的言語行爲進行了分析,認爲兩種銘文中言語行爲以及措辭的用法有大致相同的發展趨勢,但是,銘文中日名的使用更著重于祭祖儀式,而用謚號的銘文更多使用于記述賞賜等官方事務。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在于稱謂的本質不同:日名絕大多數是相對“稱謂”適合于記述“私”方面的內容,而謚號本身是對一位祖先的絕對標識,適合于適用預設更廣泛的觀衆的銘文中。
清華大學趙平安教授,發言主題爲《談談戰國文字中用爲“野”的“冶”字》。他指出,戰國文字中有一個寫作從土從爪(也有從兩橫者)的字,釋讀很不一致,早期的主流意見是釋爲戶,現在多傾向于釋爲野,但不管是釋爲戶還是釋爲野,對字形結構都不能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他結合清華簡的新資料,從正反兩個方面,進一步證明了釋野說的正確性。認爲從來源上講,這個字應是冶字的异體,始于三晋,後來進入楚文字系統。它本來是一個假借改造字,後來與冶幷行,大約書同文時被廢弃。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麥里筱教授,發言主題爲《中國境內古今文字裏“虹”字的構形及其所反映的民間信仰》。她討論了甲骨金文中的“虹”字,幷將其與納西族文中的“虹”字進行比較,指出天虹這一自然現象在民間的分布非常廣闊,覆蓋了從中原到今天的西南地區,且從過去一直持續到現在。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教授來國龍先生,發言主題爲《通假字與出土戰國秦漢簡帛的研究》。來國龍教授認爲借助近年來新語文學在國際學術界的復興,可以爲簡帛研究提供新的突破:一是突破專注于單個字詞的本字、本義的研究,轉移到對字詞的語境以及文本的整體研究。二是突破以傳世文獻爲中心,以考古發現的秦漢文字材料主要用于校讀傳世古籍的研究方法,而轉變爲以出土寫本爲主,以傳世文獻爲輔,綜合運用多種材料與手段的“新語文學”,藉以探究早期中國文本及蘊含的社會思想和歷史文化意義。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齊思敏教授,發言主題爲《中國早期死而復生者與祭祀禮儀》。齊思敏教授將傳世文獻中涉及到死後復活的相關話題和這兩篇出土文獻內容進行比較,幷論證這兩篇文獻的核心關鍵在于(通過自身經歷)驗證對于亡者的祭祀行爲。死後復活者因爲同時有現在現世世界和死後世界生活的經歷,因而在這一問題上有獨特的認知視角,也因此可以作爲見證死後世界幷對其有獨特理解的解釋者。至于死後復活者關于祭祀死者最有方式的證言,這些證言就是用于驗證證言自身所埋葬的墓中的祭祀行爲。
復旦大學劉釗教授,發言主題爲《從出土文獻看<山海經>》。劉教授探討了《山海經》的內容、文本形式以及成書年代問題,幷結合出土文獻材料,如甲骨文資料、戰國秦漢簡帛資料等,著重探討《山海經》所蘊含的重要價值,幷糾正了以往一處斷句的錯誤。劉釗教授認爲《山海經》山經部分是戰國楚人所作,有重要的語料價值和史料價值,用出土文獻注釋《山海經》當是以後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目前尚缺少一部詳盡的用出土文獻注釋《山海經》的著作。
英國牛津大學麥笛教授,發言主題爲《“書”類的傳統與文本重構“金縢”與“周武王有疾”之重估》。“周武王有疾”是現藏于北京清華大學的“清華簡”中的一部分。麥笛教授辨析和詮釋了“周武王有疾”中的施行特徵,藉以進一步瞭解戰國時期文本在社會中的運用;言它在古代政事史料彙編《尚書》中的對應內容廣爲人知,在歷史文獻《史記》中也有被記載,然而,與其在政事史料中的記載不同,它大量省略了對周公在武王死後角色的清晰評價;細思此處不同,結合那個時代的政治哲學話語,可對這些文本的運用進行重構。本報告從動態文化的角度思考“書”的傳統:其成分不斷發展演變,不斷在環境、形勢截然不同的社會中被重新闡釋。此次報告最終得出結論,這些再創的文字,不僅形式、文體有异,其所傳達的內容亦有所不同。
