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廣場東漢簡牘中有一則“孟負伯錢”案，涉及簡692（木兩行2010CWJ1③:263-42）、簡619（木兩行2010CWJ1③:261-105）、簡494（木兩行2010CWJ1③:245）及簡515（木兩行2010CWJ1③:259-2）四枚簡牘。張朝陽[1]、黎明釗[2]、劉子鈞[3]等學者對該案案情均有探討，且在斷句、涉案人員身份等諸多細節上形成一定共識。蔣丹丹在分析五一簡所見流民與客的問題時，關注到此案中“客”這一身份問題[4]。學者們的研究已使該案有了較為清晰的脈絡，但筆者對簡692中部分涉案人員的身份信息還有進一步補充。為便於討論，現將簡692的簡文贅陳於下：
　　江陵世，會稽綱，下坯徐、建、申，交阯孟、信、都，不處年中，各來客。福，吏；次，今年
　　四月六日兼庾亭長。伯賣篷，孟債為桂陽送穀。船師張、建、福辟車卒，月直　　（六九二 木兩行2010CWJ1③:263-42）[5]
　　簡文提到“伯賣篷，孟債為桂陽送穀”。篷為船的一種，孟因買伯的篷船欠下債務，欲向桂陽郡運糧以償債。簡文還提供了孟等人的身份信息。孟與世、綱等皆是外地人，不處年中各來臨湘為客。關於此處“客”的解釋，張朝陽、黎明釗均認為是客商，蔣丹丹則以為是客傭。故孟的身份存在疑義，既可理解為客居臨湘的交阯商人，也可指以傭作為生的雇傭勞動者。而將張、建、福的身份視作船師，諸家皆無爭議。綜合下來，對於孟等人的身份目前有兩種意見。一是如張朝陽、黎明釗所認為的，孟是客商，雇傭船師張、建、福與車卒，以船運穀至桂陽[6]；二是如蔣丹丹所言，孟、建等人的身份俱是是客傭，孟或為私人船主，建與張、福則是一支船隊（船師），且辟有車卒[7]。
　　筆者同意蔣丹丹對“客”的理解，也認為孟等人的身份是客傭而非客商。同時筆者建議將簡文中的船師與張、建、福斷讀，改成“孟債為桂陽送穀，船師。張、建、福辟車卒”。如此，則明確孟當前的職業是船師，而張、建、福為車卒。
　　首先，簡692是對涉案人員的身份介紹，先言人名，次及身份，符合該簡斷句標準。如“福，吏”，“次，今年四月六日兼庾亭長”，都是在名字之後言明身份。同理，辦案人員匯報案情時，說到孟“債為桂陽送穀”後，再書寫其當前身份為船師合情合理。張、建、福也一樣，“辟車卒”可以理解為被辟為車卒。三人名字之後緊跟職業為車卒，也符合斷句標準。簡末的“月直”可能就是他們三人為車卒的傭金。
　　其次，五一簡發掘簡報公佈的J1③：325-1-140 “王皮木牘”中，有船師王皮運糧一事，與孟債送穀可做比對。“王皮木牘”記錄了船師王皮“船載官米”，向武陵郡伏波營運送軍糧，并可得“僦米六百卅斛”的報酬，但卻因與“孝”有債務糾紛而耽誤了運糧之事[8]。蔣丹丹在文中也提到了該木牘，并以此說明船師的身份。但有另一枚簡牘也與“王皮案”相關，可以作為本文的論據。如《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以下簡稱《選釋》）簡六五記錄了“又次妻孝自言，皮買船，直未畢”[9]。可知王皮的運糧船是從孝處買來的，且尚未結清債務。這說明船師可經購買成為船隻的所有者，且可受雇于人以運送物資獲取報酬。簡692孟的情況與王皮極為類似，也是買船為他人送糧。我們可以推斷孟的身份也與王皮一樣，都是擁有船隻的船師，為他人運送物資獲取雇值來維持生計。
　　關於船師的身份，朱德貴、齊丹丹認為是私人船隻或船隊的所有者，主要以受雇運輸為營生[10]，這個判斷是精當的。五一簡中所見臨湘地區居民的生計方式中有“以庸債為事”的記錄，《選釋》整理者釋“庸債”曰：“以庸償債”[11]。從王皮與孟的事跡中看出，船師這個職業應是“以庸債為事”的一種，孟的身份自然不可能是客商了。故將“各來客”釋作各來臨湘為客傭再恰當不過。另外，孟的船是從伯處買來，簡464又有“我賈人，前賣船責得錢”[12]的說法，可見賣船者方為賈人，則伯的身份是商人、客商更具合理性。
　　總之，孟的身份是從交阯來臨湘的客傭，買船后成為船師，以受雇運貨為生計。張、建、福則不是船師，他們被辟為車卒，有“月直”，也應是“以庸債為事”。簡692簡尾應斷作“孟債為桂陽送穀，船師。張、建、福辟車卒，月直”。而且張、建、福是涉案人員，雖可能和孟送穀之事有關，但未必屬於孟的船隊。黎明釗推測車卒的身份，是從臨湘縣城運貨到湘州商舟停泊之地的雇工[13]，頗有參考價值。這幾人中，建是來自下坯的客傭[14]，在臨湘為車卒，能說明外地來臨湘的客傭可從事不同職業。他們的流動性較強，生計選擇也較為多樣。
　　 

[1] 張朝陽：《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所見交阯——長沙商道》，王捷主編：《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第六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第174-187頁；張朝陽：《東漢臨湘縣交阯來客案例詳考——兼論早期南方貿易網路》，《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第78-84頁。
[2] 黎明釗：《試析長沙五一廣場出土的幾枚東漢簡牘》，收入黎明釗、馬增榮、唐俊峰主編：《東漢的法律、行政與社會：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探索》，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第11-31頁。
[3] 劉子鈞：《五一廣場東漢簡牘“孟負伯錢”案再探》，簡帛網2020年04月04日，http://www.bsm.org.cn/?hanjian/8238.html。
[4] 蔣丹丹：《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所見流民及客——兼論東漢時期長沙地區流動人口管理》，鄔文玲主編：《簡帛研究二〇一七（秋冬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229-238頁。
[5]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贰）》，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第67页。
[6] 分別參見張朝陽：《東漢臨湘縣交阯來客案例詳考——兼論早期南方貿易網路》，《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第81、83頁；黎明釗：《試析長沙五一廣場出土的幾枚東漢簡牘》，收入黎明釗、馬增榮、唐俊峰主編：《東漢的法律、行政與社會：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探索》，第21頁。
[7] 蔣丹丹：《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所見流民及客——兼論東漢時期長沙地區流動人口管理》，鄔文玲主編：《簡帛研究二〇一七（秋冬卷）》，第235頁。
[8] 參見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發掘簡報》，《文物》2013年第6期，第22頁。
[9] 整理者亦指出此簡與“王皮木牘”相關。見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第170頁。
[10] 朱德貴、齊丹丹：《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所見若干經濟史料初探》，楊振紅、鄔文玲主編：《簡帛研究二〇一五（春夏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94頁。
[11]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第169頁。
[12]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贰）》，第19頁。
[13] 見黎明釗：《試析長沙五一廣場出土的幾枚東漢簡牘》，收入黎明釗、馬增榮、唐俊峰主編：《東漢的法律、行政與社會：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探索》，第23頁。
[14] 張朝陽、黎明釗為解決“下坯徐、建、申”與“張、建、福”兩處的“建”身份為客商與船師的矛盾，將兩處的“建”作二人處理。分別參見張朝陽：《東漢臨湘縣交阯來客案例詳考——兼論早期南方貿易網路》，《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第80頁；黎明釗：《試析長沙五一廣場出土的幾枚東漢簡牘》，收入黎明釗、馬增榮、唐俊峰主編：《東漢的法律、行政與社會：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探索》，第19頁。當然，這樣解釋未嘗不可，簡文中的“福”也出現兩處，同名不同人。但把建看作兩人未有確據，且如果“客”釋為客傭，則下坯來的建客傭在臨湘為車卒，便不再有身份上的矛盾。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為2022年12月19日10：26。）