美國理海大學柯鶴立教授,發言主題爲《清華簡“筮法”與北大簡“荊訣”的比較研究——從兩種占筮文書看楚國文化》。言這兩種占卜文書——清華簡“筮法”(約前4世紀)與北大簡“荊訣”(約前1世紀),兩種文書儘管相隔幾個世紀,但都反映了古代楚國的文化習俗。兩種占卜方法都依靠數字計算以産生卦象,但兩種占卜的展示方法完全不同,占卜時考慮的外部因素也完全不同;本報告將特別關注這些因素,包括形象、時間等,這些因素外在于每一卦之計算,但對于占者(or貞人)來說却是非常重要的“數據點”,當占者(or貞人)占卜以决定吉凶時,這些點會包括在占者的等式中;幷且兩種文獻中的每一卦——這些卦均與周易傳統不同——暗示出在多種可能作祟的因素中,某種因素可以影響一個人的生活生命,他的這篇報告將在古代楚國文化的背景中進一步探索這些作祟的可能性因素。
香港中文大學沈培教授,發言主題爲《從清華簡<子儀>看崤之戰後秦國的處境》。沈培教授認爲清華簡《子儀》的主體內容是放歸前秦穆公與子儀的對話,對話之前的幾條簡文則是秦國在崤之戰後所實施的政策的叙述,實爲放歸子儀的歷史背景;由于目前大家對簡文的理解不够準確,致使這個歷史背景沒有很清晰地體現出來。指出簡文所反映的歷史背景,是秦穆公在求得國內安定的情况下,重新喚起秦國重新稱霸的夢想,放歸子儀是爲了取得楚國的幫助,也是建立在自己國家有穩定的局面這個資本之上提出來的。
新加坡耶魯-新加坡國立大學學院顧史考教授,發言主題爲《上博竹書<魯邦大旱>探源》。《魯邦大旱》是《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中的重要文獻之一,記錄的是孔子與魯哀公及弟子子貢兩場有關魯國遭遇大旱及魯君所當采取何對策的對話。整個故事及對話內容與《晏子春秋·內篇·諫上》第十五章的故事極爲相似,甚至可謂乃同一故事的兩個不同版本。顧史考教授通過仔細辨析二者內容的區別,探討了其所以不同的源由,深入發掘了文本的思想內涵,幷以此來說明瞭一些思想史上的問題。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錢德梁教授,發言主題爲《“恒先”的創造力觀》。在本次講演中,錢教授把“恒先”作爲早期道教一個典型概念來分析,她認爲恒先的要義“自作”是道教“無爲”理念的基本內涵。錢教授强調時空的界定有助于定義創造力,幷理解這種創造力如何對人類行爲産生影響,以及爲什麽這種創造力是人類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模式。
美國哈佛大學傅希明先生,發言主題爲《關于北大簡老子的真僞性》。2009年,北京大學入藏了一批漢代竹簡,對理解早期中國具有重要價值,幾近完整的《老子》早期版本便是其精華之一。然而北大簡不是科學發掘出土,導致學者邢文對其真實性提出質疑。最近我們重新觀察和檢視了這批竹簡,以此爲基礎,證明北大簡的真實性無可置疑。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陳侃理研究員,發言主題爲《<史記>與<趙正書>—歷史記憶的戰爭》。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趙正書》的部分記載與《史記•李斯列傳》、《蒙恬列傳》同源,但另一些記載却與《史記》迥异,最引人注目的是《趙正書》,以胡亥繼位爲秦始皇臨終欽定,而非趙高、李斯密謀後矯詔詐立。兩者的异同,反映出漢初對秦代歷史存在不同的認識。《史記》在胡亥繼位問題上,自然地接受了當時占據主流的歷史認識。這種認識來自于楚人反秦的政治宣傳,爲漢朝所繼承,幷通過《史記》,最終戰勝了其他的歷史記憶,深刻地影響了後世。
武漢大學陳偉教授,發言主題爲《秦漢簡牘“居縣”考》。秦漢簡牘中的“居縣”一般認爲指當事人目前所居之縣。陳偉教授亦曾認爲“居縣”既可指當事人目前所居之縣,也可指其家鄉所在之縣。通過對相關資料進行分析,陳偉教授發現過去對簡牘的斷讀和對“居縣”的認識都有修訂的需要,“居縣”實爲當事人家鄉所在之縣。在出土文獻中,有“居縣”與“死所縣”相對的文例,可以證明這一點。之前舊說,應當放弃。
日本中央大學阿部幸信教授,發言主題爲《長沙吳簡所見的“市布”》。入市布簡與布簿的關係有三:一,民入市簡與入布簡、入調簡分開統計但以鄉爲單位匯總核算;二,存在對吏入市布簡有統計整理的二次記錄;三,吏“市布”簿籍與爲常規稅務製作的布簿分別管理。指出長沙簡“調布”之“調”本質在于調整物流,而非賦課之意。
美國羅格斯大學助理教授Sukhee Lee,發言主題爲《來自死者的故事:出土墓志與觀察前現代中國社會歷史的新視角》。認爲利用新出的考古發現,尤其是墓志銘,學者們可以對中國古代的社會精英發展出一個革命性的認識。當下歷史學家能够根據前所未知的細節去探究前近代的中國社會精英究竟如何,他們如何結成姻親網絡,他們與當時的國家政府保持一個怎樣的關係。
北京大學韓巍副教授,發言主題爲《北大藏秦漢簡牘物質形態的考察——兼釋對漢簡<老子>真僞的質疑》。言簡册背劃綫在簡册編連中起著重要的指示作用,北大簡整理過程中曾對簡册背劃綫的觀測與認識存在一些問題,導致有竹簡的背劃綫被遺漏,但幷不能由此推出北大簡《老子》爲僞或整理者二次作僞的結論。指出北大簡《老子》所出現的背劃綫的現象,也可見于北大簡《趙正書》和《周馴》,以及一些清華簡;可見從戰國至西漢中期,在竹筒上刻劃“螺旋狀”劃綫的做法是一種穩定的工藝傳統,不構成證僞的證據。
韓國成均館大學金慶浩教授,發言主題爲《出土文獻<論語>在古代東亞史中的內容和展開》。韓國和日本的古代目見的使用時期大體在6世紀末至8世紀末,因此通過討論這個時期從中國流傳而來的漢字文化和木簡的相關性,使得對古代東亞社會進行實證研究也成爲可能。古代東亞國家的中央集權統治,是吸收從中國傳入的律令體制而建立的。通過文書行政,中央和地方的有效統治體制確立、以儒家爲代表的統治理念的普及等,構成了以上古代國家成立的重要要素。因爲諸要素都是以漢字爲媒介而傳播,因此對官吏而言,熟知《論語》、《孝經》等與國家治理理念密切相關的經典成爲一項必須;而能通過實證材料確認與此相同的古代東亞社會狀况的,便是出土文字資料《論語》。
論壇最後,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鄧小南教授做總結發言。鄧教授表示,“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分論壇是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成立以來的第一項工作,中國出土文獻始終引起東西方學術界的持續關注,這門國際性學問近些年在海內外廣泛交流、進展良好;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文研院)面向人文與社會科學各個學科,推動基礎學科的研究發展和跨學科的交叉合作,促進國際學界的深度交流;文研院即將開展“早期中國與中華文明”等凝聚議題,6日下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的兩位研究員將作客北大文研論壇,就“二里頭與陶寺,究竟哪一個可以稱爲最早的‘中國’”展開辯論,届時歡迎各位來北大,參與文研院的活動。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16年11月10日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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